至今犹记渠首情
站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陶岔，雄伟的大坝耸立在蓝天白云下。放眼南望，青草萋萋，丹水悠悠，水天一色，美不胜收。众所周知，今年汛期后，千载奔流的汉江水将从水源地丹江口水库，通过1000多公里的输水干渠一路北上，润泽干渴的华北大地。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1968年至1974年6年时间里，在陶岔渠首工程工地，4万余邓州儿女在这里肩挑背扛，战天斗地，用汗水和智慧克服一道道技术难题，完成了中线工程建设的第一步，谱写了最早进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的伟大篇章。6年时间里，开挖的土方若筑成1米高1米宽的墙可绕地球一周半，使用钢筋混凝土5.5万立方米；6年时间里，邓州人民向工地支援粮食4.5万斤，现金1亿多元；6年时间里，致残的邓州民工2280多人，141位民工的血肉之躯永远埋藏在渠首两岸……
住草棚，喝黄水，吃窝头——艰苦得让后人掉泪的环境
现年76岁的赵龙章老人，曾于1968年至1970年在陶岔渠首担任工程技术员。赵龙章介绍，1967年上半年，水利部通知“长办”（长江流域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前身）及河南、湖北两省，研究引汉渠首开工建设问题。
1968年冬，邓州率先组织国家干部及民工5000多人，用30天时间，完全依靠群众力量修筑了两条砂石公路，修建了5000多间茅棚，并建起了粮库、煤场、供销社、医院、汽车站等，各项前期工作准备就绪。1969年1月，邓州又抽调500多名国家干部，组织两万名民工，从几十里甚至一百多里外，用架子车拉着棍棒、柴草、棉被、红薯等原始工具和生活物品，浩浩荡荡开赴渠首陶岔。
赵龙章告诉记者：“当时正值‘文革’高潮时期，物资极度匮乏，国家的工程补助还不能马上到位，但邓州基层干部、技术人员、民工积极呼应国家号召，自筹钱、粮、物从四面八方奔赴工地。”
陶岔工程一上马，民工们就展开了一场“住草棚——喝黄水——吃窝头”的苦战。由于工棚是冬天用黄胶泥冻土搭建的，到了1969年春天天气转暖，几十个人一座的工棚里到处是泥水，热气不断蒸腾，民工们就睡在这潮湿、闷热的工棚里。
而最突出的问题是吃水，几万人吃水靠挖土坑、淘土井，但出来的是黄泥水，凑合着澄一澄再用。“一天三顿饭，几乎顿顿是红薯窝头加高粱面汤，不少人得了严重的胃病。”67岁的刘殿信告诉记者，尽管条件艰苦，但在绵延20多里的建设工地上，彩旗招展，人山人海，到处是“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南水北调、引汉济黄”的大幅标语。民工们黑压压、一片片，挥镐挖土，肩挑车拉，挥锤打钎，开山炸石，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口号声此起彼伏。
1969年1月，为了大干快上，来自邓州的民工迅速增加到4.2万人，南阳县、镇平、方城、唐河、新野、社旗六县又抽调4.3万人，浩浩荡荡开到了工地总干渠。由于国家经济条件限制，同年10月工程战线缩短，在干了半年之后，师部撤销，6个县民工全部撤回，而邓州的数万名民工仍坚守在建设一线，直到工程竣工。
挖“神仙土”，制“爬坡器”，架“飞车”——渠首土地埋藏着带血的青春
1969年7月，引丹工地第一期工程进入攻坚阶段。翟家营以北的工段，土质全是礓石组成，又硬又顽，十几斤重的大钉耙用力挖下去只有三个白点，几十个人半天挖的土不够一个人半天拉。在施工实践中，民工们摸索出了一种“神仙土”的开挖方法，大大促进了工效。
曾参加过工程建设的屈泽江老人告诉记者：“挖‘神仙土’就是在上边开一道口子，然后在口子的底部掏进去几尺深，再从上面用一行钢钎砸下去，让人用锤往下别，一批土别下去，就有几十车。”因为这种办法大大提高了效率，整个工地大都采用此类方法。挖“神仙土”虽然高效，但有极高的危险性，往往下边的民工在掏土时，上边的土会垮下来，不少民工因此致残或牺牲。
“陶岔两岸和渠底的每一寸工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都掺着民工们血和汗，渠首就是我们用血、用生命建成的……”屈泽江动情地说。
引渠、总干渠大量是土石方，引渠刚开始挖，靠的是人力和简单的工具。但随着工程的进展，渠深了，坡陡了，也长了，原来3个人负责一辆架子车，又增加到5个人一辆，从沟底往上运土还显得困难。于是，民工们发明了“爬坡器”，使效率前进一大步。
但随着坡度的渐次增高，这些“小机器”逐渐有些“力不从心”。一位叫刘自武的技术能手通过钻研，想出了好办法：拆掉“东方红”拖拉机的履带，用拖拉机牵拉钢丝绳带动架子车，又可换挡，重架子车可用钩挂在钢丝绳上随转动而上。一辆拖拉机两条线可同时带动二十几辆架子车向上运土，提高工效几十倍。很快，4.4公里长的引渠两岸摆放了三十二台东方红拖拉机，那阵势非常壮观，好似一字排开的坦克战阵。
靠民工的胆识，随之又解决了空车下坡的问题，民工们称之为“飞车”。
屈泽江介绍说：“‘飞车’就是在架子车车轴上安上踏板或踏棍，操纵时，车尾朝下，人在后，下坡时，人压车把，脚蹬踏板或踏棍，后尾翘起，人体就在车把上，靠倾斜坡度让空车向下飞驰。那时候，引丹工程动用一万辆架子车，你飞他也飞，你前边飞，他后边追，上下交错运动的场景，非常壮观。”“由于车速太快，加之一条道上前后都有车，飞车到了渠底，有时因刹车稍不及时，人就会一个跟斗翻出几丈远，摔得头破血流，有的甚至献出生命。
乐于吃苦，无私奉献，改天换地——邓州人没有立碑的“渠首精神”
1974年8月16日，在陶岔渠首举行隆重的通水典礼，数万人参加。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清凌凌的丹江水翻腾流出，人们欢呼声久久回响，纷纷奔走相告：啥时能流到北京，让首都人民喝上丹江水该多好啊！
渠首工程从勘察、设计到施工，自始至终受到中央首长和各级领导以及国际政要、名流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王任重，原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副部长李伯宁先后前来参观指导，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几次来工地具体指导。美国、巴西、日本、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科学家、教授先后到工地来考察。当时“周游列国”的联合国原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惊叹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流引水工程，竟然没有一块碑文。”
渠首工程是邓州人的心血工程，邓州人民勒紧裤带，竭尽全力支援前方。屈泽江告诉记者，当时的渠首工程，国家投资5520万元，而邓州人民投工投料投资总计1.32亿元，是国家的两倍以上。若按现价估算，至少需要9.9亿元。据调查，当时邓州全县17至30岁的青年35万多人，有20万人到陶岔一线战斗过。8年中，邓州550多个大队，支书、队长、民兵营长，基本上轮流一遍。21个公社，多数由副职挂帅，抽调一半干部到陶岔工程，一直奋战到底。邓州各单位均抽出干部为工程服务。为了陶岔工程，邓州绝大多数生产队很少建房屋，很少购买新式生产工具。
40多年前，邓州人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智慧乃至生命，建成了4.4公里长的引渠、陶岔渠首闸、8公里长的引丹总干渠以及下洼枢纽，这项工程不仅是我国水利建设的奇迹，也是世界上跨流域引水工程中最长最大的自流工程，为2009年国家开工建设南水北调渠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火热的战斗生活，改造了自然，锻炼了人，创造了工程奇迹，也创造了不朽的“陶岔精神”，这种精神是邓州人民万众一心、勇挑重担、战天斗地的革命干劲，是邓州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拼命精神，是邓州人民科学勘察、设计、施工，一丝不苟的敬业品德，这种精神整整影响了邓州一代人，这种精神就像一块丰碑，将永远铭刻在邓州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