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政策“三个效应”待解
综观5月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经济仍在低位运行且压力较大，前期系列稳增长政策的叠加效应尚未完全显现，主要原因在于调控政策存在替代效应、时滞效应和漏出效应。为增强稳增长政策效果，实现全年增长目标，需要从组织、体制、机制和政策角度压缩三个效应。
经济下行压力大需要稳增长
5月份，投资、消费、出口、工业生产、房地产开发和销售等主要指标，总体上延续今年以来的增速回落态势，个别指标的小幅提升还没有形成趋势性变化。消费和生产价格、财政收支、PMI和各类信心指数等表明，宏观经济运行依然处在相对低位。
经济增长说到底是为了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有活干，有钱挣”。持续低增长将影响就业增加和企业盈利能力，目前部分地区和行业的失业率增加，企业亏损较为突出，稳增长日益紧迫。
首先是区域经济分化仍在继续。前五个月，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比前四个月分别回落0.5个和1个百分点；东北地区5月工业增加值下降4.6%，降幅比4月扩大0.4个百分点。调结构、转方式在东部地区初见成效，但起步较晚、机制滞后、基础薄弱、结构单一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还将经历较长时期痛苦。其次是煤炭、钢铁、水泥等传统带动经济的支柱行业，投资和利润持续下降，工业生产也低位运行或者有所下降。前五个月，轿车产量下降5.2%，带动粗钢产量下降1.6%；发电量仅增长0.2%，火力发电量下降3.1%，在节能技术提高背景下，带动原煤产量下降6%。这些都是过去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关键性的上游行业，对区域经济、就业、税收贡献大，一时半会儿难以被替代。
根据国际经验，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保持经济总体稳定。历史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转型，进入高收入阶段，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却因为经济不稳定、社会矛盾激化等原因，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一个经济体在传统发展优势弱化、向高收入水平迈进的过程中，经济稳定、制度变革、科技创新、社会稳定是能否成功跨越陷阱的关键条件。我国刚刚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从经济角度看，既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也要保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
稳增长效果受制于
“三个效应”
今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多项稳增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先后两次降息降准，累计增加2万亿元左右的可贷资金，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下降0.5个百分点，目前名义利率已接近历史低位，理论上最多可为企业节约利息费用4300亿元。财政投资政策方面，前五个月国家发改委已审批近7200亿元基建项目，财政部两次下发地方债置换额度2万亿元，已经超过地方政府今年偿债1.86万亿元的需求，地方政府推荐近2万亿元PPP项目名单，涵盖水利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等领域。消费政策方面，通过金融和财税政策，支持信息、绿色、住房、旅游、教育和文体、养老等六大领域消费。外贸方面，下调奢侈品进口关税，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提升口岸工作效率，新增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推动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外经贸稳增长提质量。此外，还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计划。
但目前看调控效果尚不够明显。从总量看，一季度经济增长7%，4月份以来各主要经济指标基本持平或略有回落，上半年经济增速难以高于一季度。从各项政策看，货币政策虽然降低了企业还贷成本，但银行为防风险放款谨慎，企业融资难问题并未明显缓解，贷款实际利率没有明显下降。且企业贷款需求疲弱，银行中长期贷款占比回落至47%。投资缺乏资金支持，前五个月，投资到位资金增长6%，低于完成投资增速，其中国内贷款下降6.3%，大型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下降20%。前五个月，消费也仅增长10.4%，今年以来总体呈回落态势，而且明显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外贸政策不断调整，但受汇率高和科技创新慢影响，进出口下降7.8%，出口仅增长0.8%，全年外贸增长6%的目标恐难实现。
究其原因，主要是调控政策存在“三个效应”。一是替代效应。我国经济处在“破旧新待立”的接续期，过去的重点产业和增长点持续下行，抵消了部分稳增长政策的效果。如钢铁和煤炭行业价格走低，停产企业和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即使政策支持的新增长点有效果，也难以充分体现在GDP上。二是时滞效应。受行政审批程序、地方政府抓经济积极性、利益受损方抵制等影响，很多政策特别是投资类政策无法立竿见影，效果显现还需要一个过程。三是漏出效应。受体制机制、组织制度、能力愿望等影响，部分政策无法完全实现预期目标。比如在经济下行期，过去支持传统行业的银行贷款信用风险迁徙，银行资本占用上升，可贷资金规模受限，过去无效、低效的金融资源配置，造成当前的信贷供给不足，此时降息降准也难以促进资金流向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在利率市场化和股市繁荣周期中，资金大量流向股票、基金等资本市场，虽然企业也能够通过IPO、资本运用、减持套现等方式为企业融得一定资金，但主要是新兴领域和强强联合型企业，且更多的情况是资金在金融机构和股民之间的再分配，无益增加社会财富。
优化稳增长政策
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既需要稳增长政策和调结构改革同时推进，也需要将政策执行中的“三个效应”压缩到最小，增强政策灵敏性，防止“效果不明显—政策不断加码—力度过大—负面效应大”的现象出现。
稳增长要发挥逆周期调节政策作用。应继续加大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11大工程包的支持力度，为民生领域融资，为商业银行跟进创新领域融资提供示范。加快资本市场改革步伐，更好发展股权融资，为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领域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多渠道、低成本融资通道。将有限财政投资和税费减免用在民生、创业、创新、三农等短板领域，兼顾稳增长、调结构和转方式。
处理好传统产业人员和资产，减少调控政策“替代效应”。产业结构调整过程需要始终把握好就业稳定和企业适当盈利两个目标。为此，传统产业要升级和淘汰并重。升级是发挥现代技术、优质资产、规模经济、科学管理的协同作用，保持适度产能。淘汰不是简单的放弃，关键要通过转岗、创业、退休等方式分类处置从业人员；在统一发展规划和去产能计划下，通过兼并、拍卖、抵债、关停、出口等形式公开公平处置企业资产，完善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参与传统行业资产处置的金融服务制度。
改革投融资体制，堵住调控政策“漏出效应”。从流动性、储蓄率等角度看，我国经济发展不缺资金，关键是要选好项目和方式，管好用好资金，改革投融资体制，撬动社会储蓄转向投资。应加快完善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和综合化经营进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融资；规范影子银行监管，畅通货币政策传导；进一步实施定机构、定行业、定地区的定向降准等定向调控方式，实现精准调控；完善PPP法律法规和社会信用环境，确保参与各方平等协商、诚信守约、优势互补、各得其所；加快资金、土地、资源、能源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结合市场机制作用规律，更好发挥调控政策作用。
落实简政放权并强化政府激励约束，压缩政策“时滞效应”。进一步提高政策的协调性、便捷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完善政府间政策落实考核，引入第三方评估，加快落实简政放权举措，加快推广上海等自贸区成熟经验，引入企业和民众监督机制，建立近零成本的企业经营和法治监督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