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刘少奇：在毛心中比周分量重

来源：当时徐佛观并不清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后来留心打听，才知道他是理论和组织的重镇，在毛泽东面前的分量，远在周恩来之上”。

核心提示：当时徐佛观并不清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后来留心打听，才知道他是理论和组织的重镇，在毛泽东面前的分量，远在周恩来之上”。

刘少奇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2013年05月08日16版，作者：朱鸿召，原题为：《徐佛观，国民党少将观察员的延安观》。本文系节选。

徐复观，曾名徐佛观。1943年,  他以国民党少将观察员身份受命派驻延安，写下见识深刻的观察报告，受到蒋介石格外的关注与器重。他还深得毛泽东赏识，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与其雄辩国际局势和探讨儒学。他看《整风文献》，还把它推荐给胡宗南。随着国民政府颓势已成定局，他选择远离政治，以文化拯救世道人心。一九五零年代，由他创办的《民主评论》杂志，成为港台地区新儒家思想的主要舆论阵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徐复观作为一位台湾学者被介绍到大陆，其著述《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等在当时的知识界和读书界颇得清誉激赏。近年来我在研读延安学文献中，获悉这位徐复观先生，曾经名为徐佛观，以国民党少将观察员身份受命派驻延安，写下见识深刻的观察报告，当时就受到蒋介石的关注。时隔近七十年，仔细研读之，仍然让我为之心生崇敬。

看过延安把脉点穴国民党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接受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自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八年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处先后派遣六批约十人次的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其中有的还带有家属和工作人员。这些联络参谋的职责是：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第十八集团军的联系；了解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实际作战情况，并随时向上峰报告；同时，如实观察汇报八路军的战斗消耗和困难，俾以及时给予补充。在这些联络参谋中，有同情并支持八路军抗战的，有从事特务情报工作的，有生活作风不检点的，唯有徐佛观在延安公开绝食表示抗议，对延安整风运动做认真观察和深入研究。他撰写的延安观察报告，警示如果国民党不思改过，共产党将会夺取全面政权，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并促成以后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他先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企图通过拯救国民党来挽救中国；尔后退出政坛，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探寻中国现代社会发展道路和中国人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可能。

徐佛观（1903～1982），湖北浠水人，原名秉常，字佛观，一九四四年结识熊十力拜其为师，由老师为其改名为复观。徐佛观出身耕读人家，父亲以乡间塾师为业，勉强维持生计。这个家庭在给予孩子良好的启蒙教育同时，还让孩子参加农村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砍柴、放牛、捡棉花、摘豆角，这都是我二十岁以前寒暑假中必做的功课。我父兄的艰辛，一闭目都到我眼前来了。所以我真正是大地的儿子，真正是从农村地平线下面长出来的。”这种农村生活的早年经验，在他看来是一个中国人学习掌握自己文化精神的根脉所在。

一九二三年徐佛观从武昌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过小学教员。不久，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北国学馆。当时的阅卷人是国学大师黄季刚，对于徐佛观的答卷十分欣赏，曾在课堂上夸奖，“我们湖北在满清一代，没有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们黄州府的人……”他当时的同学介绍，“徐先生天资过人，任何繁复文字，看过一遍，即能道出其中要领。常放言高论，压倒群伦；有时举止脱略，自校门进入，手持甘蔗，且走且啃，旁若无人……徐先生的自习室在楼下，夜间多高声朗诵。”限于时代环境和家庭条件，徐佛观读书期间还兼任小学教员，以弥补生计。

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攻占武昌，湖北国学馆关闭，徐佛观被迫放弃求学生活，卷入时代激流之中。他参加国民革命军，担任营部书记，军旅途中广泛阅读了《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革命著述。但是一阵浪潮过后，徐佛观差一点被当作共产党而杀头，惨痛的经历促使他断然退出政治活动，继续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一九二八年他获得机会留学日本，先后就读明治大学经济学系和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在此期间，他比较多地涉猎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著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徐佛观因为参加抗议日本侵略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监禁后，驱逐回国。为了生计，他经人介绍到广西的国民革命军中任职。两年后离职，成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的幕僚。此后大约五年时间里，他跟随黄绍竑走南闯北，协助其侦察进军新疆路线，驻节归绥，筹划沪杭甬抗日军事防御方案，特别是直接参加指挥山西娘子关战役，亲眼目睹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涣散混乱，黎民百姓流离失所，深深地刺痛了一颗书生报国之心。“在娘子关一役中，我深切体验到，并不是敌人太强，而是我们太弱。我们的弱，不仅表现在武器上，尤其表现在各级指挥官的无能。无能的原因是平时不认真地求知，不认真地对部队下功夫。再追进去，内战太久，赏罚一以派系为依归，使军人的品格及爱国心受到莫大损伤，更是根本原因所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涣散杂乱不同的是，徐佛观看到的共产党八路军，从容镇定，行动迅速，特别是一些高级将领们，其精神状态与国民党将领截然相反。有一次阎锡山在太原宴请国共双方高级将领，徐佛观“留心观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面黄肌瘦。萧克坐在我的左边，从颈延髓的地方，陷入很深”。但是，这些八路军将领们“他们对情势的估计，比我们清楚得多。并且他们早已胸怀大志，当时是急忙展开建立太行山基地工作的”。他们的行动干净利落，往往是神不知鬼不觉。另有一次在石家庄，徐佛观聆听了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的演讲，对黄绍竑说：“我们可能还没有这种人才。”黄绍竑只有笑而不答。

一九三八年春，徐佛观离开黄绍竑，任国民革命军八十二师团长，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军官集训。随后，以战地党政委员会战地政治指导员名义，考察鄂东地区和冀察战区。曾短暂时间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高级参谋，因派系斗争，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调到重庆中央训练团任教员。一年后，经人介绍认识唐纵，并被推荐给康泽。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复兴社总书记的康泽，任命徐佛观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康泽晚年回忆，“关于被派到八路军的联络参谋，是与别动队有联带关系的。一九三八年五月，我虽解除了别动队总队长职务，但派到八路军的联络参谋的更动，仍规定由我提出，直到一九四五年十月我出国，才完全由军令部第二厅直接任用管理”这里所说的“别动队”，是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基础上成立的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武装特务组织。康泽兼任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直接受蒋介石领导。所以，派驻延安的八路军联络参谋，实际上都同时兼有国民党特务职责。

一九四三年五月八日，徐佛观、郭仲容同时受派担任联络参谋，接替陈宏谟、郭亚生，从重庆来到延安。他们经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后，雇用毛驴骑到延安。郭仲容是四川人，曾与罗瑞卿、任白戈同学，此次受命出任八路军一二○师联络参谋。“由于前后来的联络参谋在我军内不断搞特务活动，我们向国民党提出了抗议。于是，从一九四一年冬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我们不许联络参谋再上前线，而只让他们留在延安。”所以，郭仲容自始至终都和徐佛观同住在延安交际处。徐佛观是受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也是到延安军衔级别最高的联络参谋。这两位联络参谋骑着毛驴进延安，不摆架子，不唱高调，一开始就给中共方面留下比较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