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顺治皇帝为何痛恨自己亲叔叔多尔衮？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11.17—1650.12.31)，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1626年封贝勒;1636年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1643年辅政，称摄政王;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问鼎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1650年去世后，先追尊为成宗义皇帝，后被顺治帝追论谋逆罪削爵;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人物生平
零岁 公元1612年11月17日(明万历四十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出生于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
一岁 1613年2月，阿巴亥的母国即海西女真乌拉部被努尔哈赤所灭，所幸努尔哈赤对阿巴亥非但宠爱未衰，还更增了几分。
四岁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迁都辽阳。
九岁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分封八旗。多尔衮与弟多铎被合立为一个和硕额真，同掌一旗。这是多尔衮参与到后金政治架构中的第一步。
十二岁 公元1624年，娶蒙古科尔沁部十四岁的博尔济吉特氏为妻。
十三岁 公元1625年，后金国迁都沈阳。
十四岁 公元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足以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多尔衮晋贝勒;农历八月十一，努尔哈赤死;次日，农历八月十二，大妃阿巴亥生殉;农历九月一日，皇太极登汗位，宣布将多尔衮、多铎兄弟二人“恩养”于宫中，交由大福晋照看。
十六岁 天聪二年(1628)，从后金汗皇太极征察哈尔蒙古多罗特部，获敖木伦(今大凌河上游)大捷，俘众万余，以功赐号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的统帅)，封固山贝勒。
十七岁 天聪三年(1629)，从皇太极自龙井关(今河北遵化东北)入明边，与贝勒莽古尔泰等围攻北京，败山海关援兵于蓟州(今天津蓟县)。
十八岁 天聪四年(1630)，还师先行，再败明军。
十九岁 天聪五年(1631)，初设六部，受命掌吏部。参加大凌河城(今辽宁凌海)之战，率先冲击，勇胜明总兵祖大寿部。与贝勒阿巴泰等奔袭锦州，击败出城明军。
二十岁 天聪六年(1632)，与贝勒济尔哈朗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西南黄河岸俘蒙古部众千余。
二十一岁 天聪七年(1633)，皇太极问进军方向，力主以征明为先，奏言乘机入明边、围北京，被采纳。
二十二岁 天聪八年(1634)，纵掠山西等地。
二十三岁 天聪九年(1635)二月，任统兵元帅，贝勒岳托、萨哈林、豪格等为副帅，以正黄旗固山贝勒纳穆泰为左翼，以吏部随政图尔格为右翼，统兵万余招抚察哈尔蒙古林丹汗子额哲，深入青海却只围不攻，秋毫无犯，怀之以柔，耗时半年，而终使察哈尔十万兵马投诚，获元朝传国玉玺“制诰之宝”，随率林丹汗的众后妃与其子额哲班师还朝。回军途中掠山西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斩六千余人,俘获甚众。九月五日，凯旋大军班师过辽河，皇太极亲率众福晋、贝勒及文武群臣出迎数十里。
二十四岁 清崇德元年(1636)，晋封和硕睿亲王。为配合武英郡王阿济格进关攻明,受命与多铎率兵攻山海关,以牵制明军。继从皇太极进兵朝鲜(今朝鲜、韩国)。
二十五岁 清崇德二年(1637)，同肃亲王豪格进克江华岛(今属韩国)，迫使国王李请降。
二十六岁 清崇德三年(1638)，监筑辽阳、都尔鼻城(今辽宁彰武),治盛京(今沈阳)至辽河大道。旋授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四旗兵与扬武大将军岳托所率右翼军大举入关攻明，越北京至涿州(今属河北)，分兵八路，乘虚掠山西及保定(今属河北)地区，击败明总督卢象升部。继破济南，掠天津等地，凡二十余战皆捷，克城四十余座，俘掠人口二十五万余。
二十八岁 清崇德五年(1640)，率兵参加松锦之战，与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轮流充任前方统帅，以筑城屯田、围城打援之策，进围锦州，败明军于宁远(今辽宁兴城)、杏山(今凌海西南)、松山(今锦州南)间。
二十九岁 清崇德六年(1641)，以私遣甲兵归家罪，降为郡王，被罚银万两。后两次围锦州。
三十岁 清崇德七年(1642)二月，参加松山决战，大败明蓟辽总督洪承畴所统八总兵十三万人，俘洪承畴。三月，迫前锋总兵祖大寿献锦州城降，获松锦大捷。 进克塔山(今葫芦岛东北)，歼明军七千余人，再破杏山。师还复亲王爵。
三十一岁 清崇德八年(1643)，在皇太极卒后，立年幼福临为君(是为顺治帝)，与济尔哈朗联合辅政。旋称摄政王，实掌军政大权。
三十二岁 顺治元年(1644)四月，以奉命大将军率阿济格、多铎等统满、蒙、汉军十余万攻明。在山海关东威元堡诱降前往乞师的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约十万(一说六万)。五月攻取北京，确定迁都于此，以武力统一全国。制定了先攻农民军，后灭南明政权，联合汉族官僚地主势力，以汉治汉的方略。六月，分遣部将抚定山东、河南、山西、天津等地，拱卫京畿地区。遣辅国公吞齐喀等赴盛京奉迎顺治帝至京。致书南明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劝其削藩称臣。十月，受封叔父摄政王。旋命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合击大顺军于陕西。
三十三岁 顺治二年(1645)初，命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为统领，率准塔、谭泰等代豪格征山东。三月，命多铎分兵三路南下，四月屠扬州，五月占南京，于芜湖(今属安徽)俘弘光帝朱由崧，相继灭亡弘光、隆武等南明政权。晋封皇叔父摄政王。六月以剃发令激起江南各地民众的反抗，相继派兵镇压。闰六月，命兵部尚书洪承畴等经略江南及粤、赣、闽、湖广、云贵等地，以攻抚之策相继平定江南。
三十四岁 顺治三年(1646)，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攻四川大西农民军。命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征闽、浙。命多铎为扬威大将军，率师征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等。命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同耿仲明等率师征湖广。十一月，部将豪格部于四川西充凤凰山射杀大西农民军首领张献忠。
三十五岁 顺治四年(1647)，修成《大清律》，命颁行全国。七月，罢济尔哈朗辅政，独专朝政。
三十六岁 顺治五年(1648)，命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何洛会征讨降而复叛的原明将领、江西总兵金声桓。调户部侍郎额色率兵协助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镇压甘肃回民米喇印丁国栋起义。命吴三桂镇守汉中。为排斥异己，迫害豪格致死。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禁民间养马及收藏军器。命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征湖广大顺军将领李过、高一功部。十一月，晋封皇父摄政王。
三十七岁 顺治六年(1649)，两次率师亲征降而复叛的大同总兵姜?，克浑源(今属山西)等地。同年，弟多铎、嫡福晋、长嫂孝端相继去世。
三十八岁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1650年12月31日)病卒于喀喇城(今河北承德市郊)，先追尊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不久，追论生前谋逆罪，削爵。
乾隆四十三年(1778)，复睿亲王封号。已距其亡128年矣。
历史点评： 纵观多尔衮的一生，他功大于过，不失为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尤其是在清朝统一中国的问题上，他有着卓越的见识和胆量，是别人所不及的。有史学家甚至说，没有多尔衮就不可能有大清王朝268年的历史，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缔造者，是中华统一版图的杰出奠基人。但因位宠功高，擅权过甚，死后被清算，遭鞭尸之辱。
多尔衮一生功罪自有评说:为何死后遭顺治帝清算
顺治七年秋天，多尔衮患病。据说是膝盖受了伤，他用了不该使用的石膏敷治，结果使病情加剧(《北游录》)。为了调治疾病，也为了改善心情，十一月中旬他率领诸王贝勒及大批八旗官兵到塞外打猎行乐。塞北寒冷的气候和行猎时过度的劳累，使多尔衮此行再也没能回到北京。十二月初九日，他病死在喀喇城，时年三十九岁。
多尔衮死后，在他摄政时期用强权压制下去的各种矛盾一下子暴露出来。首先是皇帝本人与摄政王的矛盾。多尔衮摄政时，顺治帝福临尚小，而到顺治七年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十三岁的少年了。身为皇帝却无权力，这对福临来说，当然是件无法长期容忍之事。摄政王一死，福临必然要真正操起皇帝的权力。其次是以济尔哈朗为首的一批在摄政期受压的诸王与多尔衮的矛盾。那时他们慑于多尔衮的威望和权力，不敢有所表现，然而却从没有放弃他们那种保守落后的政见。多尔衮之死无疑是他们聚集起来，夺回失去的权力的绝好机会。另外，深受多尔衮信任与重用的一些大臣，此时也会为保住自己在摄政期间得到的权力而拼搏。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冲突，相互利用，清王朝的政局在多尔衮死后一个多月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多尔衮一死，他的亲信罗什、额克苏、鳌拜等人，即利用他的葬事大做文章。先是安排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十二月十七日，多尔衮的灵车运回京城。顺治帝与诸王大臣身着丧服到东直门五里以外迎候。从东直门到玉河桥，凡是灵车经过的地方，都有跪着哭丧的官员。公主福晋以下的命妇，则身着丧服聚集在睿王府大门内跪哭。灵车到达东直门外，顺治帝亲执玉爵为灵车敬酒，奠祭摄政王。这天夜里，满朝文武又都受命到睿王府中去守灵。接着，罗什等人又要求以皇帝的葬礼安葬了多尔衮。即使这样，他们还怕多尔衮死后的地位不牢，十二月二十五日，又通过顺治帝之口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其元妃为“义皇后”，并把他们的牌位供在太庙。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能使多尔衮这个护身符永远存在了。 与此同时，保守派的济尔哈朗等人，利用顺治帝要亲掌大权的迫切心情，也开始了一连串的活动。他们首先命大学士刚林等到摄政王府收回了象征权力的印符、赏功册，接着就开始削减多尔衮的军事实力。摄政时期，多尔衮将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同母兄弟英亲王阿济格与豫亲王多铎。他们是多尔衮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军事支柱。当时多铎已先多尔衮一年病死，对济尔哈朗等人威胁最大的，就只有阿济格。阿济格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莽夫，摄政时期，自恃有战功，曾向多尔衮提出封自己为“叔王”的要求，但被拒绝。多尔衮死后，阿济格又想扩充自己的势力与诸王抗衡。他以多尔衮生前曾说过“不满养子多尔博，而想让阿济格之子人自己亲辖乙正白旗”为由，企图吞并正白旗。阿济格的这些思想和行为，遭到正白旗多尔衮旧部的反对。他们之间的矛盾，被寻找机会铲除阿济格的济尔哈朗等人看在眼里。于是他们联名上疏，告阿济格对摄政王不敬，轻而易举地给他定了罪，剥夺了他手中的军权，将他逮捕、削爵、幽禁、抄家，并将其诸子皆黜除宗室，赏给仇家为奴。
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福临亲政。于是多尔衮原来的亲信一看形势有所变化，有些就投到济尔哈朗的门下。此时，原多尔衮与多铎分别统辖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已成无头大雁，阿济格又成了阶下囚，济尔哈朗等人认为时机已成熟，于顺治八年二月上疏，指控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人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清实录》)。
在济尔哈朗等人的奏折中，为多尔衮拟了下述主要罪名。一、顺治帝即位时，诸王立下誓言，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联合摄政。但多尔衮“背誓肆行，妄自尊大”，剥夺了济尔哈朗摄政的权力，反立自己的同母兄弟为“辅政叔王”。二、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侍从，与皇帝无异，所盖王府形同皇宫，并私用皇帝御用八补黄袍、大东珠数珠及黑貂褂等殉葬。三、散布皇太极称帝是违背太祖本意而系夺位的流言。四、逼死肃亲王豪格，迎纳豪格之妃。
追黜多尔衮是顺治帝亲政后处理的第一件大事，他所采取的措施与他对多尔衮的敌视态度直接相关。他本来就痛恨多尔衮的独断专行，见奏折中提到逼死豪格一事就更为恼火。豪格是皇帝的大哥，又是开国元勋，只因反对多尔衮就被罗织罪名整死，这在顺治帝看来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因此，他不顾一个月前曾亲自为多尔衮追封过“义皇帝”的尊称，断然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人宫”(《清史稿·多尔衮传》)。
瞬息之问，清王朝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大变化。专权多年的赫赫功臣多尔衮，死后尚不到两个月就成了千古罪人。无疑，这是清人关后发生的第一场宫廷政变。多尔衮被贬黜，势必会让济尔哈朗等保守势力有所抬头。看起来这是多尔衮推行高度封建化政策的失败，但实际上却并不完全如此。这些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策所产生的巨大惯性，使历史的车轮仍然继续向前滚动。
功罪自有评说
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全力处理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同时，他还不得不陷于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由于明末党争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旧人，因此明末党争积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来，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以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直指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紧接着，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亦纷纷上疏支持吴达。高层官员中如洪承畴、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大概不会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于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了他们，朝中南方官员得势，于清朝统治可能发生不利影响。所以过了十天，多尔衮仍未表态。但出于对稳定整个形势的考虑，他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在朝中公开申斥了龚鼎孳，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从根本上说，多尔衮并未压制某一派、支持某一派。同时，也将冯铨一派的孙之獬革职，永不叙用。多尔衮只是通过双方的斗争更好地利用他们，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虽然汉人的党争会影响到政局，但对多尔衮利害关系更大的是八旗内部的勾心斗角。由于皇太极死后争位的余波未息，豪格显然是多尔衮最需严加防范的政敌。还在顺治元年四月，豪格就对何洛会、杨善、俄莫克图等人发泄对多尔衮的不满。后来还屡次说多尔衮不是有福之人，没有几天的寿命。多尔衮自然对他怀恨在心，先后派他征山东、攻四川，尽管取得大捷，但并没有给予应得的奖赏，反而找借口处罚了正黄旗干将鳌拜等，最终幽禁了豪格。没有多久，豪格便死于狱中。这样，主要政敌正黄旗势力群龙无首，谭泰、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又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剩下几个强硬分子图赖、索尼、鳌拜等，都遭到了残酷打击。
多尔衮也不遗余力地分化中间派。豪格死后，所领正蓝旗已转给多铎，旗中宗室博洛也已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封为端重亲王，成为摄政末期理事三王之一。正红旗中代善家族已经衰落，满达海和勒克德浑被多尔衮所笼络，且长年在外打仗，至摄政末期才参预议政。一旦犯了小错，还要受到多尔衮的惩罚。镶红旗是不同势力的混合体，一方面是代善系统的罗洛浑、喀尔楚浑等，但年轻而逝，构不成威胁。另一方面是皇太极系统的硕塞和褚英的后代，前者已被多尔衮笼络，后者多是一勇之夫，尼堪也因投靠多尔衮而受到提拔。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倒是个潜在的威胁，也被多尔衮几次打击，连辅政王的职位都被多铎取代了。
多尔衮真正依赖的后盾还是自己兄弟的两白旗，在扩充势力方面他也是下了些功夫的。在入关前后的战争中，他多次让阿济格和多铎充任主帅，就是让他们功勋卓著，地位难以动摇。多铎是个文武全才，很受多尔衮重用，顺治四年七月任辅政王，成为多尔衮的左膀右臂。但多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紧跟多尔衮，有时还颇受多尔衮的斥责，特别是顺治六年多铎死于出痘，使多尔衮一派的力量不甚稳固。阿济格是一勇之夫，脾气暴躁，容易坏事，多尔衮不敢十分重用。然而，尽管他们互相之间有龃龉，有矛盾，在对付外来势力时却是团结一致的。就这样，多尔衮一方面分化中间派，一方面狠狠打击异己，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逐渐闯出了一条通向巅峰之路。
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后，俸禄、冠服、宫室之制均超过一般亲王。据说他的府第“翚飞鸟革，虎踞龙蟠，不惟凌空挂斗，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顺治二年五月，根据赵开心的建议，多尔衮称“皇叔父摄政王”，重新规定了各项仪注，如跪拜等等，几同于皇帝。顺治四年，他又根据群臣的意见，元旦朝贺时不再对福临跪拜。到顺治五年十一月，又“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至此，他的权势地位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多尔衮大权在握，“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以至僭妄悖理之处，不可枚举。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
随着权力的迅速增长，多尔衮个人的生活穷侈极欲日益发展。顺治二年时就曾想仿明制为己选宫女，后来还“于八旗选美女入伊府，并于新服喀尔喀部索取有夫之妇”。他曾逼朝鲜送公主来成婚，但发泄欲望之后，又嫌其不美，让朝鲜再选美女，搞得朝鲜国内鸡犬不宁。他又于顺治七年七月下令加派白银二百五十万两，在承德修建避暑之城，还亲临其地勘察，不料竟死在这里，工程才告停顿。
多尔衮身体一直欠佳，据他自己说，是在松山大战时劳神太多而种下的病根。而入关之后，他“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他自己也知道“素婴风疾”，即患有脑血管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多尔衮病死在边外喀喇城。噩耗传到京城，福临下诏为他举行国丧，“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国丧之后，他被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八年正月十九日，又将多尔衮夫妇同祔于太庙，二十六日，福临正式颁诏，将尊多尔衮夫妇为义皇帝、义皇后之事并同祔庙享之事公诸于众，并覃恩大赦。
但是，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恢复两黄旗贵族的地位，提升两红旗的满达海、瓦克达、杰书、罗可铎等。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见势头不对，也纷纷倒戈。在这种形势下，先兴罗什等五人狱，然后便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接着，当权者又接连处罚了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等。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
多尔衮死后两个月，突然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但是，多尔衮对于清皇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绝不是政治对手们的几条欲加之罪所能掩盖的。顺治十二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勋，几乎句句在理，但被济尔哈朗骂了个狗血喷头，流放宁古塔充军。迟至一百年后，乾隆帝当政时，发布诏令，正式为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到此时，有清一代对多尔衮的评价算有了定论。
多尔衮一生多妻无嗣。其正妻为蒙古科尔沁台吉吉桑阿尔寨之女，即敬孝忠恭正宫元妃。又有继福晋佟佳氏、扎尔莽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拉布希西台吉之女)、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索诺布台吉之女，即原豪格的福晋)、朝鲜李氏，还有妾察哈尔公齐特氏、博尔济吉特氏、济尔莫特氏、朝鲜李氏，前后共有六妻四妾，仅生一女，名东莪，多尔衮倒台后给与信王多尼，以后命运不详。其养子多尔博是多铎之子，后归宗。乾隆帝为多尔衮恢复名誉后，仍以多尔博四世孙淳颖承袭睿亲王爵，一直传到民国初年。
“太后下嫁”说，自民国以来，沸沸扬扬。小横香室主人的《清朝野史大观》，民国五年(191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书中有《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下嫁贺诏》、《太后下嫁后之礼制》三条专记太后下嫁之事，并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也”!民国六年(1917年)五月，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蔡东帆(藩)的《清史通俗演义》，其第十八回目《创新仪太后联婚，报宿怨中宫易位》的上半回，说的就是“太后下嫁”。民国八年(1919年)，一位作者署名“古稀老人”写了《多尔衮轶事》，书中的《太后下嫁》条，谈到顺治皇帝在多尔衮摄政下“危如累卵”，太后认为“非有羁縻而挟持之，不足以奠宗社于泰山之安，故宁牺牲一人，以成大业”。而多尔衮“涎太后之色”，常入宫禁。太后为了“卫我母子”，“两人对天立誓，各刺臂作血书，互执一书”，以为凭证。特别是书中安排太后诈崩，在举行隆重丧礼后，再以皇帝乳母身份嫁给多尔衮，故事曲折，引人入胜。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王浩沅的《清宫十三朝》(又名《清宫秘史》)由文业书局出版，书中描述多尔衮与皇太后相恋事，如《种情根巧救小玉，偿夙愿亲王大婚》、《槐树荫中窥嫂浴，荷花池上捺叔腮》、《香衾卧娇艳经略降清，宫内候兄安亲王戏嫂》、《建新仪摄政娶太后，名打猎姊妹嫁亲王》等，而布木布泰名“大玉儿”、其妹名“小玉儿”，则是王浩沅的乱编之一。此外，还有许啸天的《清宫十三朝演义》等。总之，太后下嫁之事，野史流布，遍及民间。那么，皇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
关于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的说法及其讨论，下面列出十二条：
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苍水全集》)
张煌言(苍水)(1620～1664年)是浙江宁波人，这时他在江南抗清。他的这首词写在当时，明确写了住在慈宁宫的皇太后又结婚了，所以成为太后下嫁说的一条证据。我们分析一下：
其一，张煌言虽然是当时之人，但是他并没有在北京，而是远在江南。他对清朝的态度是对抗、敌视，那么“远道之传闻，邻敌之口语，未敢据此孤证为论定也”(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出在敌人之口，记在异乡之文，不能成为历史的直接证据。
其二，《建夷宫词》是诗词，而不是宫廷档案。诗词可以夸张，也可以比附，所以也不能不加考据，简单地、直接地作为历史的证据。
其三，或谓张冠李戴。顺治六年(1649年)十二月，多尔衮元妃博尔济吉特氏病故，次年(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纳娶寡居的肃亲王豪格王妃。这件事牵扯到多尔衮与豪格的争斗，又是叔娶侄媳，有悖伦理，朝野内外，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张煌言远在江南，也许是听到了误传，把多尔衮娶王妃当作娶孝庄皇太后了。但是他的《建夷宫词》是写于顺治六年，当时还没有发生多尔衮娶豪格王妃之事。
其四，“慈宁宫里烂盈门”一句，是说喜事在慈宁宫里办的，因为皇太后住在慈宁宫。当时有两位皇太后，一位是中宫孝端太后哲哲，写《建夷宫词》时孝端太后已病死;另一位是孝庄太后。但是，根据历史档案记载，慈宁宫在李自成临撤出皇宫时被焚毁，顺治十年(1653年)修葺，皇太后才搬居慈宁宫，多尔衮则死于顺治七年(1650年)，他与皇太后怎能在此举行结婚典礼呢!
所以“建夷宫词”说只能是一说，而不能成为历史的依据。
第二，关于“亲到皇宫内院”。多尔衮死后追其罪时，有一条罪状是：“又亲到皇宫内院。”(蒋良骐《东华录》)朝鲜《李朝大王实录》也作了相同的记载。在后来修的《清世祖实录》里却删掉了这句话。这说明多尔衮到“皇宫内院”确有其事。而删掉这句话，恰表明事有隐衷。那么，多尔衮到皇宫内院，能说明太后下嫁了吗?
其一，这个皇宫内院是沈阳的皇宫内院，还是北京紫禁城的皇宫内院?没有指明。
其二，多尔衮是“到”皇宫内院，而不是“住”皇宫内院，那么“到”皇宫内院，就一定是太后下嫁给多尔衮了吗?
其三，史家对此做出推测：皇太后与多尔衮也许有暧昧关系。高阳先生说，《东华录》所谓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云云，极有可能是指孝庄与多尔衮相恋的事实。孝庄太后与睿王多尔衮关系暧昧，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即使是关系暧昧，也不等于太后下嫁了。
其四，也有人认为，如果太后真的下嫁了，多尔衮到皇宫内院也就名正言顺了，而把这一条列为多尔衮的罪状，恰好反证太后并没有下嫁。
所以，“亲到皇宫内院说”不能提供太后下嫁的确凿依据，却道出了疑点。
第三，关于“下嫁诏书”。民国时出版了一部书叫《多尔衮摄政日记》，这部书原名叫《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是一个叫刘文兴的人家里收藏的。在出版之前，他写了一篇《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发表在民国三十六年(1937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日报·文史周刊》上。文中说：“清季，宣统改元，内阁库垣圮(pǐ)。时家君方任阁读，奉朝命检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摄政王致史可法、唐通、马科书稿等，遂以闻于朝，迄今犹藏诸故宫博物院。”多尔衮致唐通、马科书稿，发表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致史可法书的内容今亦可知。惟有这位刘先生父亲见过的《太后下嫁诏》未见发表，别人也没见过。清宫档案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有许多学者专门整理和研究清宫档案，从刘文兴说他父亲见过太后下嫁的诏书，直到现在整整70年了，还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见过这份档案。
既然至今没有见到这份太后下嫁诏，所以这个证据目前还不能成立。如果真的有这份档案，将来随着清宫档案的进一步整理，是一定会被发现的。但是有人写书说，刘文兴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当年为了让自己的书好卖，才故意制造了这么一个噱头。
第四，关于“未葬昭陵”。清朝的皇帝陵分三处：一处是关外三陵——永陵、福陵(沈阳东陵)、昭陵(沈阳北陵)，一处是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另一处是河北易县的清西陵。皇太极葬在关外三陵之一的沈阳北的昭陵。他的一后四妃，孝端皇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十七日病逝，次年二月骨灰奉移沈阳，入葬昭陵;关雎宫宸妃于崇德六年(1641年)先于皇太极病逝，但后来将宸妃遗骨迁葬到昭陵的妃园寝;衍庆宫淑妃于康熙六年(1667年)病逝，葬入昭陵的妃园寝;麟趾宫贵妃病逝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也葬入昭陵的妃园寝。按照清朝陵寝制度，孝庄太后死后应葬在昭陵，就是同皇太极合葬。但是，她不仅没有葬在昭陵，而且葬在清东陵的风水墙外。于是就引出了许多说法。有人说因为孝庄太后下嫁了，死后无颜回昭陵见夫君，所以把她葬清东陵大门旁，给子孙看门。
事实上，孝庄在31岁时丧夫，32岁来到北京，49岁时丧子，75岁即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88年1月27日)去世，至此她已经在关内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接受了汉族棺葬的习俗，而她的丈夫皇太极已经逝世44年，是按照满洲的习俗火葬，早已在关外沈阳的昭陵入土为安。所以对于自己的后事，孝庄太皇太后向皇孙康熙帝有过交代：“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安厝，则我心无憾矣。”就是说，她不愿意惊动太宗皇太极的亡灵，而愿意陪伴英年早逝的儿子顺治。太皇太后死后葬在清东陵的遗命，给皇孙康熙帝出了一道难题：既不能违背祖宗之制，又不能违抗祖母之命，怎么办?康熙帝最后采取了一个临时举措，把太皇太后生前在紫禁城里最喜欢住的寝宫拆了，搬到东陵风水墙外，修起一座“暂安奉殿”，将孝庄太皇太后的梓宫(棺材)暂时安置在那里。直到康熙帝逝世，他一直没有解决祖母陵寝的难题。
雍正帝即位以后着手解决这个难题。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初五日，雍正帝下谕，追述了孝庄不与太宗合葬、在孝陵附近安厝的遗嘱，说：“朕惟礼经云：合葬非古也。先儒又云：神灵有知，无所不通。是知合与不合，惟义所在。今昭陵安奉日久，若于左近另起山陵，究非合葬之意。且自孝庄文皇后安奉以来，我圣祖仁皇帝历数绵长，海宇乂安，子孙繁衍，想孝庄文皇后在天之灵十分安妥。”经过大臣们反复磋商，终于确定了解决的方案，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确定孝庄文皇后陵为昭西陵——将暂安奉殿改建为陵。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初十日，孝庄文皇后梓宫下葬昭西陵地宫。这时，孝庄太后已经逝世整整37年。所以她的陵园是重孙子胤禛修建的。雍正皇帝的这个解决方案是很高明的。既遵循了祖制，又满足了孝庄太后的遗愿。
其一，从昭西陵的名称看：太宗文皇帝皇太极陵寝的名称是昭陵，孝庄文皇后陵寝位于太宗昭陵的西边(河北遵化在沈阳西)，陵寝的名称是“昭西陵”，所以从名称上确定墓主是太宗皇帝的皇后，昭西陵和昭陵是同一体系。虽然昭西陵紧挨着东陵风水墙，但是它和东陵完全是两个系统。
其二，从昭西陵的规制看：建有重檐庑殿顶的隆恩殿，内外有两道围墙，还建了神道碑亭。这些超过常规的做法，表明了对墓主的尊重，显示出墓主的崇高地位，根本看不出有“轻蔑”的意思，所以“为子孙看守陵门”云云不足为据。
其三，从昭西陵的地位看：因为顺治皇帝是逝世在关内的第一位清朝皇帝，他的祖父努尔哈赤和父亲皇太极都葬在关外，他第一个葬进关内的清东陵，所以顺治皇帝的孝陵理所当然是清东陵的主陵，地位最高。但是孝庄太后是顺治帝的母亲，如葬入东陵就无法显示她的地位。所以雍正皇帝想了一个办法，把孝庄太皇太后的昭西陵安置在东陵风水墙外而单独成陵，这样做可谓一举三得：既表明了和太宗昭陵的关系，又表明了墓主的崇高地位，还实现了孝庄太后陪伴顺治帝的遗愿。
因此，以孝庄皇太后“未葬昭陵”，给“东陵看门”，而断定太后曾经下嫁，显然证据不足。
而且，孝庄太后并不是清朝第一位未同皇帝合葬的皇后，在她下葬之前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顺治帝的孝惠章皇后死后葬在孝陵的东边，后来这座陵就命名为孝东陵。康熙帝死后葬在景陵，他的一后四妃葬入的都是棺椁。从景陵开始，先于皇帝而死的皇后先葬于地宫，但石门不关，一旦皇帝死后葬入地宫，就关闭地宫;死于皇帝之后的皇后，则另建地宫。这成为制度。孝庄太后的下葬在此之后，实际上似乎也借鉴了这种制度。
第五，关于“青梅竹马”。有人说庄妃与多尔衮是“青梅竹马”，自小时候就相恋，所以太后下嫁是有感情基础的。其实，庄妃出生在蒙古科尔沁，多尔衮则出生在满洲赫图阿拉，两地相距甚远，二人并无“青梅竹马”的可能。也有人说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到科尔沁娶亲时，多尔衮跟着去了，见到幼年的庄妃，两人相恋。实际上，努尔哈赤父子虽然都娶了科尔沁女子，但当时是送亲，而不是他们到科尔沁去娶亲，所以多尔衮也不可能去科尔沁见庄妃。庄妃从13岁起就来到爱新觉罗家庭，又和多尔衮年龄相仿，是否会产生恋情，史书不会记载，后人也无法推断。但是即使两人之间有恋情，也不能证明孝庄太后就一定嫁给了多尔衮。
第六，关于“保儿皇位”。有人说孝庄皇太后为了保住儿子福临的皇位，不得不委身于多尔衮。此说站不住脚。年仅6岁的福临能够继位，是当时多种政治势力复杂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而不是由皇太后依靠多尔衮一个人决定。实际上，多尔衮本意是自己继承皇位，根本没打算让侄子福临继位。在和皇二兄代善、皇长侄豪格等激烈角逐之后，他才接受了济尔哈朗等的建议，扶福临即位，自己和济尔哈朗做辅政王。顺治帝即位以后，如果孝庄以“色情”巴结多尔衮，只会让皇权更加容易地落到多尔衮之手。事实上，孝庄皇太后依靠孝端皇太后，对多尔衮既重用、又牵制，采取了非常复杂的政治手段，才使多尔衮最终没有突破摄政王的圈子，而保证了顺治小皇帝的地位。因为皇帝年幼，国事家事都要依靠摄政王，所以孝庄皇太后注意协调与多尔衮的关系。但是由此作为太后下嫁的依据，显然站不住脚。
第七，关于“弟娶其嫂”。满洲确实有“兄死弟娶其嫂”的习俗。清太宗皇太极开始改革满洲的婚姻习俗，规定：“不许乱伦婚娶”(《清太宗实录》卷十一)，严禁转房婚——不许娶庶母、婶母、嫂子、侄妇等，但没有触动异辈相婚和姐妹同嫁一夫的婚俗。清帝中满洲异辈相婚，入关后顺治帝出现过，后来就再没出现过。姐妹同嫁一夫，康熙帝后妃中有三对亲姐妹，光绪帝曾有瑾妃和珍妃姐妹。然而，汉族个别也有这种习俗。但有这样的习俗，并不能证明多尔衮就一定娶了他的嫂子。
第八，关于“尊称皇父”。有人说多尔衮被称为“皇父摄政王”，既然被称作是“皇父”，那就证明顺治帝的母亲孝庄太后嫁给他了。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逝世，顺治帝即位。第二年，清朝迁都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尊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蒋良骐《东华录》卷六)。这就如同后来光绪皇帝尊称慈禧太后为“皇阿玛”一样。无论是叔父摄政王，还是皇父摄政王，都是摄政王的尊称，并不能证明多尔衮做了顺治帝的继父。
第九，关于“朝鲜史证”。类似太后下嫁颁诏告谕这种朝廷大事，照例是应当诏谕属国的。当时作为清朝属国，朝鲜对于清朝发生的大事有详细的记载，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李朝大王实录》。朝鲜的《李朝大王实录》没有“太后下嫁”颁诏告谕的记载。所以有学者推断，根本没有孝庄太后下嫁这件事。
第十，关于“顺治报复”。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不到一个月，顺治帝就拿多尔衮的哥哥阿济格开刀，来惩治多尔衮。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六日，顺治
顺治帝就以“和硕英亲王阿济格谋乱”罪，将其幽禁，后来将阿济格赐死。二月十五日，也就是福临亲政一个月零三天，就定多尔衮十大罪状，命将多尔衮削其爵号，撤其庙享，黜其宗室，籍其财产，没其府第，毁其陵墓，继子多尔博归宗。耶稣会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中记载：多尔衮死后被毁挖坟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以鞭子抽，砍掉脑袋，暴尸示众。
有人推断，因为多尔衮逼孝庄太后下嫁，所以才引起顺治帝如此的仇恨。这种说法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毕竟是推测，不能作为孝庄太后下嫁的依据。况且少年天子亲政以后，严惩摄政王或辅政大臣，例子是很多的。明朝万历皇帝亲政后，严惩张居正;康熙皇帝亲政后，严惩辅政大臣鳌拜，都是史例。
第十一，关于孝端不允。布木布泰的姑姑孝端皇太后尚在，她不会允许自己的侄女下嫁，败坏皇家的体统，有辱皇家的尊严。
第十二，关于笔记无载。当时在京的大小官员、来京科考的举子，至今没有见到一篇“太后下嫁”的记载。如果说当时怕犯忌讳而正史无载的话，可是私家笔记、文集、手稿、秘录等也不见记载。
从以上十二条来看，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既无文献根据，也无档案依据。从目前清史研究的情况看，既没有过硬的材料证明太后下嫁了，也不能完全消除关于太后下嫁的疑问。所以，300多年来，直到今天，孝庄太后下嫁一直是清宫中的一桩疑案。
我们探讨孝庄太后下嫁疑案，起码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不要单纯用世俗的眼光看待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关系;第二，弄清事实真相，才可以廓清戏说历史的迷雾;第三，皇太后和多尔衮在皇帝年幼、江山不稳、国运维艰的局势下，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形成合力，共度难关，取得胜利，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经验;第四，我认为：皇太后布木布泰同摄政王多尔衮的情愫可能有，“太后下嫁”之事确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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