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河大

      把河南大学简称为河大，我总觉得透露着河南大学那古老的资深。就像北京大学简称为北大一样，在全国说北大无人不知，说河大似乎也无人不晓。至少，在河南是这样。

　　我是一个没有在校认真读过书的人，所谓的1966年入学、1976年高中毕业，也只是人生时序上的一段荒废的笔记。而且实际上，高中并没有毕业，因家里极缺医药费用，便丢掉课本，到新乡水泥厂的矿山上打工去了。全国恢复高考那年，我梦想有一天能够走进大学的课堂里，听教授在讲坛上授课，自己在下边正襟危坐地记些笔记。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又认真复习了高中的课程，准备迎接学业上的一次日出。终于到1983年时，我所在的部队(师机关)和河南大学有了某种协商，河大同意给商丘的驻军开办一个大专班，学期三年。当时领导传达的精神，是说这个班每年要有半年脱产，到河大校内听课。于是，我以为真的可以圆一圆我的大学梦，就拼命复习、拼命阅读、拼命计算，生怕考不进那个有名额限制的“河大班”。结果我的考试成绩还算不错，在那三四十人的“河大班”还算靠前，顺顺当当成了大学生。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那个“每年必须有半年脱产到河大听课”的计划，改为了河大的老师定期、定时地从河大的教室里走出来，到商丘驻军的营房里来给大家授课。这个计划的变更，使我坐在大学课堂里做做笔记的梦想轰然破灭；而且，学的又是“马列主义政治教育”专业，实在离我热爱的文学相距太远，然毕竟可以通过这个“校外班”取得一张河南大学的正规学历，也就半是欣喜、半是遗憾地一边工作、一边待河大老师到了军营之后，坐在临时改为教室的会议室里听课罢了。我想那些去讲过马列主义的老师们大约已经忘了他们有过一批那样的学生，就像桃树李树忘了它们哪一年都开了什么花、结了什么果一样。记得发文凭那天，校方和驻军的领导都十分重视。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母校”，用大轿车把我们从商丘拉到了开封，几个小时的颠荡之后，我们的师长和政委领着我们在河南大学的门口合了影，还让我们同政教系的老师留了念，河大的一位校长还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讲了话。

　　将近20年了，与河大有关的许多事情都忘了，惟一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在河南大学的校园参观时，那些大学生们看着我们这些老大哥、老大姐——解放军叔叔、阿姨们异样的目光。今天，我在填写任何简历时，大都写上“曾经就读于河南大学政教系”，其实不仅是学历的象征，更是经历的实在。现在，很多时候，我在无奈时也到大学讲课，每每站在大学的讲台上冒充老师或名誉教授时，其实都是要脚脖子发软、站不稳脚跟的。所以，对于河大，因为遗憾，才越发觉得亲切。今天，河南大学肯把我算做她的一个学生，这让我多少感到欣慰。

      最后，也必须坦诚地说，正是因为河南大学那一张大学文凭，才使我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许多许多的实在的益处。我是真的感谢河大，从内心把她作为我的一所“母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