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造业向我国转移新特点及对策
按：国际金融危机后，制造业全球布局发生重大调整，国际制造业转移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国际制造业向我国的转移也呈现新特点。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我国制造业既要加大开放力度，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GVC）中的位次并主导构建优势产业链，同时，也要构建我国国家产业价值链（NVC），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升级。现将中国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撰写的《国际制造业向我国转移的新特点及应对策略》一文转发，供参考。
国际制造业向我国转移的新特点及应对策略
一、国际制造业向我国转移的新特点
（一）由利用劳动力优势向开拓中国消费市场过渡。 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科技资源全球流动便利化、国内市场潜力释放等因素，推动跨国企业加快采取“区域化制造”战略实现就近生产，国际产业转移由注重利用我国低廉的劳动力向关注我国消费市场转变。在把越来越多的生产基地转移到我国的同时，企业将在我国的定位从生产基地向核心市场转变。阿迪达斯在天津新建北方物流中心，与苏州工业园内负责我国销售的物流中心相呼应。耐克在太仓打造了一个全球第二大物流中心，交货时间因此缩短15%。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数据也显示，74%的受访企业认为，我国在其全球总体战略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我国成立研发中心，2012年的研发中心达到了1800多家，是2008年的两倍。
同时，外商在我国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和投资结构不断优化，进入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并存的阶段，并积极向生产性服务业延伸发展。纺织、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设备等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制造业的比例急剧下降，而化学品、医药、专用设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
（二）由沿海布局向中西部梯度转移过渡。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土地、劳动力等成本快速攀升及中西部消费市场的扩张，推动外商投资制造业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007年，东部地区吸收FDI占全国的比例为71 . 3%，2012年降为56%。而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吸收外商的直接投资额分别由2007年的9 . 5%、13%、6 . 12%上升到2012年的13 . 3%、17 . 6%和13%。随着英特尔、戴尔、三星、惠普、富士康等一批国际知名企业的转移落地，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等中西部城市，逐步成为我国继昆山等地之后新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以重庆为例，伴随惠普、宏基、富士康、思科、广达等一批企业落户重庆，纷纷带动上下游企业入渝发展，现已形成从电脑零部件到服务器、整机组装笔记本电脑的生产制造基地。2012年，重庆、四川、河南、湖北、安徽省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从2009年的0 . 2%、2 . 2%、0 . 9%、1 . 4%、0 . 4%上升到2 . 1%、2 . 9%、1 . 7%、1 . 6%、1 . 1%。广东省则由2008年的35%降到2012年的32%，江苏省由23 . 3%降到22 . 9%。
（三）由个体转移向产业链的整体性、集群式转移转变。 跨国公司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角，其转移带动一系列上下游配套企业的跟从，推动整个产业链转移到东道国，使产业转移呈现产业链整体化、企业簇团化的明显特点，集群反过来又吸引更大的产业转移，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因此，生产能力转移不再是个别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在国际生产的网络或体系的基础上，通过这些国际生产网络，生产能力的转移速度和范围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目前，发达国家向我国制造业转移集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例如：重庆省开创了“品牌+整机代工+零部件企业”的“垂直整合一体化”的内陆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新模式；三星在西安市高新区建厂后，推动了三星的配套企业随后跟进，带动了160多家配套企业入驻，包括美国空气化工、日本住友、华讯微电子等企业。江苏省丹阳市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启动日本汽车零部件工业园项目，定位为“日本中小企业汽车零部件集群”。
（四）从代工、接包等“低环嵌入”向产业合资合作全面发展。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传统上是以代工、接包等加工贸易“低环嵌入”的全球产业价值链，往往与处于产品研发或品牌经营的全球领先厂商进行讨价还价时谈判能力较弱，因而容易受到“后向压榨”，只能获取较低的利润。随着我国市场容量的扩大及技术的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步提高，议价能力上升。以航空产业链为例，融入世界航空产业链一般采取转包生产、合资、风险合作等3种方式。过去，我国民用飞机制造主要通过转包生产合作，进入世界航空企业的全球供应商名录。而从2009年开始，一系列的并购、合作协议、合资公司让我国从技术、管理合作跃升到了商业模式合作，快步从飞机制造业的“打工者”转变为“对等合作伙伴”，并联合研制了EC120/HC120轻型直升机、对等合作研制了Z15/EC175直升机等。而在纺织服装行业，我国东部地区已逐渐从OEM向ODM（原始设计制造商）过渡，部分服饰代工厂利用对市场的把握优势，开始与知名国际企业合作开发品牌。医药领域也实现了从“原料药代工时期”迈进“制剂生产时代”，海正与美国辉瑞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在技术、人才、营销平台和产品、市场资源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与共享。
二、新趋势下我国应对策略
当前，应把握国际制造业转移结构升级的机遇，推动制造业升级发展。在融入国际产业价值链（GVC）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与其并行的国家产业价值链（NVC）战略，既要在稳住国际市场需求和份额的同时，也要摆脱“两头在外”的生产网络造成的地区间“产业同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与国内市场相脱节的现象，着力由外围的依赖关系改造为以我为主的“中心”控制性关系。
（一）全面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推动制造业功能和链条升级
加大开放力度，融入全球化进程，依然是未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体方向。实现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升级，可有四种方式：即生产率提升的工艺流程升级、档次和品种改善的产品升级、从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营销延伸的产业功能升级、转化到更高价值的链条升级。目前，我国已基本实现工艺流程和产品的升级，应着重推动制造业的功能和链条升级。一是突破上游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技术。组织“重点突破计划”，攻克制约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关键设备技术，掌握产业链的上游环节。二是推动提升我国工业设计支撑能力。大力发展功能设计、结构设计、形态及包装设计等工业设计产业，支持创建一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三是引导制造企业实现产品功能拓展。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制造业的新型服务型态，延伸产业价值链。四是实施品牌发展战略，以产业集聚区、工业园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为重点，开展全国制造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建设，推动技术突破下的OEM向ODM、OBM（代工厂经营自有品牌）升级。五是组织开展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试点示范，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和绿色化，推动产业链条升级。
（二）搭建和延长国家产业价值链，形成东中西部梯度发展格局
推进我国产业升级，一方面要解决从被“俘获”与“压榨”的全球价值链（GVC）中突围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强化我国地区间的产业联系，加快构建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一是打破区域间的要素流动障碍，推动区域一体化。在国家主体功能区的框架下，构建区域协调机制，推动区域间的交通、能源、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的衔接，深化物流、市场、要素和商品流动机制改革，形成区域间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合作的良性闭环，增强对国内发展的延伸性和拉动性。二是扶持中西部专业市场发展，形成地区专业化。支持中西部结合本地优势，构建专业市场，集市场交易、物流配送、综合服务为一体，形成较强的市场凝聚力，推动基于产业集群的国家产业价值链建设。三是实行差别化产业政策培育中西部的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配置和重大项目建设的安排上，优先向中西部的重要城市和地区倾斜支持，在中西部地区实施绿色采购，推动中西部生态区的绿色制造。四是积极搭建和完善产业转移平台，通过线上信息服务平台和线下系列对接活动，推动东中西部之间产业合作和转移。
（三）推动部分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主导搭建国际产业链
一是推动创建以我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采购网络和经贸平台，推动部分产业“走出去”。支持国内企业构建大型全球经贸平台，实现采购、生产、销售的全球化。鼓励我国部分加工贸易厂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零售商建立紧密关系，成为欧美购买商与亚洲及其他发展中地区企业的中介，逐渐将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价值环节重新配置给低工资国家的第三方生产商，产成品从第三方国家或地区直接运至全球购买商，从而形成“制造三角”。二是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并购。构建交互式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发布海外相关行业的发展和需求信息，支持企业通过对外投资，直接利用和整合国外的优秀人才、科技和资源，并绕开贸易壁垒进入国际消费市场。支持企业海外并购获取境外的先进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三是加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扶持力度。综合利用外交、援外、贸易信贷、工程承包等多种手段，加大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促进力度，大力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并逐步向发达市场渗透发展。
（选自2014年第70期《工信部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