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队成员讲述出国经历:出发前要打十几种疫苗

作为中国医疗队的成员被派遣到国外，是什么样的经验？

出发前手臂打上十几种疫苗，要配枪出行，有感染上病毒的危险……

是的，会紧张，会焦虑。等到飞机着陆在上海机场的时候，一颗心才能安定下来。

讲述人：曹建平

　　职业：解放军四五五医院麻醉科主任

出发前手臂上打了十几种疫苗

2005年5月，我作为维和医疗队成员被派去西非的利比里亚。

那时的利比里亚，刚平息了多年的内战，百废待新。我们医疗队的任务是去保障联合国武装人员和民事人员的医疗卫生，同时也要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军人接到命令就要服从。虽然当时孩子才3岁，家人很担心那边的情况，要知道非洲艾滋病病人多，还有埃博拉病毒，鼠疫，霍乱，疟疾等，说实话，我自己内心也充满着对未知未来的担心，但我还是按照既定流程参加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语言培训，维和的基本常识，当地风俗人情知识，以及练习射击。

是的，虽然我们是医疗队成员，平时会驻扎在营区，但出去工作，或进行生活用品的采办时，我们需要自我保障，在那个战乱刚平息的国家，配枪出行，是自我保障的手段。

培训结束之后，我们每个人手臂上打了十多种疫苗，踏上了飞往利比里亚的飞机。

刚到利比里亚机场，我们内心充满了恐惧，机场的凳子不敢坐，任何设施也不敢碰，总担心有些可怕的病毒潜伏在那里。到了驻扎在埃塞俄比亚的营区，我们看到了一排板房，那是我们要居住的地方。开始的三个月没有网络，我们根本无法和国内联络，只有海事电话能偶尔打一两分钟，所以我们和家人之间，彼此不知道各自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刚开始的业余时间，我们同去的医疗队成员之间还打牌消遣消遣，但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对打牌提不起兴趣了，生活就是大眼瞪小眼，非常无聊。怎么办？我们只能自己找乐子，自己种菜。那时我们的菜都是从利比里亚首都送来的，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每次送来的时候蔬菜只能被称为干菜了，所以我们突发奇想，准备自己种菜。当地是红土，我们就通过把芭蕉树树叶烧成灰之后放在土里，来改良土壤，我们种了很多蔬菜，收成最好的是丝瓜，空心菜，冬瓜等。

为了让大家有点娱乐活动，我们也请国内去的工兵分队(负责当地援建工作的)帮我们用水泥浇了两块羽毛球场地，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打羽毛球。等到后来有了网络，我们就开始通过QQ 和国内进行联络，孤身在外，联系不上家人的焦虑感才算有所缓解。

我在那边，差点回不来

我们在利比里亚的工作是在营区建了中国维和二级医院，这所医院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有手术室，各种科室，当然它是小型的，每个科室都只有一个人。当时对我们的要求是一专多人，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名全科医生，能顶上每个科室的工作。所以我虽然是麻醉科医生，在手术的时候要做麻醉的工作，当外科医生缺人手的时候，我要去做他们的助手，来急诊病人了，我也要前去抢救。

医院的工作看上去和国内类似，似乎没有什么风险。但是我在那边，却差点回不来。

记得是2005年9月底，早上起床我准备去吃早饭，却在排队时突然晕倒。身边的同行人员马上把我送去医院，刚开始以为是低血糖，给我补了糖液，但我突发寒战，体温一下子升到40度。

医生们怀疑我得了疟疾，在利比里亚，疟疾非常猖獗，是恶性疟的病种，非常凶险，死亡率很高。当时医生给我服用了抗疟疾的药物，并通过验血的方式查找病因。可是在我的血液中并没有找到疟原虫，而且即使有药物的作用，我的高烧却一直没有退下。

同事们都紧张起来，如果是疟疾，还能够通过药物来控制，但没有找到疟原虫，会不会是别的未知的病毒呢？

在此之前，医院送来了一位非洲士兵，送来的时候情况已非常危急，我参与了抢救。当时虽然有做一些隔离，但由于近距离接触，血液和分泌物不可避免地沾染在我的身上。那个士兵后来在转院的时候因为病情严重死掉了，是不是医源性传染？大家都情绪紧张。

高烧持续了三天，疟原虫还是没找到，药物也没有起到作用。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不敢朝最坏的打算去想，可这种情绪又感染着每一位队员，有的人都忍不住哭了，觉得我这次凶多吉少。

我虽然高烧不退，但头脑还是很清醒的。当时的情况我没有和国内的家人联系，告诉他们，他们做不了什么，但肯定会担心得不得了，没法好好生活。不过我当时却在心里思索，要怎么写遗书。作为医生，我知道，有的病，真的会治不好。

当时我们医疗队电话紧急连线国内请专家远程会诊，专家肯定地讲，恶性疟疾发病周期不会超过三天，如三天后症状未恢复，要排除疟疾，考虑其它疾病。那一天，大家都提心吊胆。非常幸运的是，到了第四天，我的烧退了下去，药物起了作用，我渐渐地好了起来。

后来陆续也有同事得疟疾，有了我之前的治疗经验，再加他们所得的疟疾不是特别凶险，所以都有惊无险地恢复了健康。

现在我能够云淡风轻地说出这些经历，但在当时，内心还是很紧张的。除了疾病的危险，我们还曾碰到过交通事故。当地除了雨季就是旱季，雨季时一天要下几场雨，本来就是泥地，在下雨之后变得泥泞不堪。那天我们开车外出，回来的时候轮胎一滑，车子失控，直接撞上了一棵树。还好有这棵树挡住，否则下面就是一个陡坡，我们的车可能就会滚下去，翻几个跟斗，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在电话和网络聊天的时候，我从来不和爱人谈起这些危险，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做军人的伴侣很不容易，我们不仅顾不上家，还要让他们为我们提心吊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是一段难忘而有意义的经历，一般人是不会去参加这样的维和行动的。只是在当时当地，那种焦虑感确实是存在的，当飞机从利比里亚起飞，降落到首都机场，再到虹桥机场的时候，我的一颗心才算是真的放了下来。

讲述人：陈明泉

　　职业：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去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国内要派医疗队前去塞拉利昂援助，我报名参加了。在有流行病或病毒爆发的地方，我们感染科医生总会冲在前线。

报名之后去北京参加了培训，之后通知我们待命。转眼就快是春节，任务没有派下去，我们以为暂时不去了，当时我还买了机票想在春节期间去看望岳父母，老人家身体很不好，我想趁着假期去看看他们。

谁知到了1月19日突然来了通知，说让我们紧急去北京再次接受培训之后就出发。出发的消息来得有点紧急，在虹桥机场送我的时候，家人情绪崩溃，一下子哭了出来。他们非常担心，因为关于埃博拉病毒的凶险，他们都知道，甚至还有坊间传说，说去两个人，只能回来一个。

埃博拉病毒的死亡率确实很高，高达60%。但它是接触传播，作为感染科医生我知道，只要做好防护措施，就不会有危险。安抚了家人之后，我坐上飞机离开。

辗转了30多个小时后我们到达塞拉利昂机场，又坐了很长时间的车终于到达我们所要驻扎的地方。我们此次前去是做疾控方面的工作，要对塞拉利昂的相关人员进行埃博拉病毒知识和防护的培训。

当地有关部门提出培训的申请之后，我们就会和他们沟通培训的地点，人员，时间等，然后我们会对培训人员进行登记筛查，要保证进到会场的人员不是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除了他们要填写一张身体情况和周围情况的表格外，我们还会为他们测量体温。很有趣的是，塞拉利昂人从室外走来，体表温度都特别高，每一个测下来都有38.6度，后来我们就让他们先在树荫下乘会凉，这时他们的温度才会降下来。

当然，埃博拉病毒有潜伏期，3到7天，长一点的，能达到21天。所以我们查体温只能查明他此刻的情况，但万一有潜伏的病毒，也是很危险的。记得当地有一个妇幼保健院的护士，她前一天接诊了一个村里的女病人，病人拉肚子发烧，她给她开了口服液。这个护士之后来参加了我们的培训，而她所接诊的女病人在后一天被查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追溯了病人的就诊经历后，我们查到了这名女护士，马上把她隔离起来。但是我们之前都和她接触过，会不会有问题，我们内心也是很担心的。

我们去的时候是1月，到了2月，我们那个地区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有增多的趋势，我们很担心，这些新病例是否是在我们身边新发的?后来通过追溯，了解到这些病例是从其他地方输入的，这时，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才掉下来，踏实了。

除了做培训外，我们还要做一些病毒样本的输送工作，这时就是从患者身上采血，虽然这是直接和患者接触，但做好规范的隔离就没问题，这是可控的，反而是在培训的时候面对潜伏的病毒，有不可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