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供给侧到底怎么改为 什么要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农业的突出问题是在结构方面：有些农产品库存多，比如玉米；而有些品种比较缺，比如大豆。同时，在农产品质量方面，优质的、品牌的还不多，尚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

　　而改革的好处则在于，一是使我们的农产品能够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也就是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二是通过改革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提高我们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使农民得到更多的收入；三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扬长补短，一方面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得到巩固，另一方面使我们的资源环境压力得到改善。从这三方面来讲，我们都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何改革？-

　　我认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抓住两个方面：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二是打造新产业、新业态。

　　●调整产业结构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调减玉米。现在粮食库存多，主要是玉米多。我们现在小麦是基本平衡，大米是平衡略余，主要是玉米多了一点。要推进粮改饲、粮豆轮作，甚至有些地方要开展休耕试点，把非优势产区的玉米面积适当调减下来。

　　第二件事，增加大豆。我们是大豆原产地，我们的高蛋白大豆还是有优势的，做豆腐、生豆芽，还是我们自己的大豆好。现在大豆不能满足国内需求，我们进口大豆是需要的，是难免的。但我们还要把国产大豆的优势发挥出来，具体讲要搞好目标价格试点，另外开展大豆品种攻关，还有要提高大豆生产效益，包括产业链建设。

　　第三件事，提升牛奶。牛奶大家都很关心，近年来我国的奶业得到长足发展，我们奶制品营养和卫生指标也都符合国家的标准，有的是和世界标准接轨。但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奶业曾经出现过问题，而且偶尔在局部地区还出一点负面信息，所以市场对国产牛奶缺乏信心。

　　●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把握六大点

　　1．优化农民就业结构。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将长期凸显，在新常态下可在三个方面着力化解：一是农村土地实行规模经营，让流转出土地的农户体面、受益、情愿地离开土地，承包土地的农户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培育行之有效、富有活力的新型经营方式；二是推进三产融合，将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农产品销售融为一体，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转型升级；三是进城农民市民化，让进城农民共享市民待遇和利益均等分配。

　　2．为农村土地制度注入活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需加强制度建设，打好基础，注入活力。当前重点有三：一是打牢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基础，其基础性工作是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要借鉴成功的试点和已开展实践的经验，稳妥有序积极推进；二是加强法制建设，基于已出台的法律法规与农村经济现实存有距离，如《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关于承包期30年不变的表述与长期不变需进一步予以界定，从维护农民权益出发急需加以修订；三是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现在需要体现经营权的有效实现，成为生产要素，赋予物权的权能，保障经营权的权益。

　　3．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对传统产业要打造升级版：在种植业，粮食生产要在品种、结构、质量上提档升级，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具备条件的地方可稳妥开展休耕轮作试点，科学发展大棚温室种植，向蔬菜、花卉、园艺等工厂化多功能拓展。在畜牧业，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扩大规模，开拓市场，产业链向精深加工延伸，产品大步跨入国际市场。在水产业，充分利用安徽区位和资源优势，加快提升水产养殖向精养延伸，与休闲渔业、家庭景观等融合。

　　4．培育新业态、新产业。一是培育新型产业，在传统农业基础和区位条件上，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民间文化、田园教育、户外运动、农家餐饮等融为一体，创新供给，丰富人民生活，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创建新型业态，如石台县天方茶业公司将承包的茶园以万元1亩价格租给上海、北京等城市居民，签订租赁合同，不仅产业有稳定收入，还推动三次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城乡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深度合作。三是延伸产业链，如蚕桑产业在延伸产业链、发挥多功能上展现出老产业新业态；桐城的养蚕户承包100多亩桑园，利用废弃桑枝生产的食用菌品质高、口感好，产品畅销，其收入与养蚕收入相当；肥西县更新桑树品种，派生出的优质桑果深受市民欢迎；和县台商利用新鲜桑果加工成桑果汁，提升了附加值。如是等等，值得总结推广。

　　5．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安徽农业国际合作空间大、潜力大，需在实践中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一是发挥合作平台的支撑作用，如安徽与津巴布韦签订开发50万公顷耕地合作经营，与以色列农业部、泰国正大集团签订了合作意向，需在此基础上延伸拓展。二是构建合作联盟抱团走出去，如安徽农垦集团牵头成立已有40多家成员的“皖企赴津巴布韦农业合作开发联盟”，降低了企业风险和成本；安徽朗坤集团牵手12家企业成立“皖以农业合作联盟”，促进安徽与以色列深入合作。三是发挥合肥农交会的窗口作用，利用农交会平台邀请跨国企业参展洽谈、交流合作，发挥会展经济的窗口效应。四是发挥国际合作重点区域特色作用，充分利用区位、资源互补优势，在已有的基础上加快务实合作，如在“一带一路”国家重点开展水稻、瓜莱育繁推一体化经营、农业高新技术推广应用、粮食精深加工等；在非洲国家重点从事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农产品贸易，带动农机、农资、农用建筑等上下游产业；在欧美国家重点从事农产品国际贸易和国际品牌创建；在南美国家重点从事粮食精深加工、作物品种培育。

　　6．加快美好乡村建设。一是编制好美好乡村规划，彰显区域特色、乡村特色、现代特色、节俭特色；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把乡村交通、文化、医疗、网络、教育、环保等建设纳入城乡统筹，加快补短板，缩小城乡差距；三是创新资源利用，将生活垃圾、人畜粪便通过科技创新转化为沼气、有机肥，充分利用潜在资源。将美好乡村建设与休闲农业有机结合，让农民积极参与，创新业态，增加收入、丰富生活；四是坚持共享发展、精准扶贫，把贫困地区的乡村建设放到重要位置，统筹规划，加大扶持，加快建设，使当地群众共享改革成果。

　　总而言之，我们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我们农业的生产更加符合市场、更加适应消费、更加提高效益，提高竞争力，使我们的生产和消费两端、使我们的农民和市民两方面都能够得到好处。

　　-改革有哪些风险？-

　　农业的特殊性决定“去库存、降成本”过程具不可控性，不能低估改革的复杂性，要切实搞好风险应对，做好为改革付出成本的准备。

　　●粮食减产甚至滑坡风险

　　粮食生产存在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实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政府托市收购农民粮食，事实上替农民分担了部分市场风险，这是近年来农民种粮积极性得以调动，粮食不断增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粮食“十二连增”是政策资源累积和透支生产环境基础上取得的，粮食产能并不稳固，特别是随着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和农民收入主渠道变化，粮食供给弹性有所加大，需求刚性特征随总人口增长、城镇化推进等更加明显，发生产量和价格波动的基础依然存在。

　　测算发现，2009－2013年，玉米临时收储价格对种植面积的弹性系数从0.21增加到0.65，这就意味着，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对稳定种植行为的效应在递减，价格变动会带来更大的生产波动。如果去库存等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和节奏把握不好，就可能带来粮食产量的较大波动甚至多年下滑。

　　从历史来看，我们有过不少教训。1982－1984年，政府连续多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连续几年丰收后出现卖粮难问题，价格随之走低，随着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订购，粮食种植面积减少6000万亩，产量大幅减产6.9％，之后连续4年仍未恢复到1984年的产量水平；1998年粮食生产进行第二次结构调整，农民种粮意愿下降，1999－200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持续多年下降。2003年全国粮食产量较1998年减少15.9％，年均递减3.4％。

　　●区域性农民减收风险

　　近年来，政府持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有效避免了粮食增产条件下“谷贱伤农”问题的发生，农民从粮食增产和粮价提升中得到双重实惠，家庭经营性收入得以持续增长，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引擎之一。为了解决库存高企等问题，2015年国家下调玉米临储价格，对玉米主产区农民收入带来一定影响。2015年我国玉米单产785.6斤／亩，临储收购价降低0.13元／斤，农民种植玉米平均每亩收入就减少102元，初步估算使实施玉米临时收储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农民共减收251亿元。

　　2016年国家开始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原则和保障农民合理收益的要求，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补贴”，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定农民收益，但在生产成本持续快速上涨和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的条件下，政府补贴对价格下降造成的减收的替代作用不能过高估计。特别是我国玉米生产和流通组织化程度滞后于市场化进程，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没有根本缓解，取消政府托市收购后，很可能造成“卖粮难”问题重现。

　　从历史上看，在粮食丰收集中上市时，容易出现加工企业不愿收购甚至竞相压价的情况。目前我国农民收入在持续多年较快增长后疲态已经显现，其中作为增收主引擎的工资性收入受经济减速影响，增速从“十二五”前两年超过20％下降至目前的个位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家庭经营性收入再出现较大幅度减少，部分区域农民收入不排除陷入增长徘徊期的可能。

　　●政策效果“漏损”风险

　　当前我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进行的，这要求我们必须以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来理解并求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加入WTO十多年来，我国农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农业发展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市场，这既为我们利用国际农业资源和国际农业市场调剂国内农产品供给，减缓农业资源环境压力，参与全球供应链建设提升农业竞争力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带来国内产业和农民利益保护压力加大的挑战。在加入WTO之际，我们为争取对制造业、服务业薄弱领域和环节的保护支持，在农业方面作出过高承诺，导致目前在应对国外低价农产品进口冲击上手段不多，国内农业宏观调控效果受到影响。

　　目前我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只有15.2％，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粮食、食糖、棉花等重要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但配额外关税最高也只有65％。从农业价格支持政策实践看，由于关税门槛过低，国外大量享有补贴的低价农产品涌入国内，打压了国内农产品市场价格，侵蚀了支农惠农政策效果，这是导致农产品收益率下降的重要原因。2004－2014年，我国三种粮食平均每亩成本利润率由49.7％下降到11.7％，两种油料平均由54.6％下降到－0.8％，棉花由30％下降到－30.1％，糖料由11％下降到－7.1％。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生产支持、进口管理等政策工具不能形成合力，国外低价农产品冲击和市场价格波动就可能扰乱国内改革的步伐和节奏，造成政策效果“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