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湘军正名：书生为何能带好兵

《曾国藩庆贺太平宴》，清末年画。正中榻上坐着李鸿章(左)和曾国藩(右)，左边从左至右依次为左宗棠、骆秉章，右边坐着彭玉麟、曾国荃等湘军统帅。

为什么书生能带好兵呢?不是因为他们文章写得好，或者品德高尚有古君子之风，而是因为，他们是读书人，能够整合国家资源，对于筹饷自然有莫大的帮助。而能筹到饷，甚至能源源不断筹到饷，那么，这样的人去统领一支军队，就再也合适不过了。这就是书生领兵的本质所在。

“湘军”一词的构词法，值得说几句。“湘”是湖南，指地域，“军”是军队，可以说是一门行业，那么，所谓湘军，即以地域加上行业，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名词。与之类似，有晋商、徽商，乃至绍兴师爷、扬州瘦马，都用了相同的构词法，前面是地域，后面是行业，且都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专词。

“湘军”之“湘”

细细分辨“湘军”这两个字，就会有新认识。“湘军”之“湘”，现在都理解为指称湖南。可是，回溯到这个词最初被使用的时候，我们发现，“湘”不是指湖南，而是指湘乡。当王、罗泽南在湘乡组练一千余名乡勇，去长沙接受曾国藩的节制，这支军队就叫“湘勇”—来自湘乡的勇营。当时，除了湘勇，还有宝勇(宝庆)、浏勇(浏阳)、平勇(平江)、镇勇(镇筸)等各色称号，皆是与湘勇平行并列的名词。可知，彼时的湘字，只是一县的代指，而非全省的简称。

随着湘军名气看涨，又有了一句名言，曰“无湘不成军”;通常理解为军中无湖南籍将士则难成劲旅，则此一“湘”字又指湖南。其实，这又是一个误会。最初，此字仍是指称湘乡，而这句话不过是用来赞美湘军创始人—罗泽南，意谓他所率领的湘勇在当时的湖南省内是最精锐的部队。增字释义，应说“无湘乡勇不成湖南军”，才是原义。

曾国藩麾师东进，终克南京，其间，“湘军”二字渐渐见诸公文，众所周知。然而，其时所谓“湘军”，与今日所讲的湘军仍有不同的地方。当时公文，有时用湘军，有时用楚军，有时称湘勇，或又称楚勇，而这些词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即“湖南军”。同时，如“豫军”(河南)、“苏军”(江苏)、“江军”(江西)、“鄂军”(湖北)等称号，都是指称某省的军事力量，与“湘军”是同一用法。而后人所理解的湘军，则专指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统帅的以湖南籍将士为主体的军队。两者是有区别的。当时，在湖南省，除了曾、胡等人所率的湘军，还有巡抚、提督统制的绿营，以及地方上的零散武装，这些军队都被称为湘军。湘军真正成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湘军，被赋予专有名词的意义，还需要后来衍变的时间。包括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刘坤一在内的历任湘军统帅，在咸丰、同治、光绪三个朝代，迭出代兴，南征北战，这才将“湘军”两个字从泛指的名词塑造为专有的名词，从这以后，也才有了所谓湘系、湘军集团的说法。

湘系，即湘军系。曾国藩及其弟国荃所部属于湘系，其他如胡林翼、左宗棠、刘长佑、彭玉麟、刘坤一等人也是湘军系，这些人及其部队，相互间当然有联系，但亲疏有别，并非抱成一团、不分彼此，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相联属。在湘军内部，早有非湘籍人士担任高级将领的例子，如塔齐布(满洲)、鲍超(四川)，都是湘军的统帅。在后期，则有著名的徽商胡光墉(雪岩)，他跟左宗棠关系密切，也可以视作湘军集团的一员。又如吴大澄(江苏)—他率湘军参加甲午战争，在北方全军崩溃，可以说，湘军最后就“断送”在他手上—也可视为湘军集团成员。在此意义上，“湘军”不仅是个军事组织，而已成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概念。

有趣的是，自甲午战争，直到民国开国，乃至后来的抗日战争，这期间也频繁出现“湘军”这个词。有些军队因在湖南作战，或因军中湘籍将士比较多，也被称为湘军。当然，以上这些不过是遵循历史惯性，沿用以前的称呼而已。

湘军之“乡”

湘军将领以湘乡籍人士为多，然而，湘军统帅，除了曾国藩、国荃兄弟，其他几位都不是湘乡人，如胡林翼是益阳人，左宗棠是湘阴人，彭玉麟是衡阳人，刘坤一是新宁人。再看士兵，固然有“无湘不成军”一说，表示湘乡士兵绝对是优质兵源，但是否意味着只有湘乡兵才是湘军主力，才能成为精锐部队?不是这样的。湖南一省之内，湘乡一县之外，还有不少出产优质兵源的地方，如邵阳，如湘西辰沅一带，如衡阳。再者，根据一贯流传的湘军选兵标准—尽量选用“朴实农夫”，而不要选用“城市油滑之人”，如长沙人—似乎可以判断，长沙府不能出产优质兵源，但是，偏是这些“城市油滑之人”，一旦遭遇名将，也能训练成为雄师，譬如勇冠湘军诸部的“霆军”。

曾国荃回湘乡募勇，曾说，兵源最好出自离他家附近若干里的范围，稍远一点，哪怕同是湘乡人，也不可靠。这种标准，有什么道理呢?除了同乡在语言习俗上比较亲近，易于沟通，恐怕并无太多道理可讲。曾国荃仿佛在说，我们家门口的人如何如何不得了，除此之外再无什么人才，这真是狭隘的成见。这种地域上的成见，实在是将来湘军集团之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滥觞。一县之人还要搞歧视，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未来，湘军中湖南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直至最终引发“湘淮不和”(即湖南人与安徽人之间的争斗)，譬如，李鸿章作为安徽人，从湘军阵营中愤而出走另立淮军;程学启本是曾国荃部下的猛将，只因受不了湘籍人士的歧视，脱离湘军，转投李鸿章;还有攻克南京首先入城的朱洪章，因为是贵州人，也受到湘籍人士的排挤，落落寡欢;直到光绪年间，王闿运还在感叹，湘淮之间的矛盾无法调解。当然，负面影响也可能结出正面的成果。譬如淮军之成立，淮军之成为劲旅，李鸿章之所以成为一代伟人，正是这种负面斗争无心插柳得出的成果。同时，湖南本省人之间也斗得厉害。譬如，湘军初建，王和曾国藩亦不和谐，刚开始合作，就分道扬镳。此后，曾国藩与左宗棠，左宗棠与郭嵩焘，也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可以说从头斗到尾，甚至至死都不原谅。如郭嵩焘对左宗棠，当他听到左宗棠的死讯，在日记中写道：“且伤且憾。”“伤”，指左宗棠为国家元勋，又与自己有数十年的交谊，于公于私，他的逝世都令人伤心;“憾”，则谓左宗棠“矜张恣肆”，“专恃意气”，本来能做“一代名臣”，却因为这些坏毛病而不能达标，真是“自毁已甚”(《郭嵩焘日记》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三日)。举世公认，左宗棠是一代伟人，郭嵩焘却抱着私怨，不肯承认，可想而知他们的矛盾有多深。

这些争斗有时候显得非常的残酷，与“团队精神”大相冲突，不妨说：团结并不是湘军的特色。曾国藩在军中经常强调的一句话，曰：“胜不攘功，败则相救。”打了胜仗，有几分功劳就领几分奖赏，不要把别人的功劳抢过来，也不要虚报自己的功绩，这是“胜不攘功”;“败则相救”，则说一同出战，谁的战况好一点，而友军那边有麻烦，那么，行有余力就该去救助友军，尽管这么做可能让己军陷入困境，但一定要去救;如果袖手不管，甚而在军中形成这样的风气，那么，湘军就难以成功。曾国藩这句话，本是用来总结绿营崩溃的教训—清代的国家经制军队是绿营，绿营崩溃之后，像湘军这种勇军才登上历史舞台。曾国藩不想让湘军成为另一个绿营，才时刻拿这句话提醒将领们。这话固然说得对，但是，正因为湘军将领之间、各支军队之间确实出现了“胜则攘功，败不相救”的情况，他才要格外强调这条军令。这种情况，不是一起两起的孤立事件，可以说，在湘军作战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因此，可以说，团结不是湘军的特色。

至于不团结却能做成一桩大事业，这是什么道理?这就需要我们回顾湘军历史，看一看从组建到攻克南京，再到各军分头发展，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梳理这些事实，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出答案。

湘军之“军”

湘军不是一支组织严密、有唯一统帅、令行禁止的军队。湘军内部有不同的源流，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山头。湘军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是老湘营，一是曾军。其实，在此之前，已有一支由湖南人组建的军队，规模可观，堪称湘军的嚆矢。此即咸丰元年由江忠源率领赴援江西的楚勇。只是，江忠源逝世得早，他的军队虽然由他的兄弟继承，但终未能发扬光大，不足以形成一派。

老湘营几乎全由湘乡人组成，由王创建、训练与指挥，他逝世后，其军交由左宗棠率领。在宗棠的统带下，这支军队逐渐扩充，自江西经安徽一直打到浙江，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军队协力消灭太平天国;后转战福建广东，追剿太平军余部;续又挥师北上，在中原与捻军作战;最终奉命进入西北，在陕、甘、宁、新作战，立下彪炳战功。这就是老湘营。

曾军则是曾国藩、国荃兄弟的直属部队。其初，部队由国藩亲率，在湖南、江西作战，然而战绩不佳。其后，国藩回家守制，军队由国荃接管，自此才逐渐成为精锐之师，攻克安庆，收复南京，立下清廷战胜太平天国的头功。然于收复南京之后，此军大部遂被裁撤，不能像老湘营一样，在攻克南京之后还继续战斗了十几年。

此外，胡林翼主政湖北期间，李续宾、鲍超受其节制，称为“鄂军”。李、鲍之军实为当时清方阵营中最精锐的部队，他们并不接受曾国藩的指挥。直到续宾战死、林翼病逝，鲍超调归曾国藩指挥，“鄂军”才解体。

老湘营的生命力强于曾军，鄂军的战斗力强于曾军，二军与曾国藩的关系亦非密近，但是，一般看法仍认为三者从始至终都属于湘军系统，而他们的领袖都是曾国藩;这并不符合事实。

书生领兵

一般说法，都称赞曾、胡是“书生领兵”—二人皆出身翰林，创建湘军前未有丝毫军事经验。然而，为什么书生能带好兵呢?不是因为他们文章写得好，或者品德高尚有古君子之风，遂令十数万农夫乐于受其驱遣，放下锄头，抓起枪杆，出生忘死，保家卫国。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他们是读书人，是学而优则仕且仕途很不错的读书人，在传统中国，只有他们这样身处官僚系统的人才有机会去接触去使用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政资源以及政治资源。他们能够整合这些资源，对于筹饷自然有莫大的帮助。而能筹到饷，甚至能源源不断筹到饷，那么，这样的人去统领一支军队，就再也合适不过了。这就是书生领兵的本质所在。

胡林翼、曾国藩与左宗棠，他们都具有卓越的财政能力。胡在湖北，曾在安庆，左在兰州，庞大的军费从哪里出来，又如何精心分配下去?这是他们在日常工作中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语云，统帅要能“运筹帷幄之中”，运筹啥呢?我看主要就是敲算盘。运筹具体的战役，那确实需要人才，而且是真正的将才，但这不是需要主帅去运筹，或者说，不需要主帅天天去运筹—当然，三位统帅能够识拔将才，指挥具体战役的工作自然能够歇肩。统帅时刻操心的问题，是柴米油盐，是钱的问题：钱从哪来，来了之后怎么花?预算没做好，或者遇到突发事件，产生巨额赤字，能不能补上缺口?几支部队挤在一块都要用钱，先给谁，后给谁，怎么决断?十万火急之时，找谁去挖一笔巨额现金?计无从出，是不是胆敢冒险向同僚甚至向皇帝打几句诳语，先把钱弄到手再说后事?因为银钱上的争执，值不值得跟老朋友翻脸，吵架一直吵到北京，当着皇帝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浑然不顾国之大臣应有的休休有容?这一切，就是统帅每天所运筹的事情。胡、曾、左之所以成为湘军统帅，决不仅仅因为他们具有高尚的品德，超强的能力—不论文章技巧还是个人修养，不论战略高手还是天才战将，这样的人在湘军中决不少—他们成为湘军大佬，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卓越的筹饷能力。(谭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