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应对“第三方因素”进行更好管理防被干扰

　　人民网讯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联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盘古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等共同发布《中美智库研究报告》。

　　报告认为，如何避免中美战略对抗，应在经济、亚太、军事、政治和全球治理五个领域分析中美关系现状,增进对两国各自政策变化和中美关系整体变化的认知与把握。报告认为,中美双方需要深入思考以下几方面的关键问题。

　　一是就国际秩序愿景进行持续沟通,中美应当成为全球持久稳定的共同维护者。全球不稳定因素正在多个地区、多个领域急剧涌现,如果放任自流,终将威胁两国的共同利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有义务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格局,促进全球金融、贸易、货币、投资治理体制的渐进性变革,纠正全球经济失衡,实现“全球化2.0”,而不是竞相建立排斥对方的经济集团。在地区热点问题,核安全和太空安全、网络安全等新疆域问题上,应主动推动形成更多共识,并努力使之成为更大范围的国际共识。双方要防止世界走向结盟对抗的时代,保障全球持久稳定。可通过共建亚太自贸区等方式建立利益共同体,通过“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建立安全共同体,通过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构建责任共同体。中美有责任培育和构建一个包容、公正、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也将为中美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

　　二是加深理解彼此的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避免做出战略误判。更好地应对国内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好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中国和美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是两相对抗还是“共同进化”,这将从根本上决定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中美领导层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实际上都在于国内事务,中美都在推进富有挑战性的国内变革议程。双方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对方的国内政治和对内政策,还要避免中美受国内因素驱动而对对方做出战略误判,或因考虑不周、表达不清晰而引起对方的战略误判。美方应认识到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等对中国的重要性,承认中国的自主变革努力。中方需认识到美国自身的价值理念和全球领导地位理念等对美国的重要性。中美双方都有较强的大国抱负和“例外主义”传统,两国都需要保持战略克制,克服“必胜主义”情绪。双方需要审视各自正在推进的变革和转型,培育新的合作互补性,避免对对方国家的政治关切造成伤害。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中产阶层消费能力的提升,美国的企业界正更多地从“中国转型”中获得新的机遇。双方需要加强人文交流,寻找中美共通的人文精神和价值,促进本国社会和舆论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彼此。

　　三是对“第三方因素”进行更好的管理,避免被干扰甚至绑架,发挥“第三方”正面效应。在涉及“第三方因素”的情况中,有些是美国的关切,需要中国配合;有些则是中国的关切,需要美国配合。双方需要切实管控那些可能导致两国直接对抗的“第三方因素”,而在那些有可能实现更大合作的“第三方因素”上加强协调协作。在东亚地区,日本、菲律宾、朝鲜都可能是导致中美关系“破局”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可以用合作共赢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姿态建构“中美 X”的新型三边/多边合作框架。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倡议,也为中美构建促进全球发展的伙伴关系提供了广阔空间。

　　四是中美应大力培养“合作的习惯”,探索以“新型”方式有效应对“新型”难题。无论是网络安全、气候变化,还是海洋方向的挑战,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是新问题,需要双方以一种直面问题、相向而行的“新型”心态和方式予以应对。中美两国政府近年处理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问题的经验表明,只要双方本着冷静、务实的态度,就有可能使敏感问题降温,甚至将中美之间的“冲突领域”转变为“合作亮点”。此外,中美两国还应就国际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持续进行沟通,在国际维和、反恐、公共卫生等方面继续大力拓展“新型”协作。

　　五是中美双方应找到界定相互关系的、便于表述的准则(formula),建立更为通畅、坦诚、高效的对话机制。20世纪末,双方共同提出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美方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得到中方正面回应;2009年,中方提议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美方高级官员提出了“战略再保证”的想法;2013年中方提倡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执政,双方可在以往关系定位的基础上,根据中美关系的新现实制订双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准则。两国元首的非正式对话对于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具有良好效果。双方需要用好在2017年4月新建立的“全面对话”机制以及其他官方、半官方和民间对话机制,并努力使它们更有效率、更具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