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茬限高：“伤不起”的环保新政

      “麦茬限高令”的初衷，在于通过量化管理，防止农民焚烧秸秆，减少大气污染。然而，这个充满制度善意的公共政策，为何会引发老百姓的质疑和不满？说到底，就在于事前没有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没有充分吸纳公众意见，造成公共决策不仅脱离现实，还缺乏社会基础，最终在实施执行上大打折扣。

      遵守规范是一种美德，但规范仅仅在道德上有价值还不够，还必须在执行中有价值。换言之，遵守规范的美德如果没有遵守规范的利益的支持，这种规范的道德价值是脆弱的，这种规范也往往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麦茬限高令”尽管符合目标正义，却由于在程序上设置不合理，在细节上考虑不周全，让农民有了一种“伤不起”的艰辛和无奈。

      对于农民来说，如果执行“麦茬限高令”，既耽误时间，又加大了开支，显然划不来：在收益并不高的情形下，一亩地要多将近60元的支出，显然是农民不愿意承受的；一亩地经常要割两遍，导致很多收割机因此离开。一个初衷良好的规范，却在执行的过程中“用不上”、“用不起”，是否也意味着制度在设计的时候不够合理？

      在信息来源日益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公开透明的渠道征求老百姓的意见，让献计献策取代指责抱怨，已经逐步成长为一种社会共识。只有近距离地了解舆情民意，才能打捞农民“沉没的声音”。

      尽管当下秸秆利用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但是由于设备昂贵、收购秸秆费用较高等因素，企业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因此，防止秸秆焚烧不能采取脱离实际的“一刀切”，而是要“变堵为疏”——只有“对症下药”，通过提高政府补贴的方式来提高企业和农民秸秆利用的积极性，让农民从中得到实惠，焚烧秸秆的现象自然会逐渐减少。

      秸秆实现从焚烧到回收利用的转型，离不开发展观念的转变、价值排序的更新和人文关怀的重振。公共部门只有通过民间触角摸清农民的顾虑和担忧，只有尊重和回应农民的利益诉求，才能不断促进自身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让公共决策更有“准头”，从而减少“麦茬限高令”的越位和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