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我是个庸才优点是勤快
马伯庸：我是个庸才优点是勤快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王峰文孙贝摄影
马伯庸一直被冠以“文字鬼才”的称号，他的作品多从历史史实出发，在细节之处给予细致的演绎，从而写出“历史的AB面”。不过在其新作《显微镜下的大明》中，马伯庸一改风格，以“非虚构”的手法写出了明朝的政治社会关系网。5月12日，马伯庸来到郑州纸的时代书店签名售书，在接受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专访时，马伯庸谈及自己的写作心得，有写作的灵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比别人多了一份努力和坚持”。
用“非虚构”讲明朝的故事
马伯庸坦言现在对明朝越来越感兴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近代中国的文化现象、国民风气的发端都源自明朝”。
2014年，马伯庸在微博上看到明朝的一则趣事，从而了解到明朝万历年间发生在徽州的一起民间税案，过程跌宕起伏，细节也很丰富，引起了马伯庸的极大兴趣。于是从《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开始，马伯庸陆续写了《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等六个故事，如果读者翻开书卷，会感觉像是作者向你娓娓道来，“讲故事”的感觉扑面而来。
对于这种写作风格的改变，马伯庸坦言是刻意为之。“以往的作品虽也是从历史事件出发，但多是虚构描写，这就给了作者很大的创作空间，”马伯庸说，“但《显微镜下的大明》秉承的是‘非虚构’的写法，每一处细节都要做到有史可考，所以我就想换个风格跟读者讲故事。”
有读者评价：“《显微镜下的大明》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这也是马伯庸在书中通过丰富的细节描写来呈现明代基层政治的原因，他相信，只有真实才能明白那个朝代庙堂之上发生的故事，以及人们当时的选择共同汇成对历史趋势的描写。
创作心得最主要的是“深挖”
马伯庸很善于从细碎的故事中获得创作灵感，《显微镜下的大明》是这样，《长安十二时辰》也是源自他解答网络上网友的一个问题，而总计四部的《古董局中局》最初只是想写一个“砸古玩的故事”。对于自己的创作心得，马伯庸认为最主要的是“深挖”。
马伯庸认为，很多人都有灵机一动，想到写一个好故事的时候，但如何能做到坚持?在获得写《显微镜下的大明》的灵感后，马伯庸发现写不动，因为“非虚构”最重要的就是可信度，要做到真实，越把笔墨的触角向历史的真实细碎之处延伸，马伯庸就觉得行文越艰难。他说：“这个不像写小说，虚构就行了，我只能是咬着牙，一边查询原始资料，一边自学明朝的历史，很多当时的公文数据、历史名词和社会状况，只有吃透以后才能写下去。直到积攒了十几万字，感觉可以出本书了，这才有了《显微镜下的大明》。”
“为查一个明朝的文献，我直接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联系了很多学界教授，通过他们的渠道才查询到。”马伯庸说，“一个人对写作感兴趣，如果还能挖得深，我觉得都能做到写出一部好的作品。”他建议写作爱好者要坚持写作，不管刚开始写得好不好，只要敢写、勤写，就能成功。“论写作我是一个庸才，但我的优点是勤快。”马伯庸如此评价自己。
把快节奏放进去
在电视剧《古董局中局》开播时，马伯庸曾在微博上发长文评价演员的表现和对电视剧的看法。昨日他坦言这并不是为了配合宣传，早在开始写此书时，马伯庸就把书中的男一号“许愿”照着夏雨的形象去写了，“我也经常在写作过程中想象如果某个画面拍成影视剧会是什么样子，但书和影视剧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肯定不会完全还原作者自己的想象，只要保证能拍出一部观众爱看的优秀作品就行了”。
《长安十二时辰》的电视剧版也拍好了，到底何时播出?马伯庸表示自己和观众一样，也在等消息。“我写好书之后，就不会再管怎么拍了。一个好的故事一定是适用于文字展现也适用于影视剧开发的，有人愿意去做，当然是好事，但是我挺懒，不会写剧本，所以我就安于本分吧。”马伯庸自嘲道。
虽然很多读者觉得马伯庸的作品读起来很“爽”，但马伯庸认为自己的书和那些所谓“爽文”还是有区别的。“很多爽文都是通过升级、打怪、变身来让观众获得快感，我不是这样，我主要是情节足够流畅。”马伯庸说，“我一直想努力做到把美剧的节奏感放进小说中，因为中国古代传统小说的节奏通常都很慢，我希望把现代读者喜欢的快节奏放进去，看能否起到奇妙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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