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防艾滋"高干队":工作就是集体"找小姐" 免费发套套
漫画配图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活跃在艾滋病防治的一线，因来自“高干队”(艾滋病防治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因此被称为“高干”。“高干”们如何一边跟性工作者、同性恋人群等高危人群交朋友，一边完成艾滋病防治的任务？让我们听听他们的苦事、趣事和乐事。
遇男同搭讪搂抱 化解尴尬再干预
东莞“高干”
即使赢得了男同们的信任，我们通常会保持中立。这样的处事态度并非冷漠。如果和他们太过亲密，如大街上还嘘寒问暖、打招呼，会让对方猜忌是否会向外人泄露隐私等。
男男同性恋，这个与吸毒者、暗娼等同被列为艾滋病高危人群的群体，近年来也因艾滋病感染比例持续攀升越来越引发关注。来自东莞市卫计部门的数据显示，2014年，东莞男同艾滋病感染比例已达17%，位居全省前列。
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东莞总会有一群“高干队”队员及志愿者穿梭于男同酒吧和会所，力图告诉男同们如何将艾滋病病毒阻隔于生活之外。
扮“圈内人”打入内部
“这周我们想去××会所，能不能预约……”每月至少有一周，何建均会打电话给东莞彩虹工作组负责人阿俊(化名)，希望能在周五或周六晚9点以后，到男同酒吧或会所组织男同防艾干预，直至凌晨男同们散去。
何建均是东莞东城艾滋病“高干队”队员，负责男同防艾干预，“2007年底，‘高干队’成立之初，我们对于男同人群的干预基本为零，最关键的原因是这个群体很隐秘，我们很难接触到他们。”
防艾民间组织成了最好的桥梁。在东莞疾控中心防艾“高干队”成立时，致力于男同防艾高危行为干预的本地NGO彩虹工作组也成立了。后来和“高干队”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的彩虹工作组成了探路者，其中的很多人后来也成了“高干队”的志愿者。
“我们也没接触过男同群体，最开始想通过网络、论坛、Q群打入男同线上圈子，但运作起来非常困难。”阿俊说，陌生人想加入相对隐秘的男同网上群落通常会被拒，“最后只能佯装是圈内人，先进了群再说”。
打入到男同内部的彩虹工作组志愿者慢慢与群主建立联系，经过摸索，又最终从线上转入到线下，进入到较为隐秘的男同酒吧、会所之中。何建均说，“彩虹工作组志愿者负责牵线预约，我们则有艾防队员及检测人员一同上门，共同进行专业的干预。”
发免费套套帮老板揽客
何建均说的干预，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派发安全套。
男同酒吧、会所要做生意，起初，“高干队”一来，老板一听“艾滋病”几个字，一脸反感。何建均记得，东城“高干队”第一次前往东城一家男同会所干预，“我们艾滋病检测的工作人员以女性居多，但男同酒吧是拒绝女性入内的，随去的女队员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在经历无数次拒绝后，“高干队”和彩虹志愿者总结出一些小技巧，“男同性行为比较高危，需要用安全套，我们干预时会免费派发大量的安全套。”阿俊说，“我们还会告知酒吧、会所经营者，会组织活动让会所氛围更好，日后还可能带来回头客。”最终，本地的男同酒吧、会所经营者开始慢慢接受“高干队”。
“通常我们都会先通过老板向他们表露身份，”何建均说，现场干预主要是派发宣传单、避孕套，同时劝导男同进行艾滋病检测，填写艾滋病知识问卷，“通常我们不会影响他们的雅兴，只会寻找干预对象，私下聊天，各个‘击破’。”
“有些人可能直接扭头，有些则会听你讲完一些防治知识。”阿俊发现，“干预的男同约有70%会接受安全套，比例较高，但仅有两成多愿留下联系方式。”这给干预带来了困难。阿俊说，“同一个会所，男同的流动性很大，很多都是镇街之间流动，有些还是从广州、深圳、香港过来的，如果能留下资料，意味着还有可能对其进行二次干预，效果会更好，但很多人害怕隐私被泄露。”
“高干队”工作时也可能遭遇尴尬。“难免会有男同上来搭讪”，东莞一名“高干队”队员记得，“刚开始去会所时，就有男同对我说了句‘长得挺白净的啊’。”
何建均也碰到过类似情况，“有些人比较热情，上来就给你一个搂抱”。他说他有及时化解的办法，“比如会跟他表明自己的身份，强调不是圈内人，示意对方坐下来，再来聊天，找机会进行干预。”
“有时，可能会碰到有人上来摸一下，发生身体上的触碰，但这种情况并不多。基本上我们表明自己不是圈内人后，对方都会很尊重。”阿俊也强调。
跟男同打交道多了，阿俊也更了解这个人群。他说，男同还没有完全被社会所接纳，“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渴求有正常的生活，找到合适、稳定的伴侣，不能给他们打上有色标签。”
染艾志愿者离开又回归
“高干队”队员本身如是男同，会让被干预对象放下心防。阿俊说，“我们一直在招募男同志愿者，现在工作组固定的志愿者有10个，其中70%是男同。”
小逸(化名)就是其中一员。2012年大学毕业后，小逸回到家乡东莞，加入到本地男同Q群中。“现实中我很内向，但网络上我很活跃，很快就和彩虹工作组的志愿者聊开了。”小逸当年9月份就加入了彩虹工作组。
刚开始，小逸并不适应当志愿者，“我不敢和陌生人接触，通常只会站在一边拿问卷给别人填。”小逸说，“表明自己的男同身份会更容易和对方搭上话，但谈到艾滋病检测，很多人抗拒，其实他们害怕面对结果。”去年，小逸去虎门一家男同会所干预，“我向他们介绍了来意后，很多人不理睬，直到一名曾经被干预过的男同出现，现身说法，会所的人才放下防备，纷纷响应。”当天会所30多名男同进行艾滋检测的就有20多人，让小逸信心大增。
小逸还曾亲眼目睹身边的志愿者染艾，“有个志愿者和男友分手后，没多久就加入彩虹工作组志愿团队，接触到防艾知识后，知道自己有过高危性行为，他主动进行了检测，当他拿到阳性结果时，整个人都崩溃了，甚至尝试过自杀。”
“这时我们的鼓励会显得有些苍白，他自己就是志愿者，知道防艾知识，唯有时间能让他慢慢平复下来。”这名志愿者后来离开东莞，如今又回来了，“且以男同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再次成为志愿者，他的经历更有说服力。”
故意不和干预对象太亲密
经过多年的干预，目前东莞防艾“高干队”和彩虹工作组开展干预的男同酒吧、会所已有18个。今年1-10月，仅东城“高干队”干预的男同人次共2359人次。“每个月，我们至少会做一次男同干预，有时甚至高达四次”，何建均说。阿俊说，“现在横沥、黄江等地男同场所还主动邀请我们去做活动。”
何建均还发现，干预的成果不仅仅是传播防艾，“干预中，有人会很有聊天欲，想了解外界对男同的看法。”何建均说，即使赢得了男同们的信任，“高干队”队员和志愿者还是要表现出专业度，“我们通常会保持中立，多从医学的角度来回答问题。”这样的处事态度并非冷漠，在他看来，这样是为了让干预对象更放心。何建均坦言，“如果和他们太过亲密，如大街上还嘘寒问暖、打招呼，会让对方猜忌是否会向外人泄露隐私等。”
东莞“高干队”目前最缺的是人。“现在固定志愿者很少，一直在招聘，但队伍不稳定。”志愿者阿俊说，彩虹工作组倾向于招揽男同志愿者，对同伴进行防艾教育，“且我们需要各类人才，比如心理、法律方面的，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男同进行疏导和干预。”
邀请男同交友、进行同伴教育等，都需要花钱，干预经费常常捉襟见肘。“2014年-2015年，我们申请了省疾控艾防经费5万元，但我们只能看菜下饭。”东莞东城艾滋病“高干队”有关负责人也说，“现在我们的干预方式比较传统、单一，希望走出去跟更多的城市学习。”
先当菜鸟“找小姐”又成男同知心大姐
珠海“高干”
在交谈中的“你们”、“gay”等字眼 ，千万不要用，“‘同志’这个词，他们能够接受。曾被很多男同问“你怎么看我们”，我会告诉对方，“没有你们、我们，都是一样的普通人。”
“曼姐，我跟他做的时候没戴套，我有点怕染病。”曼姐是珠海疾控中心防艾“高干队”队员杜曼，询问她的是位小伙。深夜时分，熟睡中的她经常会被这样的电话吵醒。身为“高干”，杜曼已经习惯了和性工作者、吸毒人员和同性恋等人交朋友。
工作就是集体“找小姐”
珠海疾控中心防艾“高干队”成立于2005年10月，是国内较早成立的“高干队”。一年后，刚刚毕业的杜曼因性格活泼也被领导指派加入“高干队”，于是“白天上班，晚上出去‘找小姐’”就成为了她每天的工作模式。
杜曼在“高干队”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站街女。那一次，她和两个男同事开着车某天桥处发现站街女后，却徘徊了好久也没敢上前，“怕羞，不知道怎么开口。”杜曼说，后来考虑到都是女人好沟通，她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对方是位三四十岁的大姐。因担心对方反感，杜曼没敢直接说明来意，只称自己是疾控中心派来发宣传资料的。但印着防艾知识的资料以及免费的安全套，很快让对方明白她的来意。
“我不需要”，对方的拒绝倒也直接。杜曼说，那时的她不知该如何说服对方，但想着“只要她用了，也许能救回一个人”，还是软磨硬泡，直到对方接过资料和安全套。
除了站街女，路边小发廊也是“高干队”的目标。相较于酒店、夜总会等，路边小发廊里的“小姐”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程度更甚。“只要发廊没有理发工具，且女的很多，穿得也暴露的，我们就上。”杜曼说，发廊“小姐”会更容易接受他们的干预，因为对于免费发放的安全套，她们很愿意接受，“只要她接受，我们就好宣传，有时还嫌我们带来的安全套少了。”
不过，也有恶语相向的。杜曼说，小发廊里多有“看场的”，主要是解决一些找麻烦的客人。有一次，杜曼在一间发廊进行干预，从里面突然冲出一个男人嚷嚷着“信不信我打死你”。杜曼只得退了出来。
“经常吃闭门羹，只能反复说服对方。”珠海“高干队”队员笑称。每到晚上，他们集体出去寻找干预场所时，疾控中心其他科室的同事都开玩笑说，“又去‘找小姐’啊。”
讲课讲到自己红了脸
姚刚加入“高干队”早于杜曼。虽是男医生，不过他第一次外出干预的经历，似乎也强不到哪里去。那天，他负责跟某酒店从事性服务的女孩们讲课，前面的课讲得倒还顺利，直到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的示范环节。
“有没有人会用的，给我们示范一次？”姚刚拿出准备好的模具和安全套，却遭遇冷场，无奈他决定自己上。从安全套开封，到套上和取下的技术要领，他一边做，一边师范，“要捏住底部气囊，小心指甲不要划破安全套”。取套时，因为模具的关系，演示不太顺利，他不禁“啊呀”了一声，底下女孩们笑倒一片，姚刚的脸“唰”一下全红了。回去的路上，有“高干队”队员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开玩笑地说“下次买个有固定底座的安全套模具。”
跟男同交往要学会说话
杜曼2007年开始负责男男同性群体防艾干预，如今已是很多男同口中的“曼姐”。不少男同有啥高危行为或心里话，会第一时间告诉她，甚至有些素未谋面的男同也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她咨询。
男男同性恋群体圈子很私密，外人很难涉足，更别说一个女生。“把他们当做平常人就行。”杜曼说，无论是女性性工作者，还是男同志，其实都很在意别人的眼光。也正因为此，他们对“高干队”才会抗拒，“担心被人歧视啊。”
起初，为了干预男同中的高危行为，杜曼参加过男同的聚会，但效果一般。之后，杜曼从熟识的男同中，发展同伴教育员，在后者帮助下，开始接触更多男同。
如何让男同们信任自己是最关键的一步。杜曼说，除了当对方是普通人，还要学会说话。比如在交谈中的“你们”、“gay”等字眼，千万不要用，“‘同志’这个词，他们能够接受。”杜曼说，自己曾被很多男同问“你怎么看我们”，她会告诉对方，“没有你们、我们，都是一样的普通人。”
也正是如此，杜曼成了“曼姐”，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男同们打电话来，她都会接听，还会耐心地解答和劝慰对方，“我在这个群体里的知名度很高的，很多人听了我的劝说，主动找上门来接受检测的。”
曾被批为“小姐”正名
“高干队”队员并非总能碰到像大多数男同一样nice的人。杜曼的同事黄珊子就曾被艾滋病患者威胁要用注射器扎她。那位患者是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有一次因其下肢多次针扎后溃烂要求她开证明以获得免费治疗，但由于不符合条件开证明未果后，出言威胁。不过，黄珊子虽然受了威胁，但还是帮他找到社会机构给予帮助，“他现在成了我们的同伴教育员”，黄珊子说。
除了潜在的危险，“高干队”成立之初还引来自各种误读。“有人说我们给小姐等高危人群发放安全套，教她们如何正确进行安全性行为，是为她们正名。”有“高干队”队员说，“防艾的最大障碍不是制度，不是人力物力，而是歧视！”
如今，珠海“高干队”已从原来“扫街式”工作模式逐渐转变为“关口前移”模式。即对高危人群的干预，下放到各辖区医院及社会机构中，主要还是因为“高干队”人手实在太紧。
记者了解到，珠海今年通过增加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数量以及社会组织开展检测推荐等措施，包括术前、羁押场所、孕产前门诊、性病门诊等共计筛查了15万份艾滋病检测样本，不仅检测范围扩大，样本数量也超过以往。
“我们的工作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保护自己。”“高干队”队员们说。
广东全省
广东省卫计委相关人士透露，2014年1-10月，全省共干预暗娼人群20.2万人次，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10.9万人次，外来务工人员154.6万多人次，免费发放安全套470万个。截至今年10月底，全省共开诊61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累计治疗病人32209例，累计参加治疗的H IV感染者1642人。
广州
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王鸣表示，目前广州在艾滋病防控领域，用于检测的技术、试剂并不缺乏，资金投入充足。防控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人力资源的缺乏，全市12区、市(县级)疾控中心中，设有艾滋病防控科的很少，这给艾滋病防控、高危人群干预带来现实问题。“最好就是区级疾控中心都能在原有基础上设立专门的艾防科室，充实一线防控队伍。”王鸣表示，在高危人群干预、同伴教育领域，广州市疾控已开展多年的政府购买服务，迄今已和10多个N G O开展艾防合作。
深圳
深圳市疾控中心有关人士表示，统计显示，2014年1-10月的艾滋病新增报告病例中，经性途径传播比例高达92.8%，其中同性/双性性传播占总病例总数的48.8%，首次超过异性性传播的占比(44%)。今年来深圳重点开展男男同性行为者与失足妇女干预工作和现场动员检测，目前已实现100余家男同活动场所全覆盖。推广安全套的使用，全市共干预商业性行为等高危人群共75万人次，免费发放安全套超过277万只。
东莞
2007年底，东莞32个镇街相继成立防艾“高干队”，还和当地防艾NGO合作对男同等高危人群进行干预。目前，东莞防艾“高干队”和当地N G O彩虹工作组开展干预的男同酒吧、会所已有18个。今年1- 10月，仅东城“高干队”干预的男同就达2359人次。
江门
江门市疾控中心主任刘鹰航介绍，江门曾有防艾“高干队”，但原来的队伍在编制、人力和财力的支持上缺乏保障。2013年7月1日，江门进行了事业单位综合改革，将原来的“高干队”纳入江门市疾控中心架构中，并成立艾滋病预防控制科，给予资金、人力保障。江门市卫计局副局长赖建生称，今年1- 10月，江门市共干预吸毒、暗娼、男同、性病就诊者等艾滋病高危人群超过13万人次。
》新闻热线：0371-65901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