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城乡村教师用生命守护三尺讲台 带病坚守17年

　　本文的主人公叫郭春鹏。

　　职务：方城县杨楼镇第一小学教导主任、数学教师；

　　荣誉：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河南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河南省优质课教师、2014年度感动南阳十大人物等。

　　看到这些，你一定会想：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不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今年4月，方城县委发出向他学习的号召，现在全县上下都在传颂他的事迹。

　　采访郭春鹏的时候，讲述者哭了，倾听者哭了，连县委书记都哭了。相比讲述者满含热泪的倾诉，任何形式的“写作”可能都是苍白无力的，因此就有了这篇口述实录式的报道。

　　听着这些带着浓重方言的口述，不由得怦然心动：好一部激荡灵魂的奏鸣曲！是啊，它让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旋律：关于责任，关于坚强，关于大爱，关于善良；它让我们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关于严于修身，关于严于律己，关于做人要实……

　　独奏：“此生，我只能用爱回报爱”

　　——主人公自述

　　【那是2015年5月下旬的一天，见到郭春鹏的时候，他刚下课。这个39岁的男人，白衬衣，黑裤子，干净，利落，身板挺拔。他微笑着大步走来，哎呀，就像是一束阳光照了过来，就像他的学生形容的那样：一个“男神”！单看他的神情，你绝对想不到，这是一个瘫痪过、患过尿毒症、做过造瘘手术、腰间挂着引流袋的4级伤残病人。】

　　我是个平常人，如果说我跟别人有哪点不太一样，那就是：我天生就是个“孩子王”。1997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杨楼乡第四初中教书，白天讲课、辅导学生；晚上，照护学生上晚自习，等学生睡下了，我开始批改作业、备课；课余，我带着学生在田野里奔跑歌唱，在河沟里摸鱼捞虾，又说又笑，开心极了。原本以为这辈子会一直这样快乐地生活下去，没想到一场意外事故改变了我的人生。

　　1998年12月21 日清晨，在准备升旗仪式的时候，我发现旗绳断了。几个学生争着要上去更换绳子，当时雾大，旗杆滑，我觉着有危险，就急忙拉开他们，自己爬了上去。刚到顶端，旗杆突然拦腰折断，我被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醒来后，我发现腰部以下没了知觉，大小便失禁。

　　我被送到乡医院。当时，没有意识到后果会那么严重，医生告诉我是腰椎骨折，说通过治疗和锻炼可以慢慢康复，我就在乡医院将就着治。住了半个月院，病情没有一丝好转，也因此错过了申报工伤的机会。

　　当时，我的爱人李丰勤——那时还没结婚，我们确定恋爱关系才几个月——催促我转到县医院。在县医院，我的脊梁底下高高地垫着纸卷，身子一动也不能动，疼痛难忍，加上大小便失禁，那种痛苦……简直无法形容！躺在病床上，我情不自禁地胡思乱想：也许我这辈子再也站不起来了，再也不能登上我心爱的讲台了，年纪轻轻的，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这样活着，有啥意思？一天到晚，我直瞪瞪地盯着天花板，狂躁不安，一片迷惘。丰勤年轻、贤惠、善良，对我这么好，我不忍心拖累她一辈子，就劝她趁早离开我；当然，心里又舍不得，就像有一千把锯子在锯我的心！有一次，丰勤在给我喂饭的时候，不小心掉到我衣服上一点饭，我竟然将满口的饭喷到她的脸上，大骂：“滚！给我滚！”她哭着跑出去了。这下子完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她是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离开我的啊，可是，过了一会儿，她竟然回来了！我俩抱头大哭！我在心里发誓：只要有一丝一毫希望，我一定要站起来，一辈子当牛做马也要报答她！

　　上级领导一次一次来看望我，校长和同事用贴心的话语鼓励我。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全镇师生先后两次为我捐款，共计3万多元。教师工资本来就不高，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生活艰难；那些农村学生，家里供他们上学多不容易，可是他们慷慨地为我捐款！我感到温暖，又感到欠下了重重的人情债。

　　我的学生一拨一拨来看望我，一边哭一边说：“老师，你快点好起来吧，俺们等着听你的课啊！”他们哭，我也哭。我真想一跃而起，像从前那样给他们上课，带他们放风筝、唱歌。我捶着自己的腿，恨天、恨地、恨身体不争气！我对自己说：不能成为废人，我得站起来，回到孩子们中间去！

　　有这股子热劲儿撑着，心里不空了，身上有劲了。在家人的陪伴下，我积极治疗，拼命锻炼。记不清扎了多少银针，记不清摔倒过多少次，我咬牙坚持着。

　　到了2000年暑期，我终于扔下拐杖可以独立行走了。可是，大小便失禁的症状没有消失，平均十几分钟就要小便一次，不然就会溺湿裤子；同时，大便干结，每次大便都要用指头去掏，掏得满手是血。为了减少排尿，我不敢喝水；每天晚上，尽量撑着少睡觉，只要稍微打个盹，就会把被褥弄脏。家里没有多的被褥好更换，只好把尿湿的地方折一下、再折一下。那时，我常常因为害怕多换一次被褥而彻夜不眠，困得实在不行，就用橡皮筋儿扎上个安全套……到了冬天，弄脏的衣服不是一件而是多层，洗又不敢洗，晒又晒不干，没办法只好用炉子烤、用电扇吹。不知烤煳了多少条床单被褥，吹坏了多少台风扇……

　　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我就登上了讲台。那时候，上一堂课要去三四次厕所，一不小心就会溺湿裤子。经常是讲到紧要处，我不得不突然停下来往厕所跑。这样教课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我就想对课堂设计做一些改变。一开始，我尝试着把一个课时分成几个时段，譬如，第一个阶段，让学生完全自主学习，我在教室巡回辅导；然后，我讲一段，让同学们消化一段，这样我就可以随时去厕所了。后来，我发现这种教学方式过于放任自流，效果并不理想。于是，我就按照成绩，将全班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将课堂教学分成四个环节，从导入质疑到自学交流，从展示评价到精讲检测，每个环节都不超过10分钟。这样，我不仅可以趁环节间歇去厕所，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学生的学习兴趣高涨了，注意力集中了，参与度提高了，课堂效果也好了。

　　就在我刚刚在讲台上找回自信的时候，命运之神又一次将我击倒。

　　那是2002年3月，我开始发高烧、流鼻血。刚开始，我没当回事，依然坚持上课。有一天，我昏倒在了讲台上。在郑州大学一附院，医生的诊断结果让我犹如五雷轰顶：由于过度劳累和长期憋尿，导致双肾重度积水，肾功能开始衰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尿毒症”！

　　我那一向坚强的爱人差点儿崩溃，她长吁短叹，莫名地自言自语。我那经历过抗美援朝的炮火、坚强而开朗的父亲，也在我做大手术那天去世了。我真的撑不住了，我想死，无数次想到自杀！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是我的爱人寸步不离地守护着我。她以那单薄的身子，骑着自行车，拉着板车，东奔西走带我看病、打针、换药，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不仅是体力的消耗，更是经历着心灵的煎熬。

　　为了给我治病，我的二姐辞去了体面的工作，到郑州卖菜，仅她一家支持我的医疗费就不下10万元。为了给我治病，我上中专的弟弟，不得不提前离校去南方打工。为了给我治病，我的家人四处借贷，从100元到上千元，母亲的床头积下厚厚的一摞账单。为了给我看病，我那时年60多岁、严重驼背的老母亲，起早贪黑到山坡上捋艾叶卖钱、砍毛竹扎扫帚卖钱。砍下的东西背不动，她就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拖着拽着。有一天，我疼得实在受不了，哭着跟妈说：“妈，我怕是养活不了你了，我活不下去了……”妈抱着我的头，哭着说：“孩儿啊，你别吓妈啊……你不能动，妈还能动，妈养活你，妈养活你！”

　　我在家治病的那些日子，亲戚、朋友、乡邻拿着鸡蛋、蔬菜，带来山货、中药，一次一次来看我。村里的医生为我打针、换药，从来不收钱。一些在外工作和打工的学生，天天发短信问候我，一次一次赶回来看我，时常寄钱寄物帮助我。

　　有一天，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在他床头的书摞中发现了两张纸条，一张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爸是一个牛毛汉，望你教出成才人！”另一张上写着：“爸走了，你要坚强！”霎时，我仿佛遭到电击，想起亲人们对我做的一切，想到自己的责任，想到自己的软弱，我放声大哭。母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扑过来抱着我的头，一边哭一边说：“孩儿啊，别想不开，别吓妈！”我哽咽着说：“妈，我错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为了早日站起来，我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经受了无数次尿道扩张手术和腔镜检查，承受着每天十几次自行导尿的痛苦。2004年10月那次感染，我的睾丸肿胀得像两个鸡蛋一样坚硬，40摄氏度的高烧加上难以形容的疼痛，让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地狱、看到了死神！万般无奈之下，在这年12月，我接受了原本最不愿接受的造瘘手术，戴上了终生无法拔掉的引流管。

　　造瘘手术半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秋期，我再次回到学校。领导担心我的身体，建议我看个门儿、打个杂什么的。我觉得，我的特长是教学、我的梦想在课堂，于是找领导软磨硬泡，从替请假的老师代课开始，又踏进了教室，回到了孩子们中间。现在，我每一次大声讲课和大幅度的动作都会使伤口疼痛。一天到晚，引流袋里不仅有尿液，还有血。但只要上课的铃声一响，我立马就像上满发条的机器一样，精神抖擞，大步奔向教室、奔向我的学生！

　　都说我坚强，可我心里清楚，这17年，是党组织、是领导和亲人，时刻关心着我、温暖着我，我才支撑到现在；是那一双双充满了爱的手搀扶着我，我才走了过来。不管今后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此生，我只能用爱回报爱，只要还有一分热就一定会发一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