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讲述：突发事件报道中你为何看不到我的眼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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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拿着一个盒饭默默蹲在角落里，或者盘腿坐在地上，双眉紧锁，飞速敲击键盘，已经成为当今很多记者工作的常态。作为一个普通人，每个记者都会累，会痛，职业身份却要求他每日对着凌晨的星星迎来送往，或者咽下心酸，只求拿笔记录下真相。

记录时代、观照历史的职业定位，不免显得过于宏大；不辱使命，却是每个记者心中长鸣的警钟。这本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职业特性，却因近日不断发酵的一个新闻事件被推至前台。我们有必要说说，突发事件报道中，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作为一个入行十年的老记者，赵炎经历过的突发事件数不胜数。他告诉记者，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在报道马季去世的消息时的经历。

当天晚上，他和另一位记者一起坐在马季家的楼道里，漫无目标的等待着，内心是满满的纠结和煎熬：一方面，自己喜欢马先生的相声，很想做出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可是另一方面，对于痛失亲人的家属，敲门打扰，却又是万般不舍。

“我和另一个记者坐在楼道的台阶上，商量着这件事儿，都觉得不敲门，是人性；敲门，是责任……最终，我们选择了人性，毕竟稿子是给人看的，不是为了出名。”

“后来马季下葬的时候，我又去了。我先是对马季家人表达了自己的慰问，然后又试探性地问马夫人是否可以接受采访，她对我表示感谢后婉拒了我的采访要求，最后我向他们鞠了一躬，默默离开。”虽然未完成任务，赵炎却不觉得有丝毫遗憾。

还有一次，赵炎去报道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女博士后的跳楼事件。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到了她的丈夫。刚开始这位丈夫很抵触，痛斥他：“人都死了，你们还采访，有没有人性？”

“我告诉他自己只是想探究他爱人离开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给了他充分的选择自由权，并且留了名片，告诉他如果法律方面需要帮助可以找我。”最终，这位丈夫与赵炎且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并且对自己之前的“莽撞”向赵炎道谦。

“对于记者而言，不是单纯的因为有新闻性才去采访，而是他们的意外对于社会而言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意义。我采访马季，不仅仅因为他是名人，更因为大众对他的热爱；对于女博士后之死，不是因为一个女人的跳楼，而是因为它背后可能存在或折射的社会问题。据我观察，很少有只顾稿子不顾死者的记者。”　赵炎认为，带着对生命的尊敬去采访逝者亲属，这是记者的基本素养。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成为圈内共识。

“在处理突发新闻时我们首先会权衡，到底是人性的力量大，还是新闻的价值更大。如果报道确实有其意义所在，我们会与当事人进行积极沟通。这就需要你跟当事人分析利弊得失，跟对方讲明自己可以提供哪些帮助。如果你在相关领域足够成熟和专业，知道事情报道后会有哪些发酵和进展，有掌控全局的能力，采访对象一般都会配合的。当然，如果对方实在不愿意，我们就放弃。”《法制晚报》的主编付中对记者表示。

个人身份和职业色彩的转换

作为《经济观察报》的记者，梁嘉琳坦言自己也遇到过很多煎熬的时刻。在作为前方记者采访上海外滩踩踏事故时，他就面临了一次“两难”的抉择。

当时他想办法联系到该事件的亲历者，以及几位遇难学生的室友、家长。刚开始采访时，这几位学生的状态都是“失联”，因此，学生家长语气平和，情绪稳定。但很快，梁嘉琳就在媒体上看到了这几个学生的名字出现在遇难者名单中，网上也出现了以“复旦学子”名义发布的联名信。梁嘉琳随之改变策略，打算在遇难者人际圈外围找采访对象。为了采访上海某遇难大学生的大四室友，下着小雨的冬夜，梁嘉琳在学校草坪上等了3个多小时，还是没有采访成功。

在外滩遇难者“头七”的这一天，梁嘉琳给这位室友发短信，邀请一道前往，但对方却认定他是在骚扰。那天上午，梁嘉琳听着黄丽玲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眼眶湿了。他说，自己干了四年记者，对某些机构干扰采访的职务行为习以为常，只是对“好人之间都互不理解”颇为感伤。梁嘉琳事后给她发了短信：“我现在还没给家人打电话，希望你理解，每个人都有表达或不表达的自由。”

梁嘉琳说，记者身处一线，会遇到很多困扰，因此更需要一个“隔离层”，才能尽可能在采访中抽离出事件本身、不要带入个人情绪，这不是冷血，而是出于客观报道的需要。有人觉得记者“秃鹫般焦急地等待她的死亡”，但那毕竟是极少一部分媒体所为。同时，绝不能因一部分记者滥用采访权，就扩大为对所有记者、所有采访权的反对。

“现今媒体没有做出足够多的好新闻，原因之一是记者在现场不够，而不是相反。职业状态下的记者不是粉丝，不是亲戚朋友，而是一个职业的记录者和信息传递者。无视现代社会的高度职业分工、以普通人的情感来度量一个记者从事职业行为时的情感状态，只能说明我们缺乏最起码的常识。”北京青年报常务副总编田科武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