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了的牵挂——追记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村党委书记燕振昌

4月29日，许昌市委作出《关于开展向党的基层好干部燕振昌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燕振昌同志学习，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党执政大厦地基中“凝浆固土”、“负重支撑”的合格“钢筋”。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本报今日再次刊发1月28日一版头条刊发的长篇通讯《未了的牵挂——追记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村党委书记燕振昌》，希望广大党员干部通过重温燕振昌的先进事迹，进一步凝聚干事创业的正能量，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记宗旨，开拓进取，务实重干，为建设“五型许昌”、实现富民兴许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生命终止的前一天，他带着调研组去参观他奔波6年才引回来的幸福湖水。

生命终止的前一晚，他打电话给3个班子成员，细心地交代他们第二天要去市里、镇里办的几件事。

生命终止的那一刻，他伏在案上，握着笔准备写下当天要办的事。

台灯依然亮着，桌上的日记本依然摊开着……

2014年12月12日凌晨，燕振昌走了，一如负累归去的燕子，留下了未了的牵挂。

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村，燕振昌当了44年村党委(支部)书记的地方。书柜里，是燕振昌整齐摆放的其他93本工作日记，从1972年直到他生前最后一刻。那里面，有1976年全村第一次盖排房时的缺钱少料，有1986年开办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时的“股东炼成记”，还有2008年幸福湖水“蒸发”后写了6年的汇报信……满纸满页都是燕振昌曾说过的话：“要让村民过上有房住、走好路、能读书、有玩处的安生日子。”

“我特别想知道，他日记里没写完的那件事到底是什么，我们帮他完成。”村委会副主任张万顺哽咽地用手擦了擦眼眶，把脸转了过去。

水磨河，燕振昌一生的牵挂。

燕初飞，一抖尘枷欲冲霄

他领着社员保肚皮、办村企，带头创办长葛市第一家农村股份制企业，鼓励村民“从商从工”，创出了长葛市第一个亿元村

暖泉环绕的水磨河村，有两样“特产”——水和集市。

历史上的暖泉河畔，水草肥美、人气渐旺，因河上建水打磨一处，水磨河村由此得名。至元明时期，水磨河村已成为长葛、禹县交界处最热闹的大村，每逢会期更是人山人海。也许是这些，培育了多年来水磨河人的经商意识和活络的脑瓜子。

可这个因水而灵的村落，曾经穷得揭不开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公社、挣工分、大锅饭，农村社员穷得吃不饱饭，找个识字的人当“计工员”都困难。

1962年，20岁的燕振昌高中毕业了，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贫瘠的村子正需要他这样有文化又肯干的后生。1967年，他被社员推选为第八生产队队长，凭着一股踏实劲儿，3年后又当选为村支部书记。

可妻子张改真撅起了嘴：“上面提拔你当脱产干部，你为啥不考虑?我也是高中生啊，家里供我读书这么些年，又让我留在农村?”燕振昌一脸自信地劝妻子：“农村也能干出个名堂，你放心吧。”

话说出去了，担子也压下来了。从这时起，燕振昌开始了记工作日记的习惯。每天凌晨4时，他就起床了，写头一天的工作日记，思考当天的工作安排。这一时期，燕振昌想得最多的，是领着社员保口粮、保肚皮、“战天斗地”;日记里记得最多的是农家事儿，麦田管理、提高单产、调地、修建石头猪圈、化粪积肥、修田间硬渠、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等等。但是，队里人均耕地不超过7分，光靠种粮食，队里还是要啥没啥，想修路、建房都没有活钱，再活络的脑瓜子一时也犯了难。

“得办集体企业，给大队多产点东西、多积点钱。”燕振昌和班子成员碰到一起就合计这事儿。

1973年后，燕振昌领着社员办起了农机配件厂、面粉厂、冰糕厂、机瓦厂，这几个厂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水磨河大队的重要经济来源。1977年后，队里为配合新村建设，新建了白灰窑和砖瓦窑，成立了建筑队和石工队。到1981年，大队已拥有预制板厂、机械厂、车队、木工厂、供销社等十几家集体企业，每年给队里交利润30多万元。

同样是1981年，水磨河大队开始实行以农户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意味着，经济搞活的火苗在这个豫中乡村点燃了。

人们开始想着法儿地赚钱，要挣脱穷日子。

此时的燕振昌，依然保持着爱学习、爱看报、爱写东西的习惯。在他的工作日记上，经常摘抄着上级会议上的领导讲话，有的一抄就是小半本。坡胡镇政府工作人员贺建军回忆，2014年市委书记王树山到水磨河村调研时，向燕振昌问起了基层四项基础制度，“燕书记背得溜熟，连我都背不囫囵呢”。

所以，别看水磨河村是最基层的“小细胞”，但燕振昌对上级文件精神、政策动向却是知晓得早、掌握得清。得益于此，水磨河村有了多个“第一”，全省第一批股份制企业就是其中之一。

1986年，燕振昌得知，上面开始有了“股份制企业”的提法，这使他嗅到了经济改革的信号。他赶紧再打听，但只是听说在沿海地区有创建成功的先例，省内则没有听说过。

“先行一步，也许咱村就有了条好出路。”思忖之后，燕振昌决定一试。

一天晚上吃罢饭，燕振昌来到他的老搭班、老伙计张汉卿家，商量要不要建一家股份制的造纸厂。一听燕振昌要鼓动自己入一股，张汉卿的第一反应是“我不干”。他说了自己的想法：“我没钱，一股3万块钱，我得借多少户才能凑齐啊!而且农村搞工业的少，纸厂怕是没有那么多生意啊。再说了，股份制还没兴起来，办砸了咋办?”

一口气，就是3个顾虑。的确，那时要让农民兑钱、办股份制企业，许多地方都没有这个能力和实力。没有突出资源和经济实力的水磨河，更是如此。

燕振昌顿了顿，开始劝张汉卿：“这个股份制企业，咱得办。”他分析着：“经济改革已经开始了，集体土地包产到户，集体企业也分解了。现在的精神是，分得越彻底，证明观念转变得越彻底。可这样一来，如果不搞企业、没有经济收入，村集体就被架空了，4000多口人的大村子，想办啥事儿也没钱了，村干部说话也不灵了。”

这些，张汉卿明白，他和燕振昌一样希望村里人过上不愁吃喝的日子。所以，虽然得到处凑钱、得担风险，但张汉卿还是和以往每次一样，坚定地支持了燕振昌。

随后，燕振昌又找了村里3个有点儿“毛毛钱”的人：张廷然、张军甫和张留木，挨个儿和他们沟通、说定。就这样，水磨河村的造纸厂建起来了，这是长葛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也是全省第一批股份制企业之一。村里以土地、房屋等入股，占六成股份;个人一股3万元，共5股，占四成股份。“后来，大家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股份占比就逐渐由‘六四’改成了‘四六’，让个人拿得多一点儿。”张汉卿回忆。

机器一开，问题就来了——“出来的纸咋不成型?”“要收麦秸秆了，咋说动银行追加贷款?”燕振昌稳住大家伙儿，然后一遍遍和请来的技术员试验配料比例，一趟趟跑银行磨嘴皮子。

造纸厂正常运转起来了，销出去一吨纸能挣一二百元。造纸厂每月一算账，虽然有时候也赔点儿，但大多数时候都能挣几千块钱。就这样，造纸厂给全村开了个好头儿，水磨河的“小金库”鼓起来了。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精神传遍神州，全国农村村办企业纷纷摘掉了“红帽子”，股份制企业、个体经济开始开花。

“咱不能再吃大锅饭了。‘只有种地才能糊口’?那是老一套了。”燕振昌开始鼓动村民，“要富裕，咱就得跟上形势，就得入股办厂、‘从商从工’。咱村子有热闹了几百年的大集镇，我看咱村办企业肯定行。”

光劝村民不够，燕振昌跟十几个“两委”班子成员说：“政治过硬是硬本领，带头赚钱是真本事。既能服务、又能致富的村干部，才是真正腰杆儿硬的好干部。”他给“两委”班子成员和村里100多名党员下了“死任务”——都得有个厂。有人不理解，觉得有必要下这狠劲儿吗?他说：“这不仅仅是为了让你挣钱，还为了一个厂能解决村里十几号人的吃饭问题，能提高全村经济水平啊。”

渐渐地，大家的心思活络了，跃跃欲试的人干起来了。只几年，村里就吸收股金800多万元，办起了铸钢厂、淀粉厂、瓷厂等股份制企业，冒出了机械、加工、商店、运输、饭店、砖瓦窑、白灰窑等私营企业50多家。水磨河村还成为长葛市第一个工农业总产值超亿元的村子。燕振昌也频频被其他地方邀请去介绍经验、办村支书培训班。

这些企业，就是水磨河的“第一桶金”。特别是燕振昌等人建成的铸钢厂里，几个股东的实力越来越强，后来纷纷退出来又组建了自己的铸钢厂，大厂又再分小厂。现在，水磨河村仅个体铸钢厂就有四五十家，源头都是最初的那家股份制铸钢厂。

“当初一说要摘‘红帽子’，大家都是顾虑重重，如今回想起来，没了‘红帽子’，大家反而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现任村党委书记、村委会原主任郭建营说。

从贫瘠的村落，到如今闻名全市的明星村，燕振昌带领全村实现了“致富三级跳”。直到现在，村里谁要是因为办厂遇到难事儿找到他，燕振昌依然想尽办法解决。

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他还以个人名义，为郭建营、赵书建等村里7个人的厂子担保了1400万元的贷款。郭建营说：“我们7个厂子要贷款，如果找厂子作担保，我们必须得找7个有实力的、不能重复的厂子，一时不好找啊。不过银行的人说了，要是燕书记作担保，那他一个人就能担保你们7个厂子。”燕振昌一听，爽快地同意了，还按照银行要求拉上妻子张改真一起给银行签字、按红手印儿。子女知道后，都忍不住说燕振昌：“1400万元啊，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大胆子啊。”

今天，你沿着水磨河环村路、彭花路走，两边全是一个挨一个的厂院。全村投资在百万元以上的企业有50多家，吸纳周边剩余劳动力近万人。

“吃住水磨河，好像在长葛。出门能挣钱，一月两三千。”好日子过上了，人们顺嘴就编出了这样的民谣。

燕振翅，衔来春泥做金窝

从土坯草房，到小瓦青砖，再到两层小楼。燕振昌领着村民划宅基、盖排房，告别破旧拥挤的老房子，建成了横成排、竖成行的新农村

吃得饱，住得好，这是村民最朴素的愿望。几十年前水磨河村的土坯草房，任谁说都得感慨半天。那时的房，“里生外熟”，即外面是砖、里面是土坯，麦草或瓦苫顶。因为宅基地窄，五户一院、三辈同室、儿大不婚、晚上住牲口屋的情况比比皆是。

1976年的一天，燕振昌走在街上要去看看集体企业，村民赵国义见到他就聊了起来：“这两天雨下得大，你看俺家那房子又漏得不行，天天拿锅碗瓢盆接着。一家人挤在两间房住不说，一下雨连这两间破草房也住不安稳了。你说俺家咋办?”

燕振昌不由得张望着小路四周，那一处处没经规划的房子，东一处、西一所，大门朝哪个方向的都有。条条小土路，就在各家各户之间曲里拐弯地“自然”形成了，路窄、坑洼、七拐八扭不说，有的还是断头路。

盖新房，多美好的期望。燕振昌不是没想过，可是，钱从哪儿来?闲聊罢，燕振昌心事重重地走了，但盖排房的目标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第二天早上开会，燕振昌提了这事，让班子成员商量办法。“这是实事儿啊”，“难度肯定大”，“得要石灰、木头、砖头”……大家伙儿商量半天，最后统一意见要克服困难盖排房。燕振昌还鼓励大家：“那林县人啥都没有，不都敢挖‘人工天河’么，咱这工程难度还没他们大呢。”

接着，队里又开党员会、社员大会征求意见。燕振昌在工作日记中记录了征求意见的结果：“根据多数群众的要求和我们了解的实际情况，大家同意建设新村。如果不搞建设新村，会出现：1.媳妇娶不到家，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积极性。2.为宅基地闹纠纷，闹矛盾……5.不能改变已有生活条件。”

经全体社员表决同意，水磨河大队确定了排房建设规划：保留并加宽该村以十字街为中心的南北、东西大街，住房统一坐北向南，每排10间房，排与排之间留一条小巷，宽1丈。规划还对每家房子的样式、高低、门窗、结构作了详细规定。大队还给社员每家50元的盖房补贴。

水磨河旧村改造启动了，想先盖新房的人也“活动”起来了，其中还有燕振昌自家亲戚。燕振昌一看这情况，放出话来：“先紧着困难户、孩子多的户。除此之外，谁来也说不通，就算有亲戚、有关系也不行。”怕大家按照“潜规划”给他送烟，原本烟瘾很大的燕振昌还戒了烟。有人不理解，觉得递根烟表示感谢也是人之常情啊。但张改真知道他的想法：“振昌说过，‘就这一根烟，也是给村民的日子增加负担。找我说事可以，但烟我是不再吸了。’”

排房建设开始后，燕振昌先带着大家扒掉了村里剩余的老寨墙，扒掉了北关爷庙、西关爷庙，平掉了围村河和村内大坑，解决了宅基地不足问题。但最难的，还是盖房的材料，那些石灰、砖瓦、预制板，要是全从外边买，那大队和村民都负担不起。

没有烧石灰用的石头，燕振昌想到了离水磨河很近的禹县无梁镇，那里的山上有很多石头。燕振昌跟无梁镇协商好后，就带着13个生产队赶过去拉石头，各生产队都出动一两头牛和十几辆架子车，那架势，浩浩荡荡。燕振昌又请来建窑师傅建成了石灰窑，随后又动员群众建了3座石灰窑。

没有砖瓦，燕振昌就发动各生产队建砖瓦窑。到1978年，多数生产队都建了砖瓦窑。后来，大队还成立了3个建筑队和1个石工队，工人近100人，统一给各户建房。

好事多磨。虽然盖排房是好事儿，但真到一户户推进时，问题就来了。有的嫌自家划的宅基地少，有的说自己还栽的有树……大队就把整个水磨河分成了5个点儿，东、西、南、北4个点儿再加上河北张工作点儿，让干部们包点儿领任务，各自下去做群众工作，一次不中就去两次，两次不中就去三次。

1978年，七队的陈宪建成了全大队第一所5间的“示范房”。自此以后，据《水磨河村志》“大事记”记载，队里每年都会有一批新房建成：300间、420间、520间、433间、480间……直到1986年，水磨河村历时10年的旧村改造、新村建设大工程，终于胜利结束，全村1000多户村民基本都住上了新房。村民张中斗还记得：“那时盖好新房，兴往房顶上扔个馒头讨吉利，但那会儿白面太稀罕了，大家都是往面里裹个石头蛋儿，撑起个大馒头，再扔到房顶上。”

“那次排房，达到了纵成排、横成行的效果。全村千把户人家再没有因宅基打架、吵嘴的现象了，而且没有一户留后遗症。”郭建营说。

一项工作，坚持了十年。燕振昌曾说：“农村工作周期长，计划、规划的实现得有连续性。如果把当村支部书记当成短期行为，不打长牌，这些工作做不到底不说，还会留‘话把儿’，丢‘遗症’，给以后造成矛盾和纠纷。”

小瓦青砖的排房住了十几年后，一部分较富裕的村民要求拆旧房、建新房，于是，村里引导着村民开始了第二轮新村建设。1998年以来，从商业街东西、南北大街的临街住房开始，全村1000多户人家的房子，陆陆续续都翻盖了新房，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二层、三层楼房，外墙贴瓷片，室内铺地板砖，功能设施齐全，和城市住房一个样儿。

“现在家家户户的房子比以前真是强上一百倍，冬天暖气夏天空调。不是燕书记，我们可建不成这样。”80岁的村民张中斗家，20世纪60年代住四五间土坯草房，1983年盖了6间瓦房，2007年又盖了两层小楼，越变越漂亮。

这边盖新房，那边修大道。燕振昌领着大家把全村街道硬化了一遍，大街小巷畅通无阻。

“燕书记说过，村里每硬化一条房前屋后的小巷子，他就捐1000块钱。现在，全村硬化的小巷足有20多条，你算算他得捐了多少钱。”村党委副书记张松山说。

燕徘徊，湖畔盘旋唤碧水

幸福湖水“莫名其妙”地没了，23个村近4万口人吃水困难，4000多亩地绝收。6年奔走，6年呼号，燕振昌抓住一切机会寻找办法。终于，幸福湖水回来了

水磨河村从来不缺水。村西的暖泉湖水，自古以来长年不息，浇灌水磨河90%的农田。由于湖水的渗透，水磨河地下浅水层水源十分丰富，村内的吃水井水位不超过3米，老百姓担水用扁担挂桶就可以了。因盛产水稻、莲藕、菱角、鱼虾，水磨河素有“小江南”之称。因1958年长葛县委书记题词“百亩幸福湖”，暖泉湖也被称为幸福湖。

可是，这一切在2008年12月31日发生骤变。这天，水磨河村村民发现：幸福湖水“莫名其妙”地没了，仿佛是一夜蒸发。

“‘老一’，你快去看看，湖水都快见底了。”村民们焦急地跑来找燕振昌，和他一起去现场察看。当天，燕振昌焦虑地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水磨河村村民发现，幸福湖突然干了……”

自家的水井见了底儿，大家就到村委会院里、文化广场上的水井里打水，可是那里很快没水了;大家又跑去位于村里的长葛发电厂院里100多米的深井里打水，那里很快也干了……村民们只好跑七八里地去拉水，吃水像吃油。地里也干巴得裂了缝儿。“村里干了4年，我家的地绝收了4年啊。”村民张海林说。

生态园里也没水了。2008年6月开始，燕振昌提议村内自筹20余万元，把40亩的低洼地打造成清水荡漾、弯曲回廊的水磨河生态园，好让村民们有个玩处。可年底生态园竣工、注水后仅3天，水就消失了。

幸福湖水“蒸发”，导致附近3个乡镇23个村近4万口人的吃水和灌溉出现严重困难，4000多亩庄稼地绝收。

水究竟去哪儿了?2009年，燕振昌在多方考证时发现，水磨河这边水凭空消失，西边的平禹煤矿(原新峰龙屯煤矿)却在用4个大水泵24小时不断往外抽水。他推断，应该是煤矿透水事故，导致幸福湖水及地下水全部流向煤矿所在地。

水的谜案找到了线索，可是确认事故原因，特别是想让水回流，又谈何容易?

已年近70岁的燕振昌，为此一筹莫展。但有一点，他心里明镜儿似的清楚：“我当书记时，湖里有水。我不干了，湖里还得有水。无论如何，得给子孙后代留一方清水。”

燕振昌开始不断向上级写报告信、汇报幸福湖“遭遇”。可是，囿于这一问题的协调、解决难度之大，进展一点儿都没有。为缓解燃眉之急，村“两委”千方百计争取资金，给各组打150米以上水井12眼，新修水渠和地埋管各1万多米。可是缺水，依然困扰着这个曾经的“小江南”。

2009年，省里的应急抗旱小分队来到长葛调研工作。燕振昌听说后，赶紧打听了人家所住的宾馆，带着3名班子成员赶了过去。他诚恳地向省地矿厅总工程师赵云章反映幸福湖的问题。赵云章听说后非常重视，并给燕振昌“指路”，告诉他可以向省里哪些领导反映和寻求帮助。

在这一指引下，燕振昌回去后又开始写信。“我见过他写的信，非常详细、清楚，有问题说明、地里的照片，还有专家意见、群众签名。”贺建军说。

燕振昌先后写了一二十封信向上级汇报，甚至把信寄到了国务院。他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2011年，长葛市水利局给水磨河村和周边的村打了深井，建了自来水厂，希望先缓解村民吃水困难。

可是，费时一个月打的一眼300米的深井，抽了十分钟，又没水了!因为，此时水磨河村缺水的根本问题在于地表水、地下水不断“溜走”。不“回调”水源，打再多、再深的井都无济于事。

苦心人天不负。渴了4年的水磨河人，绝收了4年的庄稼地，终于在2013年迎来转机。

2013年夏，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征求意见时，省纪委副书记齐新安到长葛市调研。座谈会上，燕振昌大胆提出了长葛西部的吃水难题。齐新安听罢非常重视，将其作为民心工程来对待，没几天，就协调省水利厅等几个部门组成专案组前来实地调查，经仔细勘察论证，终于确认了因平禹煤矿透水事故导致湖水干涸。

在齐新安的大力推动下，水磨河村以及周边23个村的这个一等一的大难题，终于得到了实质性推动。

2013年10月，长葛市西部引水灌溉工程正式得到批复——该项目通过引平禹一矿矿井排水入长(葛)，注入幸福湖，解决坡胡镇、后河镇、石固镇灌溉水源问题，同时配套建设2.56万亩田间灌溉工程。燕振昌常说：“这是咱这里的‘小南水北调’啊。”

2014年6月，工程正式施工。当年12月，工程完工并开始向幸福湖注水。

如今，幸福湖已经再度盈满，水磨河村的冬小麦已浇了六七百亩。燕振昌还借此机会，将湖周围修了小路、添了绿化带，建成了园林一般的景致。“幸福湖水面漂亮极了，连长葛最东边的董村镇人都跑到长葛最西边的水磨河来看幸福湖。”村民赵花君颇为自豪。

提起这事儿，妻子张改真忍不住夸他：“他决心可大，敢想敢干敢闯。这一辈子，他想办的事儿，没有办不成功的。”

“我们这一方人都是他救活的。”村民张海林说，“我们村里人坐在一块儿就议论，这功劳就是他燕振昌的，换了谁都不中。”说罢，他又向旁边的村民说道：“我估摸着，他突然去世，是因为湖水终于又回来了，他高兴坏了吧……”

燕流芳，海晏河清现和乐

带好班子、多赚“票子”、当好孺子、转换“脑子”、干出“样子”。在这只头雁的带领下，村里先后8次建学校，刮起全村“敬老风”，年年表彰“好儿子”、“好媳妇”，好民风在十里八乡出了名

“村里每次开党员会，在家的党员都会来参加。一次开会，90多岁的老党员赵春生还让家人用轮椅把她推了来。”村委委员燕松军说。党员如此支持村干部，就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燕振昌和班子成员是好样的，带了好头儿。

燕振昌历来要求村干部做事是非清楚、不和稀泥、不搞特殊。为了督促村务公开，水磨河村实行了二三十年的“腊八算账”。每年腊月初八前，村里都要召开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并在会上公开村里的收支情况，表决通过党支部下年度事务的预案。

“账目公开了，群众心里亮堂了，干部也撇清身子了，来年该干啥不该干啥大家也都心里有数了。”当了32年村主任的张汉卿说。

燕振昌是班长，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他给自己定了个“五个不沾边”：钱不沾边、物不沾边、奖金不沾边、红白喜事酒场不沾边、烟不沾边。他还把对自己工作的要求总结为 “五子”，即带好班子、多赚“票子”、当好孺子、转换“脑子”、干出“样子”。

44年，燕振昌果真干出了样子。

“俺燕书记，办学校、修敬老院，还给老人发‘豆腐脑钱’，一件件事都办得顶呱呱的，让我说上半个月都说不完。”村民刘改风竖起大拇指不住地夸。

“光玩戏不建校，台上假官假朝廷，台下真官没一个。”曾有人编了这样的民谣，笑话水磨河没人读书、不重教育、光知道看戏听戏。这让燕振昌感到很痛苦：“没有好的学校，咋培育出好人才?”在他的带领下，全村的小学、中学经历了8次建校，最大的一次是1982年，建成了长葛市第一个农村百米长廊的水磨河学校教学大楼;第二次是2003年扩坡胡镇建二中，建成了4层教学楼、学生宿舍楼、餐厅等，2004年又扩建中学，把宿舍楼升层、餐厅扩大。

学校盖起来了，燕振昌又怕学生不好好学习，又想了个招儿。从1985年开始的30年间，村里每年8月28日都举行学生欢送会，给新考上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高中生们披绸戴花，发奖品、送路费。“燕书记这一招儿，让大家伙儿都重视起教育来了，谁不想自己家光荣一把?”村委委员、民调主任赵群德说。从恢复高考制度至今，水磨河村已有460多名学生考入大学。

“村里不光给我们70岁以上的老头儿、老婆儿每月10块钱的‘豆腐脑钱’，还给我们每人发一床‘鲜腾腾’的被子，还有床单、被罩。”村民韩长锁一说起燕振昌，夸他的话就脱口而出，“燕书记这样做，就是要让男女老少知道，孝敬老人才是好风气。”村里刮起的“敬老风”不止这一件。1981年，村里建成了全省第一家村级敬老院，实现了全村孤寡老人的集中供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对此进行了报道。

燕振昌还给村里定了规矩：不准欺负外地人。他说：“光靠咱村人开店铺、办企业，力量太单薄了，得能吸引外来资金‘念经’。”谁家要是眼红人家的生意、“强使”外地人，燕振昌就带着“两委”班子成员过去“凶”那家人。现在，在水磨河商业街上开门店的，至少60%都是外来人。

如今，水磨河的好风气，已经在十里八村出了名，每年评选出的“好儿子”、“好媳妇”、“五好家庭”等也成了村里村外的名人。有不少人愿意来做水磨河村的上门女婿，宋新民就是其中之一。他说：“水磨河村人从来没把我当外人。我进村后，马上就按规矩分给我地了，医保、养老啥的都是一碗水端平。”

凭着多年积累的良好村风，水磨河村在处理南水北调工程征地拆迁时，竟然一个月就完成了拆迁、河道清理、土地移交等工作，而且全村十分稳定。“要知道，我们村的占地面积在全长葛市都是最大的，有23户民宅要拆迁。”赵群德回忆说，“但‘老一’跟他们解释政策规定，大家都信、都服，就不说啥了。”“老一”，是村民们对燕振昌的习惯称呼，更包含着大家对他的信服。

村子发展了，但燕振昌没从村里占一点儿便宜。“跟他结亲，不占便宜，净吃亏了。”妻子张改真说。村里第一次盖新社区时，大家都争着要门面房，燕振昌没要，张改真也没吭声;到第二次盖时，张改真说：“咱也要个门面房吧。”燕振昌说：“咱是干部，不能争这个，先紧着人家吧。吃亏是福。”

如今，身为长葛市财政局局长的儿子燕松涛，时刻不忘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一再嘱咐：“工作中你得服务好领导、服务好同事、服务好基层，可不能对上级、下级两眼相待。”燕松涛说：“父亲一辈子讲究个‘公、忍、真、学’，一辈子处世公道、坚忍不拔、真心真情、学无止境。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去年村“两委”换届选举时，燕振昌本打算卸任了，但村里都希望他接着干，燕振昌也再次满票当选。

燕归去，十里长街泪作雨

送行的队伍里，许多村民捂着嘴哭得止不住声儿。虽然如今已时隔月余，但人们仍然不能提起他去世的事，有的人摆摆手扭过头说：“不说了，心里不是味儿。”

一切似有征兆。

2014年12月10日，省纪委副书记齐新安专程来看已注满水的幸福湖。湖畔，齐新安问燕振昌“多大了”，燕振昌多说了两岁：“75了。”一旁的市委书记王树山还笑着拍了拍他说：“哪像70多岁的人啊。”

12月11日晚上，燕振昌在家喝了碗稀饭，吃了个馍。老伴儿张改真看见他的脸色很红，就问他“是不是血脂稠”，燕振昌回说：“胡说，欢吃欢喝的有啥病?”吃罢晚饭，燕振昌跟张改真说“村里的事儿得处理完”，就又住进了办公室。

12月12日，郭建营、张万顺、赵群德、张彩萍等班子成员一上午都在不断地给燕振昌打电话，因为头天下午直到晚上，“老一”给他们交代了几项工作，这会儿他们办完了，给“老一”回话，可电话就是没人接。

中午，张改真炸了黑红薯叶，做了燕振昌喜欢吃的杂面条，可左等右等他不回来，打电话也不接。她心想，难道又有啥事儿中午不回来了?后来她知道，当时其他人没人敢接她的电话，因为不知道该咋跟她说。

那时，燕振昌已经去世了。他的桌上，日记本依然摊开着，一如往常地记着头一天的工作和当天的安排，包括“反映水磨河新时期女性的画册编排”、“自己动手进行旧房屋改造”等事项。写到第四条时，却只留下了一片空白，旁边是一支摘掉帽儿的笔。

那页日记上，本该是“12月11日”的日期，还被错写成了“11月11日”。这要搁平时，细心、细致的燕振昌也许不会写错，你看那94本工作日记本都被贴上了整齐的标签，早年的几十本还被他细致地包上了红色封皮，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细心、细腻的人啊。

随后赶来的医护人员证实，燕振昌因突发心肌梗死，于凌晨4时去世。

知道消息的乡亲们都不相信，有的说：“说啥?不可能!”有的骂起了人：“胡扯啥，传这胡话干啥!”

“头天中午，我俩坐在一起说话，一点儿迹象都没有。”40年的老伙计张汉卿眼里涌出了泪花，“这几十年我俩商量村里的事儿没少吵嘴，就像两口子一样。他这一离世，心里难过啊……”

遗体告别仪式上，经许昌市委组织部批准，燕振昌身上覆盖着党旗。市委书记王树山送来了花圈。致悼词的郭建营边念边哭，台下的人边听边哭。

燕振昌的骨灰送回了村里，要送往祭祖园的骨灰堂安放。那是村里2001年建成的长葛市第一家村级祭祖园，村民骨灰在这里统一存放。

一路上，村民们自发出来了，一路跟随着。送行的队伍越来越大，把街道占得水泄不通。哀乐响在耳畔，大家哭成一片，有的拿手擦着，有的拿袖子抿着，特别是那些和他相熟几十年的老人，捂着嘴哭得止不住声儿。

送行的时候，依照燕振昌生前的规矩，没有响器班儿。30多年前，燕振昌的父亲去世时，他没有让吹响器。从那时候起，水磨河村定了规矩，婚丧嫁娶不大操大办、吃吃喝喝，办白事儿更不能请人“吹响儿”。

送行的队伍，从燕振昌的“春燕雅居”出发，经过了中学、小学。生前，他对两所学校倾注了太多心血，身后，他的骨灰最后一次经过学校门前。

送行的队伍经过了文化广场，这是燕振昌领着村民建成的全省第一个村级文化广场，有小湖、有亭子、有小桥，还有篮球场、滑冰场。

送行的队伍经过了商业街，这个有60%外来人的商业街上，开公司的本村人赵书建来了，开超市的外村人范红军来了，每个店铺的人都走出来加入了队伍，哭着送燕书记最后一程。

送行的队伍来到了祭祖园，园门上刻着燕振昌编写的对联：伏牛灵照忠孝子，暖泉滋润德善心。横批是“德泽犹存”。

有生之年，他看见了那幸福湖水千呼万唤终回流，看见了2014年全村总产值有望突破4亿元，看见了生态园建成，也听见了人人都说“哪个村都比不上俺水磨河”……可是，那还没建成的污水处理厂，还没硬化完的最后一条环村路，还准备再建的新社区……他却再也看不见了。

如今，距离燕振昌去世已有月余，但大家仍不能提起他去世的事，不能提起给燕书记送行时的场景。一提起这个，正激动地说着他办下的桩桩件件好事的村民，就又忍不住眼里涌出泪花，有的人摆摆手扭过头说：“不说了，心里不是味儿。”

儿子燕松涛闻讯赶回来时，担心父亲走得突然，村里的事务会不会有啥没有处理完、没有交代的，可向班子成员一打听，除了一笔头天的3万元款项没来得及签字外，其他的该签字的、该安排的全都处理好了，“离汤离水”，清清白白。

领导、亲友、乡亲们送来的慰问金，燕松涛把能退的都退了，不好退的就由张改真做主，连同上级发放的抚慰金一起为村里成立了“振昌惠学基金”。燕松涛说：“如果父亲生前有交代，也一定是让这么处理的。”

老燕去世后，张改真又想起了两口子当年的对话：“当年他说过的，在农村也能干出个名堂，让我放心。他就是个有决心的人，说到的都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