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任制公务员揭秘:高薪高门槛晋升难

05.07.2014  18:46
  年薪30万的聘任制公务员即将上岗,成为五一假期后义乌最受关注的新闻之一。2013年12月10日,浙江发布《浙江省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公告》,试点选在全国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高薪是此次招聘引发热议的关键词之一,据相关报道,30万元年薪相当于义乌当地基层公务员年收入的3倍左右。
  距离义乌1000多公里的深圳,另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正在发酵。
  继2007年首次试点聘任制公务员后3年,深圳宣布自2010年1月起,启动“政府新职员全员聘任”改革,所有新进入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律实行聘用制。如今,在深圳4万多名公务员中,聘任制公务员占比近10%。首聘期满后,无一人解聘,聘任制的“瓷饭碗”被质疑有熬成“铁饭碗”的嫌疑。
  两条备受瞩目的新闻聚焦到了一个群体身上,他们是党政机关中的“”字军。那么,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如何?面临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困惑和纠结?对未来又有着怎样的憧憬和期待?
  高薪与高技
  高薪是“”字军最具话题性的光环。因为与普通公务员之间存在较为显着的差距,动辄几十万元年薪的报道频繁见诸报端。
  实际上,在聘任制公务员之前,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在先行尝试,用高薪聘用的方式满足实际工作中对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需求,这一类人员被称为政府雇员。
  2002年,上海浦东新区出资50万元年薪聘请首席规划师,毕业于哈佛建筑规划学院的博士吴越与浦东新区发展计划局签约3年。
  而曾被称为“内地年薪最高政府雇员”的颜兵,在2004年4月以税后50万元的身价与江苏无锡市政府签约,担任该市对日招商首席代表。
  为适应加入WTO后政府工作对人才的特殊需要,无锡市提出招聘特聘岗位高层次人才。颜兵正是踩着这一机遇的鼓点,成为了政府机关里身份特殊的人。
  对日招商首席代表颜兵的主要工作包括三块:一是对市委、市政府做好涉及招商方面的提案工作;二是充当驻无锡日资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桥梁;第三是做好对日招商,代表政府与日商谈判,争取合作机会。
  对于50万的年薪,颜兵曾表示并不看重,有着日本留学经历的他此前在多家日本上市企业就职,获得的报酬远高于此。颜兵认为,政府运用人才市场的规律招聘合适人才,应该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2006年元月正式实施的新《公务员法》,对类似“政府雇员”的岗位给出了政策空间: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试行聘任制。
  “”字军的高薪酬往往对应着的是高门槛。以此次义乌试点为例,公开招聘的6人鲜明地透露着专业性色彩,体现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中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其中,“义乌市物流办信息规划高级主管”要求如下:IT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高级证书,10年以上信息化项目工作经历,且有3年以上大型电子政务或物流信息化系统的工作经验,主持或参与编制2份以上信息化项目的相关报告。
  最终就任这一职位的,是前扬州市经信委副主任林建明,拥有计算机博士学位的他,曾参与组织实施过扬州市政府数据资源中心、市政府云计算中心等重大信息建设工程。
  从“铁饭碗”里跳出需要激励,更需要勇气。
  刘文宣现任西部某县住建局的总规划师,是一名聘任制公务员,而在此之前,他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抉择。
  2011年,该县发布招聘公告的时候,40岁的刘文宣悄悄报了名,他拥有高级职称,是县里唯一具备注册规划师资质的人。而录用后必须完全辞掉原来事业编制的工作着实让他犹豫了一阵子,大学毕业后一直过着体制内生活的刘文宣有着浓厚的“铁饭碗”情结。
  后来,县委组织部的人给他算了一笔账,当聘任制公务员的总规划师,干得好年薪能拿17万,相当于他以前收入的6倍,干完一届3年,就等于在以前的岗位上干了18年。
  更吸引刘文宣的地方在于,总规划师的职位让他跻身住建局的领导层级,上任后的一年多,他干了很多以前想干却干不了的事。他表示,即便哪一天自己不干了,凭借着自己的履历,再找一份高薪工作也不难。
  找寻成就感
  职位和待遇仅仅是一个方面,更多的“”字军看重的是那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
  一位有着华为工作经验的工程师曾成功应聘到深圳市药监局的职位,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负责整个药监管理计算机系统,月薪八千多,而在此之前,他在华为的年薪已经达到40万元。
  他认为,这份工作虽然待遇不及华为,却能积累政治资源,还能发挥领导能力,带出新人。
  2008年,湖南省宁乡县决定用5年时间,引进100名博士或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200名硕士和700名全日制本科生,简称“5127”人才引进工程。
  湖南省宁乡县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工作局局长詹爱芝表示,当时大规模对外招聘高学历人才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底气不足,尤其是在现代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人才更是紧缺和急需。
  加入宁乡“”字军之前,张学秋的身份是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同时在上海宝钢研究所工作。
  来到宁乡不久,张学秋就利用自己深厚的学术基础,对金洲新区进行了专门的课题调研,而后他提出以昆山为模板,将金洲新区申报为省级园区,创建国家新材料产业基地。
  出乎张学秋意料的是,建议提出后一周,宁乡县委、县政府和金洲新区党委就决定,正式启动相关的申报工作。看到自己的设想变为实践行动,这是张学秋最骄傲也最坚定的理由。
  现任宁乡县金洲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张学秋说:“在宁乡我感觉自己的用处更大,这种成就感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享受这种成就感的还有扬州开发区的第一批政府雇员。2008年8月,扬州开发区通过“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合同制聘用”的形式,引进了一批招商、规划、金融、信息等方面的高端人才。
  葛志栋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复旦大学的MBA毕业后投身金融投资行业,曾经参加过海螺型材和交大昂立的上市筹备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只是承担了系统中的一部分”。成为扬州开发区的政府雇员后,葛志栋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作为政府方的推手,为开发区里几家企业上市进行操盘,这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让人着迷。
  然而,找寻成就感的同时,“”字军也有一些身份上的诉求。与葛志栋同为扬州开发区第一批政府雇员的肖志国,曾经说出过很多“”字军的心声,“说心里话,既然进了政府工作,公务员情结总是挥之不去,也希望未来政府雇员和公务员之间能有一个通道。
  矛盾的诉求
  三年前,肖赛喜作为双流县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的44名政府雇员之一,来到人社局信息科办公室。毕业于计算机专业的他在三年的合同期内,承担起单位日常的信息系统维护工作,还利用专业所长开发了几套实用程序。
  双流县人才中心对这批在岗政府雇员的跟踪调查显示,入职3年,用人单位对政府雇员的满意度达到百分之百。然而,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当年和肖赛喜一起从5000多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的44名佼佼者,如今已流失了19人。
  “先天不足”的政府雇员面临着身份定位上的困境,其不属于公务员,晋升激励存在不足。一位通过公务员招考渠道进入体制内的前政府雇员表示,最初希望找一个相对安稳又能发挥自己专业优势的工作,所以选择了政府雇员,但是随着工作的时间增加,越发觉得没有盼头,和体制内的同事相比,似乎看不到出路。
  葛志栋也曾表示,“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如果知道你是政府雇员,看法可能会不同。”最重要的是,政府雇员做到相关部门的局长就触碰到了政策天花板,再往上提拔,需要市委组织部批准,而非公务员不在提拔序列。
  实际上,即便是作为升级版的聘任制公务员,也有一些类似的困惑和纠结。
  张文茜是2012年通过某县的招考成为四川首批聘任制公务员的,不同于那些高薪的专业性岗位,张文茜考取的是新《公务员法》中可以试行聘任制的另一类岗位——辅助性岗位。
  考上该县档案局的聘任制公务员之前,张文茜还尝试过一次其他县的委任制公务员招考,不过没有通过。档案管理专业科班出身的张文茜很快成了档案局的“宝贝”,工作上手快,认真细心的她获得了领导和同事的高度认可。
  然而,张文茜的心里并不踏实,她期待着自己在公务员队伍中能有上升的空间。实际上,这也成了档案局领导的心病,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张文茜还能在档案局干多久。原本有一位委任制公务员即将退休,张文茜能否获得提拔很关键,但县人社局明确给予了否定回答,必须按照聘任制公务员的相关规定办事。
  对于未来,张文茜打算骑马找马,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关注其他的机会。
  针对聘任制公务员干得好能否转成委任制,政府的诉求与个人的诉求起了冲突。作为试点,地方政府往往期望通过“”字军的加入,用市场化的手段改善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同时也让岗位活起来,形成一定的鲶鱼效应,让整个公务员制度变成一盘活棋。因而,对于张文茜们期待转身为委任制公务员的愿望,政府部门视为走回头路,认为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这种用人制度,而非“开倒车”。
  另外,张文茜所在县的组织部门领导也表示,辅助性岗位的聘任制公务员工资水平与一般公务员差别不大,但发展空间却受到诸多局限,这往往是一些“”字军想进入正规军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种试点似乎更适合专业技术性较强的高层次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