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校生受歧视是制度设计惹的祸

　　近日，浙江某中学发的一条通知经媒体曝光后引发职校生和职业学校的普遍不满。原因是短信提醒学生“不要与社会上不良青少年或职高学生混在一起”。

　　笔者作为一个职业教育的亲身经历者，了解职业教育的现状，一直感受到职业教育被歧视的现实。就像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文先生所言，这已不是偶然，而是普遍现象，社会对于职教的偏见和歧视已是常态。

　　笔者再说一个亲身经历的事。连续两年新学年伊始，笔者应邀参加读初中女儿的家长会，会上，校长都会骄傲地通报当届初三学生中考成绩，依次顺序是考上全省最好、本地最好、本地较好和本地一般中学的学生有多少人。印象最深的是，每次校长的最后一句话总是“我们只有十来个差生进了职高”。听得出来他的潜台词就是对职高“不屑一顾”，认为考入职高的学生都是“差生”。

　　不管你承不承认，无论是报道还是亲历，“不屑一顾”的事实就在那里，“歧视”的现象也就在那里。在这种“职教认知”语境下，目前整个社会都想当然地认为职校(包括职高和高职)和职校生“不好”，职业教育就是“末流教育”。

　　不难理解，成就这种“不好”“末流”的逻辑只有两个：一是现行招生录取制度。在大学录取时，目前录取顺序依次是：重点一本、一般本科二本、民办独立学院三本、高职(又分3A、3B等)。在高中录取中，也按重点、普通、职高批次进行。结果就是等大家把好的挑完了，剩下的就由“职校”兜底，别人不要的学生全部成为“职校”的菜。二是职校生未来职场发展空间。国内大多数单位以文凭学历论英雄、给待遇。并且在后续的干部提拔、公务员招考、职称晋升等涉及个人发展的道路上，不约而同地摆上“本科以上学历”门槛，职业院校学生再优秀也无缘。

　　追溯历史，我国职业教育的境遇并非向来如此。只要把时间倒回20年，即可窥见当年职教辉煌。上世纪80年代的初中生，无论家长还是学生本人，都以能考上中专(即现在的中职)为荣。当然，只有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被首批录取到中专，然后才轮到重点高中、普通高中录取。学生之所以以此为荣，是因为一考上中专，身份就成了“国家干部”，农村孩子就跳出了农门，户口就转为“商品粮户口”。中专毕业后，他们很快就在各自岗位上建功立业。例如，1975年建校的浙江银行学校(现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早期毕业生大多走上领导岗位或成为业务骨干，百名校友成为省级分行及以上领导，其中支行副行长以上干部5000余人。还有一个例子是前几年，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填写自己学历时，就写的是中专毕业。这些例子着实令人艳羡。

　　如今，不仅职校学生受歧视，就连老师们在发表论文、申报课题时，往往都会受到“职校”这个“门户”的歧视。就是各种名单罗列，职业院校也被放在最后“垫底”。

　　种种现象无可争辩地表明，职校和职校人(包括师生)饱受着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歧视。这种歧视，既不能责怪职校学生，也不能责怪职校，更不能因言定罪于涉事的中学。说到底，是制度设计惹的祸。因为，所有眼见的、耳听的、体察的种种被歧视现象背后，都有一只无形的推手，这个推手就是制度设计。这些制度包括了招生录取制度、干部人事制度、职称晋升制度等。这些制度设计在客观上就是一种导向，其直接的、必然的结果就是导致职校整体学生素质参差不齐，不尽如人意，学生对自己的前途担忧，社会认可度、美誉度低。

　　此次事情被暴露、热议只是职校和职校学生被歧视的冰山一角！当下要做的是正视问题，着手调研，提出解决方案。对于教育部门而言，进一步深化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完善单招、注册招生制度，真正想出实际招数，杜绝职校是“兜底”箩筐，把喜欢职业教育的好学生挖出来、录进来、培养好。人事部门要深化各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拘一格选人用人，打破学历、文凭壁垒，切实落实大国重技战略，让职校生有好待遇、好发展，都能“出彩”，都有“获得感”，从而引导整个社会摘下有色眼镜，对职业教育和职校学生从不屑一顾转变为正眼相看直到刮目相看。

　　(刘文明 作者系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