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们的牺牲“天经地义”？ 农民养老现状调查——满意背后的隐忧

一个炎热的夏日，75岁的刘桂花像往常一样，站在一栋白色二层楼前乘凉。

这栋楼是她花毕生积蓄盖起来的，现在却只享有乘凉权。楼房归儿子居住，她则被“赶”到不远处一个铁皮房中。夏日，铁皮房里热得像烤箱，她或许将在此度过余生。

中国东部某省一个村子里，老宅基地被收回，经统一规划后重新分配。但只有儿子们拥有入住新居资格，其父母要么搬到统一规划的“老人之家”社区，要么跟儿子同住。刘桂花无力在“老人之家”盖房，儿子又不许她同住，只得住进儿子买给她的铁皮房。

去年年中，上海财经大学组织对河南、山东、甘肃、安徽、广东等21个省份537个村的养老状况进行调研。分析上万个样本后，新近发布《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下简称《报告》）显示，在一半以上农村家庭出现空巢化、三成老人生活需得到照料背景下，仍有近八成农村老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

“这是农村老人在内心经过无数冲突、调适之后的无可奈何，这种满意还不如不满意！” 项目首席专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这样说时，紧紧皱着眉头。

老人们的牺牲“天经地义”？

刘桂花一提起儿子就哭。

好心人告诉她，回答调研学生的问题会得到20元钱，这名瘦小的老人就守在比较醒目的儿子家门口，等着工作人员找她做问卷。

在河南鹿邑，摘一天烟草花能赚10元钱的老人把前来调研的学生团团围住，争着要做问卷，有的还与村干部产生冲突。

“真想给他们每人发20元钱。”课题组成员、带队调研的刘长喜告诉记者，《报告》显示只有40%的中国农村老人有存款，从东部到西部，有存款的比例下降，均值是35741元。这意味着，农村有60%的老人没有存款。而报告中，农村老人一年支出均值为11303元，其中人情往来支出位列当下农村老人支出第三位，成为较大经济负担。河北无极县一对老夫妇，仅靠种地维持生计，年收入不足2000元，人情往来开销比收入高出一倍，老两口得病不敢吃药，只能硬撑。

本为“防老”的儿子，现也成为负担。

“现在农村结婚讲究万紫（5元）千红（100元）一片绿（50元），这就是十几万，还得买车！”河南农家出身的刘长喜告诉记者，因农村男女比例失衡，比起小伙子农村姑娘更容易在城里成家，农村老年人背负沉重的竞争压力。为儿子娶媳妇盖房子、准备尽可能丰厚的彩礼，成了他们避无可避的一道坎儿。

刘桂花所在村的工作人员为调研带队老师算了一笔账，当地人均年收入6000元，儿子结婚彩礼加酒席10万元，盖房子30万元，儿子成了家老年人的储蓄也基本掏空。

“我给儿子盖完房子，孙子有时还来看看我。”坐在用绳子围成的院墙里，一名老人满脸轻松地说起自己的最大成就。不过调研的学生却看出了悲哀。

“婆媳关系怎样？”有调研学生问住在“老人之家”的一名老人。

“好！”老人回答。

“为什么不一起住？”

“自己自由一点。”老人说完，移开了目光。

事实上，这个村子的很多老人和刘桂花一样，安顿好儿子后多数已无力再为自己盖房。“老人之家”土地归集体所有，以自己小家庭为中心的儿子们不愿在老人住房上投入过多。这些倾尽所有的老人如同耗尽最后一滴燃料的火箭助推器，默默隐没在“老人之家”黑漆漆的小屋里。

“年轻人住现代化小区，老年人住破砖瓦房，简直就是两个世界。”调研学生唏嘘不已，当地老人和年轻人却并不觉得有何不妥。有年轻人称，将来自己老了也会把现在的二层楼重新装修留给儿子，自己去住“老人之家”。

“付出与回报在两代人之间并不对称，但在传统大家庭里代代贯通。”张雄将其归因为传统文化的延续，在物质条件匮乏时，一代代人选择牺牲自己，为年轻一代提供比上一代更好的环境。

一对老夫妻幸运地住进儿子的新村区。儿子外出打工，他们来帮儿媳照料孙子、耕种一家四口的土地。老太太高兴地获得20元奖励的访谈机会，每回答一个问题都要偷眼看看旁边儿媳的脸色。59岁的老伴浇完儿子的地回到家，冲冲脚上的泥走进来，儿媳连头也没抬。

把上一代的道理拿来用

追随着房子和企业，大批年轻人挤入城市，留下抛荒土地和年迈的父母。空巢老人比例已超过半数，达到55%。专家认为，这并不新鲜的话题无疑是养老问题的重中之重。调研过程中，常有学生为老人们的“乐观”、“知足”感慨，有每月领取60元劳保的老人说“从没想过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38岁的刘长喜理解老人对温饱生活的感恩戴德，经历过战争、动乱、饥荒等，这些吃上“白面馍”的老人认为不交租、不冷不饿就是幸福，能吃能喝就是健康。但同样从苦难年代走过来、62岁的张雄却对空巢老人心理状况担忧。这名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称，社会转型的总能量必定会分解到每个社会成员中，困扰城里人的紧张、焦虑、孤独和无助也会以各种方式渗透到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中。

“城里人是在现代化文化浸润中慢慢变化，农村老人却要在巨大变化中自我调适。”张雄说当现代和传统、企盼和现实冲突时，质朴的老农民只能把上一代的道理拿来用，自己消化，获得宽容，最终满意。

调研中，有的老人语言不通，却希望学生能留下来多聊几句；有的被问到“是否孤单”就流眼泪；有的不知从哪扒出个月饼塞到学生手里。参加调研的同学注意到，有的老人嘴上说“满意”，但“脸是苦的”；有的笑着说“满意”，但又会加一句“不满意还能怎样”？广东一位老人为给孙子腾房子搬到村委会看门，无奈地笑说“想回家”；即便是住铁皮房的刘桂花，也没有大倒苦水，只是用“不好”来回答“子女是否孝顺”的询问。

另一组数据似乎也能说明农村老人的矛盾心理。尽管有七成农村老人希望能与子女同住或住在子女附近，仍有86.5%的老人对与子女间的关系现状表示满意。

“这种‘满意’，比‘不满意’更悲哀。”张雄说背后是老人对自我诉求的放弃，如同让子女住新房、自己住旧屋，老人们把自己的梦完全移植到了下一代身上。“他们只能靠宽容，不把自己一直放在冲突里。”

去年，张雄在湖南山区预调研时见到一名老人，老人自己砍树、刨木板，在几个亲戚帮助下，费劲在山腰建成一幢二层小楼。山脚下的旧房子楼梯断了，结满蛛网，他要建一幢装修得像城里一样好的新房子，只为让儿子过年回家时多住几天。

这个场景，令张雄心酸。他通过调研发现，过年那几天走出土地的孩子们“像天兵天将一样回来了，一个村的生命力在爆竹中得到闪现，老人一年的辛酸孤独在节点上得到平衡”。在每家必备的圆桌边，失去传统家长地位的老人们在颇具仪式感的相聚中，寻找着自我尊重的感觉。于是，电话就成为必备之物。无论在西边的大山中，还是在东部的海边，尽管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器拥有量仍有很大差别，但拥有手机、电话的农村老人比例均占到四分之三以上。

为何对养老问题不在意

刘桂花的儿子不管她，好在嫁到邻村去的女儿“很孝顺”，常来给她送点吃的。即使住在冬如冰窖、夏如烤箱的铁皮房中，这名老人也不愿走进养老院。

调查显示，有儿女的老人即便出现儿女不孝等原因，6成老人依然选择居家养老，多数对养老院有抵触情绪。超过半数老人不接受养老院，多数认为那是孤寡老人去的地方，经济不能承受、不自由、不光彩、去了怕子女被指责也是重要原因。

据调查，一半以上乡镇拥有养老院，近五分之三的乡镇拥有老人活动室。

“摆设！”张雄说“有摆设比没有摆设好，因为是进步”，但他认为那些挂着铁锁的活动室至少说明一点，仅有场地还不够，还需进行组织。

和“摆设”相比，广东普宁一个集体经济发达村子的状况相对可观。村里修建了农村公园，可游泳的水渠围绕着假山。村里在广场上举办过老人投篮比赛、聘请专业教练教授过太极拳，老人们可在村里的宗祠喝功夫茶。

“其实很多问题都是用钱可以解决的。”刘长喜说，农村养老的根本出路是以地养老，归根结底是让从土地中获取的收益更多地转移到农民手中。但调查发现，尽管半数以上农村老人依然如“老黄牛”般在土地上耕种，只会让土地长庄稼的他们却难以收获财富和地位。更多的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拿过土地，“种”出了楼房和企业。

问卷以外，刘桂花以为学生是政府派下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为此激动不已。她并不是个例，很多老人搞不清楚学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区别，一再请求“把我们的情况向上反映给领导”，“帮帮我们”。

这些农村老人，有的建议公办养老院由政府出资，老人免费入住；有的老兽医拿出自己手写的诊断家禽疾病方法，希望学生带到城市拿给专家看；有的老人自力更生，希望自己的养猪场越办越大，以后改建成养老院，这是他的“梦想”。

在张雄看来，这些守在土地上的老年人是中国最后的农民、最后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他们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习惯被剥夺、不知如何表达。他们“用自己的忍耐维护家庭、家族以及村里的荣誉”。

“中国农村传统土地制度、劳作方式、大一统血缘关系正在被打碎，未富先老的中国农民正经受着巨大心理紧张和焦灼。”张雄说他们在意自己是否“中用”，担心家里的荒地和城里的儿孙，没有“满意”的衡量标准。但对最切身的养老问题却并不十分在意，“就像太阳升起、月亮落下一样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