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有个“网红”局长 上街赶集农民把菜往他车上搬
盛夏时节，满城笼翠。
南阳市宛城区科技局办公楼掩映在一片碧绿中。
推开门，陈增喜不到10平方米的办公室挤进十来个人，成了一个“小社会”。
覆盖“老中青”：从二十啷郎当岁的年轻技术员，到年过七旬的老支书;
包含“白蓝领”：西装革履的，是研究大数据的企业老总;裤腿沾泥的，是种植西红柿的郊区菜农;
称谓“大杂烩”：新朋友称“陈局长”，老相识唤“陈主席”，还有从陈增喜一上班就打交道的老农，直呼其名，他也应了。
“老陈，你看我今年种啥菜好?”“陈主席，啥时候再去我们村里讲讲课?”“陈局长，我们公司的申报材料你给指导指导?”……...... 七嘴八舌，热热闹闹，又像个菜市场。
局办公室主任吴志强拿着一摞文件，往屋里瞄了一眼，把被堵在门口的记者领进了隔壁的公用办公室，看起来轻车熟路。
“陈局长每天都这么忙吗?”记者问。
“他一年里有一大半时间都在下面，逮住他一回不容易。”吴志强一边倒水，一边解释，“找他的人又多，我有事儿跟他汇报也得挤时间。”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吴志强一愣。虽然他从大学毕业就来到科技局，跟陈增喜一起工作了十余年，也觉得不好回答。想了一下，他起身打开背后的一个铁柜，琳琅满目皆是荣誉证书。从发黄的，到崭新的，从手写的，到烫金的，60多本都是陈增喜一个人的：
1983年，河南省农科院科技成果三等奖;
1995年，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3年，全省“科技服务优秀专家”;
2004年，南阳市“建市十周年功臣”;
2005年，全省“星火计划先进个人”;
2014年，全国百名“人民群众满意公务员”;
......
最近的一本，是还发着热的“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奖章无言，大音希声。
吴志强不苟言笑的脸上，明显有一种与有荣焉的自豪和骄傲。
“增喜是个好干部……”科技局党组副书记张九国凑了过来。
话匣子一开，众人都围了过来，门外“排队”的人们也主动加入，公用办公室也变成了“菜市场”。
从青丝到白发，一位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乡野35年服务群众的故事，像一颗颗散落泥土中的珍珠，在人们的讲述中串了起来，在这个灿烂的夏日里，焕发着夺目的光彩。 陈增喜看似平凡恬静的人生画卷，只缓缓掀开一角，已是波澜壮阔。
一颗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我是农民的儿子，要让乡亲们都能吃饱饭”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豫西南农村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红薯干，红薯面，红薯疙瘩红薯蛋儿，离了红薯不吃饭。”
日子好的人家，也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白馍;大多数人家的食谱，基本上是“三红转”，吃到胃酸胃痛也无可奈何——因为只有这玩意儿产量高，“总比吃土好”。 陈增喜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岁月里度过的。
“家里兄弟姊妹5个，只有3间草房，白天放羊喂猪，晚上睡在牛棚。”陈增喜回忆。咀嚼着农民的苦楚艰辛，不甘于农村的贫穷落后，一个念头在少年陈增喜心中生根发芽：要像《朝阳沟》里的拴保那样，当一个农业科学家，让乡亲们都吃饱饭。
这个念头后来长成参天大树，支撑起他整个“职业梦想”。
1978年，陈增喜第一次高考落榜，一边干农活，一边给下到村里的农技员打下手。那几个月的“学徒生活”给他开了蒙：农民为啥吃不饱饭?粮食产量太低，一亩地才打二三百斤。为啥产量低?一是缺良种，二是不会管理。
第二年，他“榜上有名”，成了村里人的骄傲，义无反顾地选了信阳农专农学系。
“才出农门，又学农学，你是咋想的?”记者问。
这位中等个子、身材略显单薄的中年人笑了：“只有学这样的专业，才能更直接地为农民服务。”
三年大学生活美好而短暂，品学兼优的陈增喜担任了系团总支书记，还第一批入了党，成了“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改革开放，百业待兴。在那个知识分子极度匮乏、备受重视的年代，陈增喜的前途可谓一片光明：或者留校任教，潜心学术，成为一名专家教授，入则学生簇拥，出则社会敬仰;或者学而优则仕，说不定平步青云，有朝一日春风得意衣锦还乡。
然而，“农民的儿子”陈增喜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啥?你要回老家去?你学这一身本事回家种地?”系主任、辅导员冲着这个得意弟子，第一次急了眼。“你再好好想想!”
大家的苦口婆心，没有挽留住这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这个人决定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陈增喜的爱人、南阳市中心医院产二科护士长曹志华说。
1982年9月，陈增喜揣着一张介绍信，“意气风发”地到原南阳地区农科所报到，并主动要求到最偏远、最艰苦的桐柏县农业试验站工作。
分配工作的干部一脸诧异，好心劝道：“桐柏太远了，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当时交通落后，从南阳市区到桐柏县城，光坐班车就得6个小时。
陈增喜婉言谢绝，签上字，按了手印，转身离开。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一个是条件艰苦的地方更能锻炼人;另一个，桐柏的气候跟信阳相似，是当时南阳地区唯一种植水稻的地方，自己上学时候水稻学得最好，正好能派上用场。
到桐柏的第二天，陈增喜就在老技术员的带领下，下到稻田里考种、测方、收稻子，一个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又变回了灰头土脸的“老农民”。两个月后，有了充分实践经验的他，找到了当地水稻产量低的“秘密”：也是缺少良种。
此后的两个月里，陈增喜踏上了漫漫寻种路：先坐一天车到郑州的河南省农科院开介绍信，而后南下江苏、上海、福建、江西、广东、湖北6省，到传统鱼米之乡，一家一家拜访，求取“真经”。
21天跑了6个省!那是一段让陈增喜自己说起来都感到唏嘘的经历：
比如去福建，要坐上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还经常没有座位，实在站得受不了，就铺张报纸坐地下;下了火车不知道路，得先买张地图，一边走一边打听;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口凉水;白天去办事，事办完了坐夜车再回来......“跟早些年出去打工的农民工差不多。”他说。
这还不是最难的。“人家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良种，凭啥给你?”在省内还好说，到了外省农科院，一开始根本没人搭理他这个小青年。咋办?
“咋办?像个钉子一样钉在那儿，软磨硬泡，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里，给人家打水扫地，忙了还要帮人家考种、做实验，啥活都干。”就这样，陈增喜用真心和耐心一个一个敲开了曾经对他紧闭的大门：当年年底，他不仅从外省带回来300多个水稻品种，还抄写到了当地科研人员视为珍宝的实验记录。“当时没有打印机，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抄，抄到半夜两三点是常事。”他说。
种子带回来了，但并不代表能立马使用，还要一个一个实验。
1983年春天，正是育秧的时节，桐柏县农业试验站的人们发现，这个新来的年轻人异常忙碌：白天待在屋里做实验，晚上跑到田里侍弄稻苗，不知道在鼓捣些啥。
只有陈增喜知道其中的艰辛：300多种秧苗，一株一株编号，一行一行种植，一本一本做记录，查一遍苗，就是两个小时，稍有差池，就可能前功尽弃。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对比、实验、考种，陈增喜和试验站的技术员最终筛选出三个适合桐柏种植的水稻良种：红南(籼稻)、桂朝二号、广104。在南阳、信阳推广后，水稻亩产量由当时的不足500斤，提高到700多斤，引起轰动。
初出茅庐第一功!
22岁的陈增喜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奖项：河南省农科院科技成果三等奖。这令陈增喜欣喜若狂，也更坚定了他那时的信念：做一个基层科技工作者，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当年还有一个小插曲。据桐柏县农业试验站一位退休职工回忆，时任县委主要领导看到陈增喜是个人才，想提拔他到某乡当乡长，但陈增喜谢绝了。由此，陈增喜“彻底”戴上了“农业科技人才”的标签，却也为他此后35年的人生，打上了绚丽的底色。
一股停不下来的创新劲头
“别人做不到的，咱不一定做不到”
走近陈增喜的人大多有这样的疑问：一个长年与泥土打交道的人，何以拿到比“正规”科研人员更多更高的奖项和成果呢?
“理论指导很重要，但我认为与实践结合更重要。”陈增喜说。
志在凌霄，也要扎根泥土，这是陈增喜遵循了30多年的“方法论”。
1985年，由于工作成绩突出，陈增喜被上级调到原南阳县(现宛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任副主任，1989年，又调至南阳县科委工作。这时，陈增喜接了进城之后第一个“大活”。
“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是引进小麦品种，我一下蒙了。”陈增喜说，“因为这不是咱擅长的领域。”
但他不信有啃不下来的硬骨头。又是一次长征：跑省农科院翻资料、到省种子公司选种子、到田间地头跟老农请教.....3个多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篇新闻报道中发现，洛阳偃师二里头村村民徐才智培育的一个小麦品种，早熟、色白、抗倒伏，可能非常适合南阳种植。于是急赴洛阳。
然而兴冲冲赶到的陈增喜却碰了一鼻子灰：“老农民”徐才智对这位远道而来的所谓“专家”并不感冒，来了个“不拒绝、不搭理、不接待”。
“碰上这事咱有经验。”陈增喜笑着说。他再次发扬“钉子精神”，干脆在二里头村大队部搭个木板床，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白天，跟着老徐下地干活;晚上，缠着老徐问东问西。
等到拿下这位不苟言笑的老农，返回家中，陈增喜一个月没有洗澡，一身是土，全身发痒。妻子埋怨他：“不知道是去工作了，还是去逃荒了”;一岁多点的孩子，见了他直认生。他却说，农业要想搞成功，就得下地，就得吃苦。隔了一天，就又去了二里头。
一年之内七赴偃师，陈增喜将新品种——“豫麦18”授粉、扬花、抽穗、灌浆各个环节的管理烂熟于胸，准备在南阳大展拳脚，新的问题却来了。
当时，南阳地区农技界流行的观点是，“大穗大粒出高产”，而“豫麦18”却与这个标准并不相符。陈增喜受到了当时几位“权威”农艺师的质疑，认为他在“瞎折腾”。
让事实说话。陈增喜并不分辩，拿着选好的麦种，让溧河乡胡庙村村民刘长海试种。从播种到收割，他天天看;从施肥到浇水，他亲自干。收获那天，等着看热闹的人们“眼镜掉了一地”：800斤!超过计算机的模拟数值。
围观的群众也心服口服。“豫麦18”在南阳13个县市全面推开，1991至1993两年间，整个南阳地区平均亩产增收30%以上，超过1000万斤。陈增喜也因此获得 “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那时已经算是“功成名就”的陈增喜，又做了一件让人看不懂的事儿：一个玩农活儿的，却愣是跨界研究起了计算机。
原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研究所1988年开发的“农业专家系统”引起了陈增喜的注意。他断定，这是现代农业的未来。第二年，他跑到北京，花1万多元从中关村抱回来一个“大家伙”——卧式PC机，又几经周折装上了“农业专家系统”，埋头钻研起来。
爱琢磨的陈增喜很快就发现这套系统有些“不对劲”。简单来说，这是一套大而化之的系统，虽然涵盖了小麦、棉花、玉米等农作物，但给的都是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常年两脚沾泥的陈增喜知道，这根本行不通。
“比如棉花要打缩节胺来控制旺长，一般的标准是1克至5克，但在实际操作中大不相同：下雨天，用5克最好;天旱了，1克就行;苗旺了，用3克至5克;苗一般，用1克就够了。”陈增喜把自己总结的这套方法称之为“看天、看地、看苗”。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完善这套系统，陈增喜又一次拿出当年的抄资料功夫，不过这次的工程量，堪称浩大：1983年至1989年的气象资料、1982年至1989年的土壤资料，1983年至1989年的病虫害资料，加起来800多万字节，陈增喜用“二指禅”整整敲了3个月。
妻子曹志华后来回忆说，晚上睡觉前看见他在敲字;半夜起来给孩子喂奶，看见他还在敲字。
“吃饱喝足”的“农业专家系统”实现了迭代升级，也让陈增喜的研究如虎添翼。比如，通过该系统，陈增喜精确推算出，西瓜主蔓的第八个叶子上结的瓜最大最甜;小麦的产量与每亩株数、千粒重、每年5月份的气象条件以及灌浆速度有关......到了后来，他已经能通过这个系统为大多数农业技术问题开“药方”了。
1990年，陈增喜带着电脑、打印机到红泥湾乡裴庄村为农民开展“一对一服务”，农民提问题，他现场给答案。十里八乡沸腾了!人们像赶庙会一样来看这个“西洋景”。
“万人空巷，跟赶集似的。那时候谁知道电脑是个啥玩意?他都背着电脑下乡了，你想想他有多超前!”当时还在县文化局工作的张九国说，他那天刚好在裴庄，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陈增喜，也在那时被老陈“圈粉”。
此事后来被人民日报、央视《经济半小时》突出报道，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农技科研人员纷纷前来学习。
后来，经过陈增喜升级的这套专家系统被推广开来，在当地产生经济效益上亿元。1992年，在安徽举行的国际农业专家系统研讨会上，包括美国农业专家在内的与会代表，称赞他“为计算机在农业生产应用上开辟了一条道路”。农业专家陈增喜，也跨界成为计算机专家，还担任了全国农业计算机研究会理事，并于2005年被团省委授予“全省第二届IT青年新锐”。
现在，人们走在南阳市城区的白河两岸，无不为碧波荡漾的河水迷醉。这里面，也有陈增喜一份功劳。
位于白河岸边的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燃料乙醇定点生产厂家和国家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基地主体企业之一。沼液一直是困扰企业的一大难题：不排，没地方储存;排吧，污染白河，年年被下游城市投诉。2005年春，同在郑州开会的天冠集团董事长张晓阳，向陈增喜提到此事，请他帮忙想想办法。
回到南阳之后，陈增喜一边派人提取污水样本开始化验，一边在排污口附近租了一小块儿地，种上芦苇、香根草，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有相熟的人看了，呲他：“人家天冠恁大的企业，博士硕士乱碰腿，他们都解决不了，你能弄成?”陈增喜回答：“出水才见两腿泥，别人弄不成的，咱不一定弄不成。”
化验结果一出来，陈增喜兴奋了：这污水里有大量有机物和微量元素，用好了就是好肥料!为啥是废水?关键在于硫化亚铁含量过高。陈增喜研究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后，建议天冠的污水处理厂更换污水处理剂，有效解决了硫化亚铁含量过高问题。随后，陈增喜利用改良过的沼液、沼泥进行滩涂地沙土改造试验，成功使宛城区辛店乡雷庄村300亩沙土地的含沙量从80%降到30%，滩涂地的西瓜亩产量当年就达到2500多公斤。
在此基础上，陈增喜又研究出生物发酵法，原本的“污染源”沼液、沼泥，摇身一变成了生物有机肥原料，被广泛用于果树、蔬菜、花卉等栽培。湖北、甘肃、新疆、陕西等省区的800多万亩农田，应用天冠集团的生物有机肥原料后，平均减少化肥使用量50%，减少农药用量60%，土壤品质也得到了有效改善。
还有他的扶贫“双加”模式、六字“倒算法”、艾草培育技术......似乎每过一段时间、每换一个地方，陈增喜就能整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
这股子停不下来的创新劲儿从哪来?
“群众问咱问题，咱也不是啥都懂。回答不上来，就去学、去钻，时间长了，就成了习惯。”陈增喜回答。
陈增喜形容自己是“农科河上一纤夫”，想为群众服好务，就不能停下来。
一腔至真至诚的为民情怀
“看到群众致富了，我高兴得想蹦起来”
陈增喜是个什么样的人?一千个人可能有一千个答案。
“他是个‘充电器’，每次来找他都有新收获。”红泥湾镇扶贫产业园总经理杨倩说。
“他是个‘拐棍儿’，扶着俺的企业走到今天。”金红光事业公司总经理王志勤说。
“他是个‘好郎中’，有啥问题我都来找他。”新野县种菜大户曹旭铎说。
“他是俺们的‘贴心兄弟’，能跟咱掏心窝子。”茶庵乡袁黄庄村村支书陈兴亮说。
陈增喜的同事、领导们用“一二三”来形容他。
“一”是一张名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陈增喜每次下乡、做培训、开会，都会主动给群众递名片，并附上一句：“有事来谈，没事来聊”，20多年过去，“10万张应该是有的。”
“二”是两个电话。陈增喜有两部手机：一个是联通，充一次电能使半月的“老爷机”，这是联系农民朋友的，因为联通便宜，可以给他们省钱;一个是移动，千把块的智能机，这个是处理公务的，因为方便上网查资料。
“三”是三件“法宝”。一杆小铁锹，下乡时候可以随时翻开土壤，查看墒情等;一把尺子，到地里能测量作物长势、密度;一个保鲜袋，既能用来装土壤、作物样本，还方便套在脚上往泥地里踩。
发了名片，所以朋友多;留了号码，所以电话多;带着“法宝”，所以下乡多，时间长了，人们都称陈增喜为“三多”局长、“三多”主席，大多忘了他大名叫啥。
35年“沧海桑田”。南阳地区变成了南阳市，南阳县变成了宛城区，陈增喜也从翩翩少年变成了淳淳长者，从一线技术员变成了单位“一把手”。
但也有很多没变的，比如昼夜不停流淌的白河水，比如他一年四季在地里穿梭的身影。
春天，他在潘庄村的红米谷地里。
南阳有酿制黄酒的传统，企业众多。在黄酒酿制中，有一种特殊的红米谷酿出的“红黄酒”质量上乘，高出普通黄酒价格30%左右。但这种南阳盆地特有的优质原材料，由于缺少良种，近几年已“濒临绝迹”。2014年，为抢救这一传统优质作物，陈增喜六赴山西，终于找到这种红米谷良种。他手把手提供技术指导，帮助返乡创业的杨倩，带领“老农经”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大面积种植成功，并在去年成功酿制出南阳红酒谷系列黄酒。“安神助眠，一推出就大受欢迎!”杨倩说。
产业帮农户，幸福来敲门。在陈增喜的帮扶下，现如今，该合作社已建成优良品种培育基地50亩，种植红酒谷1000亩，发展蔬菜大棚92个，帮助越来越多的贫困户摘掉“贫困帽”、唱响“致富歌”。
夏天，他在龙王庙的葡萄树下。
2010年8月，白河镇龙王庙村农民杜思显种的9亩葡萄眼看到了收获季，却出现病虫害，一年辛苦要打水漂，全家人急得团团转。“我老婆说，陈局长不是来咱这儿讲过课?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老杜回忆说，当时他也是想着“死马当作活马医”，就打了电话，“没想到陈局长二话不说，一会儿可到了。”
经过实地查看、分析土壤，陈增喜建议他改种猕猴桃，并亲自带着老杜到西峡县猕猴桃研究所筛选品种，教他用有机肥改良土壤，按技术规程操作。2012年，杜思显的猕猴桃挂果2000多斤，第二版)年丰果期达到5000多斤，当年就获利两万多元。
隔壁袁老家村农民袁延邦与杜思显可谓是“难兄难弟”。他的10亩桃园品种不佳、效益低下。在听说老杜的事情后，也给陈增喜打了电话求助。在陈增喜的帮助下，老袁的桃林更换了品种，改良了技术，第二年挂果，第三年丰收，每亩产量从3000多斤提高到8000多斤，种植面积已达500余亩，被农业部确定为优质桃标准化生产基地。在采访中，两位农民提起往事还是感慨不已：没想到一个电话，能起恁大作用!
秋天，他在袁黄庄的蔬菜大棚里。
2004年秋，宛城区科协分包帮扶茶庵乡袁黄庄村，派了两个年轻技术员帮村民种大棚。时任科协主席的陈增喜不放心，三天两头往村里跑，裤腿一挽就下地，手把手教村民搭架子、育秧苗，如果赶不及回去，就在村部桌子上铺床被子，凑合一晚。到了冬天，蔬菜一上市，种大棚的村民乐了，没种的也服了。
10年过去，星星之火燎了原。袁黄庄的大棚面积已经超过1000亩，占该村可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更让当地人自豪的是，别的村是出去打工，他们村是找人来打工。70多岁的老支书陈兴亮，斜眯着眼说：“俺这儿蔬菜从来没有滞销过!”为啥?“陈主席当年给我们打下了好底子，种大棚的现在个个都是技术员、信息员!”
冬天，他在裴庄村的培训课堂上。
有一件事过去十几年了，红泥湾乡裴庄村的群众还是念念不忘。2002年深冬的一天，陈增喜和裴庄村干部约好去村里讲课。当天早上，一场大雪不期而至，阻塞了道路。陈增喜雪人一样赶到村里，村干部先是一愣，随后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这么冷的天，雪下这么大，俺们估计你不会来了。”这天，来听课的群众把村部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连门口、窗户外也站满了人。
一看人太多，陈增喜干脆把桌子摆在院子里，头上落着雪花、嘴里哈着白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中午吃饭的时候，手僵得连筷子都拿不住了。村干部看到他眼圈发黑，眼皮打架，一问才知道，前一天晚上陈增喜岳母重病住院，他在医院陪护了一夜。
...... ......
“三多”局长故事太多。在口口相传中，“三多”局长的名号像春风一样，传向四野八荒，早就越过了宛城区的地界。
如果那个年代有“网红”，陈增喜一定是个“大明星”。
他的粉丝量也是在这一件件事中增长起来：30多年来，每年坚持下乡超过200天，走遍246个村庄，培训农民超过2万人次，受益者超过10万人。
在采访中，陈增喜自我“检讨”道：这两年事务性工作多了，年纪也大了，下乡没有以前频繁了。但是受过他帮扶的农民、留下他足迹的乡野、发展起来的众多专业合作社，知道这几年的节假日他去了哪儿、在做些啥。
在忙京宛合作平台。
这是一个陈增喜为宛城区菜农“抢来”的机会。2014年春节刚过，南阳市要搞农产品进京计划，一开始没有宛城区的事儿。满心惦着给农民找机遇的陈增喜多了个心眼，在市里有关部门去北京对接的路上，“偷偷”挤上了火车，向北京考察组专家汇报宛城的环境优势以及优质的蔬菜质量。
过了两天，北京的6位专家来实地检测，他已带领科技局同事，连夜准备好进京蔬菜图、绿色蔬菜分布图等详细资料，硬是赢得专家认可。几经周折，最后确定该区进京涉及土豆、胡萝卜、白萝卜、大葱、甘蓝等品种，签订了1100余吨的进京蔬菜购销合同，争取到进京蔬菜1.5万亩。宛城区景园现代农业示范园总经理唐云清说，每到收货季，我们这些种菜的都感念陈局长，是他给宛城区的菜农争到了一张“进京通行证”。
在忙宛艾推广计划。
“种点啥?”“卖给谁”“钱从哪来?”“地该咋种?”无论走到哪里，陈增喜脑子里都带着这些问题。当传统的种养业遇到瓶颈，他盯上了“方兴未艾”的艾草业。“目前艾根5000元一吨还抢不到,一亩地可以产一吨。艾杆儿带叶一年可以收割5茬,每茬可产一吨半,平均3000元一吨。”陈增喜掰着指头跟记者算，“你想想，这要是推广开来，该是多大效益!”
通过大量研究，陈增喜从100多个野生艾品种中，筛选培育出了适合南阳种植的宛艾1~5号良种，结束了南阳没有自己的艾品牌、给全国打工的局面。目前，在陈增喜的引导下，宛城区已发展艾草5000多亩。他的目标是，2017年带动附近县区种植3万多亩，在整个南阳市推广种植10万亩以上，让更多群众致富。
在忙一切能让更多群众走上小康路的事情。
南阳龙道生态农业科技公司、宛城区金红光食品公司、南阳友联农业开发公司、黄台岗镇众森林业合作社、神农食用菌合作社、秋田农民专业合作社......沿着陈增喜的足迹采访，我们还发现，他的朋友们——农民也好，企业家也罢，都对他有一种近乎膜拜的信任：
省级龙头企业、前身是红光肉联厂的金红光食品公司，2003年遇到经营危机，陈增喜建议他们转型种甜玉米、豌豆，负责人王志勤二话没说拉着他就去北京挑良种;
茶庵乡三八村胡金广的水产养殖合作社想扩大规模，陈增喜劝他添置水处理系统，一套下来近30万元，这位憨厚老汉扭头就把存折拿了出来;
红泥湾镇裴庄村“打工妹”杨倩，拿出辛苦攒下的钱想创业，陈增喜结合当地情况，提议恢复传统的红酒谷种植，再结合政策，建个扶贫产业园，她毫不犹豫，全盘接受;
汇博生物公司于去年成功上市，企业老总朱天钢与陈增喜也只不过见了几面，就毅然决定入驻宛城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南阳卉农生物有限公司创始人周云，在报纸上看到“杂交构树”是国家推广的“十大精准扶贫项目”之一，想投资又怕有风险，找到陈增喜，谈了一番话，就吃了定心丸;
......
信任从哪里来?
与陈增喜打了半辈子交道，今年已经73岁、走起路来仍风风火火的老太太王志勤，扳起手指总结道，增喜有“三真”：
真懂。宛城区政协委员、一通防爆公司董事长王长怀说，走南闯北这么多年，陈局长是他少见的既懂技术，又懂政策、懂规划的干部。
在陈增喜的办公桌下，塞满了各种科技书籍、企业科技成果申报材料和产业发展规划，该区5个绿色蔬菜科技示范基地、15个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区、20余家农业部有机农产品认证企业，几乎都是在他的规划、指导下发展起来;该区3个众创空间、1个科技孵化器、诸多企业研发中心等，也都如同他一手带大的孩子，熟得不能再熟。
真干。陈增喜从来就不是一个嘴皮子干部，身先士卒是他的座右铭。2000年，为了推广高效生态农业，他带着10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到白河东岸的沙岗村，包下300亩河滩地，一边研究用沼泥改造沙滩，一边种植外地引进的新品种。如今，当年的黄沙滩已经碧草成茵，果树成林，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
吴志强曾留心观察过，一个星期里，他们的陈局长至少有4天在田间地头度过。他下乡给群众授课，手把手教技术、面对面答疑难，几乎是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无论刮风下雨，不管路途远近。
真诚。“随叫随到，一不吃请，二不收礼”，曾向陈增喜求助的人，都这样说。王志勤回忆说，2004年7月份，为了选取蔬菜良种，陈增喜陪着她坐了一天的闷罐大巴跑到山东莱阳，又折到河北，回来时车坏了，熬了个通宵才修好。“到了南阳，我过意不去，说请他吃个饭，他要了碗面条，吃完就走了。”
前些年任区科协主席时，陈增喜把家里的电话开通成了“免费咨询热线”，只要在家，每天晚上7点至9点都为农民兄弟解疑答难，如果遇到灾害性天气，“热线”常持续至深夜。这个“习惯”，至今未变，数以千记的农民听过他的“空中教学”。
做一件好事容易，做一辈子好事不易;帮扶一次群众不难，难的是35年帮扶不断。
他把群众背在身上，群众也把他举得很高。到市场买菜，认出他的农民把成捆的菜往他自行车上搬，咋说都不要钱;下乡去讲课，一到地方就被热情的村民往家里拉。有位陈增喜的老领导开玩笑说：“我们都不愿意跟增喜一起下乡。为啥?不管到了哪个村儿，群众都把他围起来问长问短，其他人都成了配角。”
在宛城区委大院门岗，只有陈增喜的访客能享受一种“特殊待遇”。“到科技局找人的总是最多。前些年还登记，现在只要说是找陈增喜的，一律放行。”一位保卫处工作人员说，“都是来找他请教致富的，咱不能耽误陈局长做好事。”
陈增喜就是这样，用他的为民情怀感染着每一个人。问他为啥?他说：“看到群众致富了，我比弄啥都开心，高兴得都想蹦起来!”
一种不慕富贵的干净品质
“当干部就不能想着挣钱”
拿着陈增喜现在的照片，对比他10年前的老照片，会发现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一身老式西服，还是一双大头皮鞋，还是一件白衬衣，天冷的时候加一个老式毛衣。
然而这些年，陈增喜身边的朋友们，却大多都“发”了：胡金广、王志勤，早就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曹旭铎、杨倩，每年也有百万左右收益;合作社的菜农、袁黄庄的“棚总”，也买起了小汽车;甚至听了他建议，刚种艾草没两年的瓦店青年陈博，也挖到了第一桶金。
似乎只有他，还是老样子：浓眉，方脸，双目炯炯，翘唇带笑，聊起农技滔滔不绝，问他别的“惜词如金”。在一群“金光闪闪”的人中间，他简直“朴素如泥”。
从创业时就跟陈增喜处成朋友的王长怀，曾经这样评价他：一身都是商机，两袖清风来去。
“增喜要是想发财，多的是机会，可惜他不要。”王长怀说。
这话不假。
在天冠集团生产乙醇的副产品中，还有一种被当地百姓称为“面酱糟”的废料：看起来像芝麻酱，却散发着臭味，以前是个祸害，白送都没人要，只能当作废弃物排了。2005年，陈增喜在溧河乡十里铺村驻村帮扶，距离企业不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面酱糟”排出的地方，周围的树木长势特别好，于是提取了样本回去化验：蛋白质含量46.8%，木糖醇26%，都是好东西，就是酸度太高。
他联想到村民会在一些发酸的饲料里放碱中和，于是试着调和“面酱糟”里的酸碱度，给奶牛“试吃”，结果令人欣喜：吃了“面酱糟”的奶牛产奶量高、质量好。
“增喜出手，‘点石成金’。现在一吨‘面酱糟’能卖到300多块钱，赶上一吨优质煤炭了。”天冠的一位负责人透露，仅此一项每年获利6000多万元，竟然成了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陈增喜无偿把“秘诀”给了企业，没有从中获利一分钱。想一想当年“横行”大江南北、“买房如买菜”的煤老板，就知道他将多大一笔财富拱手让人了。
大宛农合作社，是南阳当地颇具规模的农业合作社平台。从成立之初，陈增喜就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编教材、做培训、出杂志等等。壮大起来之后，合作社的负责人过意不去，多次提出要赠给陈增喜一部分干股，权作劳务费。陈增喜坚辞不受：“这是我们科技局分内的事，收钱算怎么回事!”时至今日，陈增喜还是这本《宛农春秋》的“无稿费主编”。
这世上还有人嫌钱扎手?陈增喜似乎就是这样的人。“过宝山而不入”，他宁愿做这种“傻子”。
在他看来，“大钱”扎手，“小钱”也扎。
2004年6月的一天，烈日当头。金华、黄台岗、官庄镇农民先后打来电话求助，说是玉米螟灾情严重，撒了呋喃丹还是止不住，眼看虫灾就要蔓延。他立即借车赶到现场，在一米多高的玉米地里，逐块查看三个多小时，汗水和着玉米叶上的刺毛往下淌，从地头出来双臂都是血道道。等到处理完毕，已是下午两点，村干部一看饭点儿都过了，有些过意不去，要塞给他50元当饭钱，他说啥不要，跳上车就返程了。
陪王志勤去山东莱阳考察脱水蔬菜那次，如果从南阳汽车站坐车，要180元;从红泥湾坐，要100元。为替人家省下这80元，他愣是先坐公交车到红泥湾，再倒车去山东。
然而花起自己的钱，他就没那么抠了。
公车改革之后，从公务平台要车很多时候没那么及时，为了节约时间，陈增喜常常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去给农民帮忙。一个月下来，往往要搭进去1000多元油费，而他自己的职级工资，也不过3000多元。
前年，汇博生物公司入驻园区不久，陈增喜即着手帮他们编制高新企业申报材料，为了赶时间节点，他自己先垫付了两三千元材料费、申报费。“这事儿过了半年我们才从别人那里知道。”朱天钢说起此事，仍感动不已。
陈增喜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他是家里职称最高的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评上了高级农艺师，相当于副高职称，却是收入最低的人——不要说妻子曹志华，就是刚刚毕业没几年的儿子，收入都比他高得多。
对此，他看得很开：“为民服务不图钱，吃饭睡觉都香甜。当了干部就不能想着挣钱，想挣钱就不要当干部。”
“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说，拿单位发的工资，对得起我的身份，对得起我的工作，对得起我的良心，我很知足。
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打牌，更不爱钱。陈增喜到底喜欢啥?
可能是面条吧?因为他不管是下乡指导农民种菜，还是到企业解决问题，人家想留他吃顿饭，他总是一碗面条就打发了自己。记者陪他下乡采访一整天，晚上回到公务灶，他也是要一碗面条，就又忙着值班“双创”去了。
更可能是学习。陈增喜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如果不开会，每天早上到办公室先在网上浏览一小时新闻，晚上睡觉前再看一小时书，办公室除了订阅的各种党报党刊，还有十几种科技书籍、杂志。人们都知道他风里来雨里去地忙，却鲜有人注意，年过五旬的老陈，已经悄悄读完了西北农林的本科、华中农大的硕士，还拿到了第一批国家注册高级咨询师证书。
“这个证了不得。”经常到北京、上海出差的王长怀跟记者介绍，“在北上广的高档写字楼里，注册高级咨询师可是按分钟收费的。” 但到了陈增喜手里，这证就“白瞎”了。别说咨询费，20多年来为农民朋友讲课、培训，他哪里收过一分钱?
图啥?“咱动动嘴皮子，撸撸袖管子，就能让农民朋友致富，这多得劲儿!”
这是党员干部应该追求的“得劲儿”：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百姓。
行走在人群里，他像个普通人那样，岁月静好，家庭和睦，低调地做着他觉得该做的事情;聚焦在灯光下，人们才发现，35年过去，再评价这个人的时候，已经需要仰视他了。
这就是陈增喜。
他像一颗不生锈的铁钉，35年扎根基层，在农技一线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他像家乡清亮的白河，一年有200天走在乡野，滋润着十余万农民的庄稼和心田;他更像一座独玉雕成的丰碑，那上面不但有无数的荣誉和奖章，还折射太阳的光芒，照亮年轻农业科技人的梦想。
陈增喜的背后，是宛城碧绿的田野，蜿蜒的白河;再往后，是广袤的中原、雄壮的黄河。成千上万个科技局长陈增喜，撑起了河南粮食产量十二连增的豪迈，夯实了河南“国家粮仓”的底气;成千上万个党员干部陈增喜，扛起了打好“四张牌”、让中原更出彩的历史使命，更挺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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