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众多问题惹争议 平壤溃败责任众说纷纭

11.08.2014  17:19
  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宣战后的首次战役,也是中日两国陆军第一次大兵团作战,对整个战局影响深远。

多年来,关于这段沉痛的历史的叙述都如教科书般一致:“左宝贵等爱国官兵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统帅叶志超、盛军将领卫汝贵弃城而逃……”然而,历史真相究竟如何?

争论一:平壤失守是否应归罪于叶志超弃城而逃?

对于清军在平壤的大溃败,叶志超是应负主要罪责的

叶志超身为诸军总统,却无抗敌的决心。先在成欢之战时,他率一军撤至公州,使守卫成欢之聂士成军为之削弱,即已铸成大错。及至抵平壤后,更是丧失信心,提出撤军之议。因遭到左宝贵等的反对,也知朝廷不会批准,此议始寝。他见退兵不成,又以“倏得头眩心跳之症”为由,请求“开缺回津就医调养”。后被派为清军总统,仍“奏请开缺就医”,而朝廷则多方慰勉之,谕其“毋庸开缺,在营安心调理,一俟痊愈,即统帅全军合力进剿”。

叶志超本应义无反顾,激励将士拼死搏敌。果能如此,则平壤之战局或尚有转机,起码不会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但是,叶志超却下令逃跑,使清军遭受到惨重的损失。有的日本历史学者亦认为:“清兵仍然有继续战斗的可能性。但是,总指挥官的失败主义招致了大溃退,使日军在第二天早晨几乎是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就占领了平壤。”对于清军在平壤的大溃退,叶志超是应负主要罪责的。

——《甲午战争史》(作者戚其章,研究甲午战争的公认权威,在本书中他旁征博引严密考证,图文并茂地对甲午战争的前因后果和具体进程进行了全面、生动、严谨的描述和分析)

兵败于后勤不足,平壤当时面临的是“子尽弹完粮绝”的境况,叶志超不得已而退兵

1894年9月19日清早,李鸿章收到了平壤战败后的叶志超发来的第一封战报,言及15日的平壤之败,叶志超汇报当时考虑主要有两点,其中之一是“子尽弹完”,即弹药粮草用尽。当天曾参加过平壤黄昏会议的盛军统领卫汝贵致电淮军管家盛宣怀,提到左宝贵阵亡后,“守城乏人”,加之“子药又尽,叶军门不得已与诸将筹商退守之策”。“子尽弹完”作为十分关键的原因,无疑对评价叶志超撤守平壤的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895年的8月至9月,大批清军战俘在战争结束后被日本政府陆续交还给中国,有一名对解开平壤之战中的弹药问题极为关键的人物,也在归来的人群里,这个人就是一年前在平壤城负责管理盛军军械、弹药的盛军军械委员邱凤池。他的报告称,驻守平壤的盛军,所有的军械、弹药物资公曾收到两批,到9月15日平壤激战为止,这些弹药经过发放,库存各类步枪子弹仅剩余10万余发、克虏伯75毫米炮弹剩余350发、2磅炮弹剩余300发,加特林机关炮炮弹没有存余。由此可见到中午时分平壤盛军库存的弹药总数已经少得可怜,根本不足以再支撑一天类似15日这样强度的战斗。

——《沉没的甲午》(作者陈悦,采用老照片+老档案的形式,引用了范围极为广泛的原始史料,同时本着知我莫若敌的宗旨,大量参考了战争的另一方——日本的档案)

争论二:叶志超弃城是贪生怕死还是缓兵之计?

叶志超并不愿真的缴械投降,挂白旗只是缓兵之计

城北制高点丢失,外城城门被攻破一个缺口,城内军队又濒临弹尽粮绝,叶志超一筹莫展。他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召集诸将会议,提出了弃城北撤的意见。根据当时形势,各军统将对此均表示同意,平壤城内的朝鲜最高官员、平安道监司闵丙奭也没有异议,“亦听任之。

在那位被俘的盛军军官栾述善的回忆里提到,升挂白旗、与日军交涉停火,其实是叶志超的缓兵之计,他本人并不愿意真的率领军队缴械投降,只是想能在尽可能安全的情况下,将清军撤出这座危城。在与日军达成第二天天明投降、交城的协议后,叶志超匆匆传令各军准备当晚暗度陈仓,“密传各营,轻装持械,连夜后退。

——《沉没的甲午

在平壤城下作战的清军将士

在清军占有优势的情况下,叶志超因丧失信心,怯懦逃跑

平壤会战,清日双方兵力旗鼓相当,清军凭借堡垒防御占有较大优势。此时,城内清军主帅叶志超丧失续战信心,召集众将商议撤兵之策。各路将军中除马玉昆主张抗敌外,其余将官皆同意弃城。朝鲜官员平安道监司闵丙奭见清军欲撤兵平壤,央求无果,无可奈何。

叶志超命挂白旗谈判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大军败逃的玄机。傍晚6时,大雨滂沱,暮色昏暗,清军各部兵勇已经开始擅自逃亡。逃出的清兵取甄山大道一气向北狂奔,黑暗中各警戒部队向人马运动声音的方向猛烈射击,终夜枪声不断。那些白日作战勇猛的兵勇,被自己的怯懦将军葬送于逃跑的命令中。

——《清日战争》(作者宗泽亚,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移居东京,本书依据日本方面保存的档案材料写作而成,以日本视角还原亚洲两强较量的战争图景)

争论三:卫汝贵是否成了平壤战败的“替罪羊”?

多方压力下,自身难保的李鸿章只得“丢车保帅”,卫汝贵成了朝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正当卫汝贵整顿军队,安排补给,布置防务之际,8月16日他突然接到一份李鸿章措辞严厉的电报:“前途人至言盛军奸淫抢掠,在义州因奸枪毙韩民一……致军声大坏,殊为愤懑……

26日,言辞犀利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不知从什么渠道得到了风声,连同盛军军纪败坏的传闻,加上自己的揣测夸张,具折上奏提出严厉批评,“……然传闻之词,以为卫汝贵启行之始,逃散者二营,及至朝鲜,掳掠焚烧,民不堪命,纪律如此,安望有成?”

平壤之战中,卫汝贵身先士卒与日军搏杀,赢得前敌将士赞誉。平壤战败后,卫汝贵率领营兵一路上截留、收拢溃散的部队和军械物资,然而此时,针对他收拢残兵不力的指责又蜂拥而来。李鸿章没有理由地怒斥卫汝贵,“此行甚不作脸”,至此,李鸿章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他已无心去求证传闻的准确程度,也无力去辩驳清流对卫汝贵的指责,为了保住淮军、盛军以及自己的名声,宁可舍弃此时已声名狼藉的卫汝贵。

——《沉没的甲午

两大罪状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卫汝贵则系受池龟之祸,被拿交刑部治罪。据刑部上报,卫汝贵之罪状有三:一、“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二、“克扣军饷”;三、“纵兵抢掠”。卫汝贵所统盛军纪律不严,事诚有之,然不能说就是“纵兵抢掠”。至于前两条,更是莫须有的罪名。在平壤之战中,卫汝贵指挥盛军在西、南两个战场激战,重创敌人,坚守阵地,是有战功的。其过有二:一是未能整饬军纪;二是不曾反对叶志超撤出平壤的错误决定。但若全面衡量,他还是功大于过的。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六日,由刑部尚书薛允升监刑,将卫汝贵斩决。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高级将领,清廷竟然功罪不辨,草率成案,处以极刑,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甲午战争史

卫汝贵所统盛军军纪败坏毫无争议

卫汝贵在平壤之战中虽立有战功,但亦负有“城池失陷”之责。刑部定谳“斩监候”,理由虽大多不合实际,不是苛求就是“捏造”,但其被处斩最重要的原因是所统盛军军纪败坏却毫无争议。卫汝贵被杀虽有朝廷主战派、主和派政争,对日作战全线溃败朝廷要杀一儆百等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他自己平日待兵寡恩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