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民意法码"称量"干部绩效

    刘建国

    “政府工作报告两提‘为官不为’很有针对性。”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开门见山。他说，回顾深化改革元年，各级政府的确“蛮拼的”，但同时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工作主动性下降，不敢承担责任，坐等观望求稳怕乱的“太平官”现象有所抬头。(3月8日 新华社)

　　中央八项规定面前，虽然工作作风以及党风政风出现了好转，但是少数部门的领导干部也出现了懈怠和懒散。于是，从之前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变成了“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那么，在“不吃不喝，但事也不办了”的生态下，亟需反思当前的干部绩效评价机制，切实提高干部工作积极性。

　　当前，对于一些领导干部而言，之所以变得不愿干事、不想干事，关键还是在于当前的绩效评价机制侧重于“上移”。试想，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升迁提拔的话语权，往往都是由上层领导掌握。而其工作地点的群众，对于干部的未来走向没有话语权，干得好还是坏，往往是上级领导说了算。所以说，即便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工作中为官不为，群众奈他如何?只要与上级领导搞好关系，即便工作不出色，只要没有捅娄子、出大事，提拔机会肯定还是不少的。

　　应该说，干部在位不干事，依赖于纪检部门的监督，还是略显掣肘。毕竟，工作劲头的懈怠和不负责，只要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也很难通过党纪国法进行惩罚。更何况，“太平官”的言行举止具有隐蔽性，在监督不能成为常态的现实下，不可能织起无缝隙的监督网络。所以，很多“太平官”，可能成为漏网之鱼，并不会受到相应苛责和处理。

　　事实上，对于领导干部工作业绩考量，关键还是要下沉评价主体，赋予群众更多的话语权。比如，很多地方早在几年前就推行了“共推公选”，目的就是增加民意法码，在干部任免程序中加入更多民意因素，增加当地民众对干部提拔任免的话语含金量。领导干部能否造福一方，是否干出了成绩，并不是由上级领导说了算，而是应当地群众进行客观的评价。通过这种方式，必然会强化领导干部自身工作的责任感，并对基层民意给予充分的考量。

　　肯定的说，民意砝码的增加，能够让基层领导干部的心沉下来，不再让他们为了乌纱帽，而与上级领导拉关系、搞圈子。自己能否提拔，能否升迁，完全要以自己的工作成绩来衡量。如果，自身的工作业绩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认同，自然会带来正面的连锁反应，为自己赢得更好的绩效评价，提拔和升迁自然也是水到渠成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