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法制报》抗日战争中的河南大学（下）
《一所流动大学的抗战》纪录片剧照 刘建民供图
抗战系列之中原抗日（20）
□受访专家 河大校史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刘建民
□采访记者马国福
生存困苦艰难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经济窘迫，河南大学的经费开支也非常紧张，师生们患难与共，克服一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尽最大可能保护学校财产。河南大学虽经几次搬迁，但一直坚持按国家对大学的要求去办学。”刘建民说，“其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医学院的机构虽先后两次进行过裁并，但其教学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严格有序地进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大学每到一处，都能尽量结合当地实际，以自身的智力优势为当地群众办些好事。”接着，刘建民讲了河南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如何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故事。
其一，开设医院，为群众防治疾病。嵩县地处深山区，交通不便，.缺医少药情形极为严重。劳动人民患病，多求助于鬼神巫祝。河南大学医学院迁到嵩县后，在经费减少、物资短缺的条件下，努力增设医院。其附属医院设门诊部和住院部。门诊开设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五官科、皮肤科、眼科等，终日为求诊者治疗，甚至在汽灯下做外科手术。儿科、妇科更是不论时间，凡有病人，便立即处理。医学院的教授大夫们，以自己辛勤的汗水，赢得了人民的信赖，与山区人民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
其二，创办学校，为地方培养人才。嵩县潭头为山区小镇，文化教育极为落后，河南大学迁至此地后，先后创办七七中学（初中）、伊滨中学、伟志小学、潭头幼儿园，教育系还办了简易师范和体育训练班。1942年又建立七七高中。教师力量雄厚无比，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医学院在嵩县招了一批高中毕业生，精心加以培养，使之成为合格的医生，为改善山区的医疗条件作出了贡献。
其三，宣传农业科学知识，推广先进技术。潭头地区耕作技术极其原始，农学院针对此种状况，大力宣讲科学种田，推广先进技术，广大农民受益匪浅。1942年春，小麦黄锈病蔓延，农民深受其害。农学院农艺系教授王鸣岐细心观察研究，发现此病是由伏牛山一带所产黄檗、淫羊藿等叶上的黄锈病病菌飞散后传播于小麦所致。于是，积极采取措施，控制了这种病虫害，使小麦获得了好收成。还是1942年秋天，豫东蝗虫成灾，洛阳嵩县一带人民十分惊恐。农学院的陈振铎教授积极率领同学防治，使蝗害得以控制。农学院的师生还开设“一病一治”讲座，每周一次，介绍病虫发生原因与防治方法，展示标本，配合图片，普及科学知识。
其四，积极开展社会教育活动。针对山区闭塞、文化极其落后的状况，河南大学的师生们尽力向山区群众传播文化知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教育系向社会演出的《屠户》、《献金救国》、《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具有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
不顾安危抢救财产
1944年，河南大学撤离潭头后，伏牛山区人民对师生慷慨相助，留宿供食，带路送行，给了巨大支援。学校迁到荆紫关时，当地居民纷纷腾出房舍，安顿师生。8月在西峡口招生，10月正式上课。
许多师生为保护学校的财产作出了突出贡献。如化学系的李俊甫，在日寇将至、大难临头之际，不顾个人安危，顾不上携带家人，只身跑到实验室，带走了当时学校最贵重的仪器——白金锅。到荆紫关后，李俊甫又自告奋勇返回潭头抢救学校的图书、仪器。在李先生的带领下，青年教师陈西河、卢锦梭等连夜返回潭头。
此时潭头处于一片恐怖之中，被日寇杀害的群众及师生的遗体尚未掩埋。他们避开日寇汉奸的搜查，掩埋了同伴的尸体，将学校的贵重物资打包装箱、起运，一连奋战多日，将理学院的大部分财产运到了安全地带。
会计余志光于中原事变前夕，带着支票，到中央银行河南分行（当时在卢氏县）去提取款项。因事变突起，不敢携带巨款，只取回两万元作为搬迁的路费，匆匆逃到荆紫关。不久，他只身潜回潭头，将散乱的账簿集中起来，精心整理，雇人挑往荆紫关，使学校的账目未受到重大损失，从而保证了学校教学科研的继续开展，使学校在困难的环境中能够坚持办学并生存下去。当时，虽然遭到巨大的创痛与损失，但师生坚持办学的精神始终未减，一面积极筹备开学，一面派人返潭头抢运残留的图书、仪器。农学院还租到农作物及园艺试验场地40亩，并与镇公所合办苗圃供实习和荒山造林之用。
继续西迁曙光初照
1945年3月，日寇又在西南发动攻势。不久，南阳失守，国民党军队退守西峡一带，河南大学在荆紫关难以存留，遂西迁陕西。
学校吸取了潭头劫难之教训，先派精干人员赴陕洽商校址，将学校尚存图书、仪器等物品一律包装，运到西安河南会馆暂时存放。师生眷属一律步行，经商南，越秦岭，过蓝田，于4月中旬抵达西安。当时西安败兵云集，逃难机关比比皆是，衣食住行都很困难。河南大学数百人，一下拥到西安，更是困难重重。河南大学在西安盘桓数日之后，奉教育部之命西迁宝鸡附近的石羊庙、卧龙寺、姬家殿（现今的宝鸡县八鱼乡）等地暂时安居。
迁至石羊庙时，河南大学仅有文、理、农三院学生600多人，教职员及眷属500余人。医学院此时尚在汉中，经洽商后部分迁至渭河南岸姬家殿，与校部隔河相望。6月，田培林担任校长。田先生与各方面关系密切，经费的困难逐步得到缓解。
“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才结束。”刘建民说，“消息传来，河南大学师生无不欢欣鼓舞、归心似箭。田培林校长决定抓紧时间结束课程，待期考结束后，学生便可自行编组返校。为做好从宝鸡返回开封翌年复课的准备，田培林多方活动，从河南省善后救济分署争取一笔经费，又派遣精干人员先行返汴做准备工作。1945年10月底，河南大学从宝鸡返回开封，8年的流亡生活从此结束。”
抗敌训练班培养抗日英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在城市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需要组织知识青年到乡村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抗战。”刘建民说，“这一时期，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应运而生。”
11月，河南省委通过河大进步教授嵇文甫、范文澜举办了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简称抗训班）。学员来自开封各大中学校，还有流亡到开封的外地知识青年。抗训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抗战形势、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游击战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民族英雄史话、大众哲学等。
后来又成立了“河南大学抗敌工作服务团”，服务团从开封出发，沿平汉线南下，利用多种形式，播撒救亡种子。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封各界人士成立的救亡团体，使当时的开封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原救亡中心。资料显示，在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各界人士中，河南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
12月中旬，济南失守，豫北吃紧，形势日趋紧张。省委决定提前结束抗训班，学员一部分北上送往延安；一部分组成“农村服务团”，在范文澜等人的带领下，沿平汉路(北京到武汉的铁路）南下，深入广大城镇乡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经过动员，近百名学员参加了服务团。团内划分为宣传、壁报、戏剧、歌咏、生活、保卫等小组。1938年1月底，服务团到达舞阳，通过演街头剧、教唱救亡歌曲、出时事壁报、画宣传画、办夜校和识字班、协助舞阳青年救国会开展活动等，使舞阳很快成为河南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服务团又先后到信阳、潢川、光山、商城、南阳等地，所到之处走乡串户发动群众，组织妇救会、青救会、农救会等救亡团体。11月，受省委指示该团编入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信阳挺进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大抗敌训练班培养出一大批抗日干部。这支队伍深入农村，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怒吼”救亡觉醒民众
在中共河南省委的领导和扶持下，开封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组建。河南大学学生首先组建起“怒吼”歌咏队和“大众”剧团，其后又组建了话剧团。北平和天津流亡开封的学生则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留日归国学生成立了“旅日流亡同学会”。由开封师范、开封高中、北仓女中、静宜女中等学校组成的话剧团，辗转20多个县镇，奔走呼号，演出500多场话剧，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号召民众抗日保国，杀敌御侮。上海著名文艺工作者贺绿汀、洪深、冼星海、金山、崔嵬等纷纷前往开封演出救亡剧目，并热情辅导开封救亡文化活动。
1938年8月，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河南大学“青年救国会”等组织迅速发展推动救亡运动。9月，在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嵇文甫教授与王阑西、姚雪垠同志领衔创办《风雨》周刊。后来著名教授范文澜和方天逸也担任主编，并改为五日刊。《风雨》一问世，立即得到广大群众的重视与欢迎，销数激增。该刊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还刊载《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共给在华旧本士兵诸君的号召》、《毛泽东同志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等重要文件，实际上起着我党领导河南抗日救亡运动的作用。
此时，英文系学生周震中和经济系学生邓子健、赵以文同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一个小组，积极组织流亡剧团、农村服务队等，展开抗日活动。同年冬，范文澜、嵇文甫、刘子厚(当时叫马致远)等在河南大学组织了“抗敌工作训练团”。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游击战术和中国问题等。在这个训练班的基础上成立“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服务团”，由范文斓教授率领，徒步南行到许昌、舞阳，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阻挠，通过演讲、演剧、唱歌、走访等各种形式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不久，“服务团”改称“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到达信阳。他们在河滩上搭起戏台，演出《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之歌》，歌声悲凉雄壮，震撼人心。台上台下，热泪盈眶。后来，“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转战湖北襄樊一带，又返南阳，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1940年，在潭头，由嵇文甫教授作词，陈梓北教授作曲，写出一首充满爱国激情的《河南大学校歌》。歌词为：“河水泱泱，嵩岳苍苍，中原文化悠且长；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继往开来扬辉光。多难兴邦，国仇莫忘！三民是式，四维允张。欹欤吾校永无疆！欹欤吾校永无疆！”校歌表达了广大师生的感情，广大师生又为歌词所激动，爱国心潮汹涌澎湃，为抗日而刻苦工作与学习的精神更加高涨。此时的刘建民低吟着这首歌曲，不知不觉，记者和他都已泪流满面。
“河南大学创建于1912年，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大学的师生员工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虽曾多次迁移办校地址，但始终矢志教育，艰苦奋斗，严谨治学，锐意进取，努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在河南教育史和河南大学校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令人振奋的一页。”刘建民最后说。（相关材料由河大校史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