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法制报》抗日战争中的河南大学（上）
抗战系列之中原抗日（19）
《一所流动大学的抗战》纪录片剧照刘建民供图
□受访专家 河大校史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刘建民
□采访记者 马国福
核心提示
河南大学建校于1912年，以林伯襄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河南教育家，在清代开封国家贡院旧址创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成为当时中国的三大留学培训基地之一，与当时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今清华大学）和上海南洋公学呈三足鼎立的局面。后改建为中州大学、中山大学，至1930年改为河南大学，抗战前夕有文、理、法、农、医五个学院，在校学生1000余人。它是我国建校较早的高等学校之一，也是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一所大学。1937年12月，日寇的铁蹄已践踏到黄河流域，豫北、豫东沦陷，省城开封危在旦夕。值此危急存亡之际，河南大学撤离开封，虽辗转搬迁，但始终坚持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办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
躲避日寇流动办学
“1938年初，河南大学农学院和医学院首批迁往豫西镇平，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及校本部迁往鸡公山。”河大校史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刘建民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从此，河南大学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亡生活。这次搬迁是在校长刘季洪的主持下进行的。学校先将学生集中起来接受战时训练，然后才开始分批起程。凡能带走的图书与贵重仪器均精心包装，分批运走。不能搬迁的固定资产如房屋、设备和实验用具等均登记造册并派专人留校守护。抗战8年，河南大学搬迁5次（鸡公山、镇平、嵩县、潭头、荆紫关、陕西宝鸡，医学院则多次由荆紫关到汉中，又到宝鸡）在嵩县潭头5年，其他地方多则一年，少则数月。不仅办学条件十分艰苦，而且师生还遭受日寇的疯狂迫害和残杀，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罕见的。”
鸡公山是全国闻名的避暑胜地，新式楼房较多。河南大学迁去时恰值隆冬季节，大部分房屋无人居住，学校便租来使用，很快安顿下来。不久，豫南战事紧张，河南大学准备再次搬迁。经多次商议，学校决定迁往豫西山区。这样既可避开日寇，又不脱离省境。
1938年10月，王广庆接任校长。他首先将羁留在鸡公山的文、理、法学院迁到镇平，以期在镇平安定扩充。镇平为豫西南重镇，社会文化安定，民风淳朴。河南大学迁至镇平后，借用部分官舍、寺庙，又租赁了一部分民房坚持上课。
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得寸进尺。1939年5月，日寇进攻新野、唐河，镇平危急。河南大学又北越伏牛山，经方城、叶县、宝丰、临汝、伊阳、伊川抵达嵩县，行程600余里。医学院迁到嵩县城内，校本部及文、理、农三院均到潭头。嵩县与潭头相距百里，途中高峰耸峙，深涧幽谷，羊肠小道，行走困难，校内联系极为不便，但师生不畏艰辛，坚持教学。迁到嵩县、潭头的师生共1100余人，借民房居住，为保证教学需要，又兴建一批草房。在潭头设总图书馆，各院又设分馆，计有中外文图书7万多册，杂志200多种，还有各种仪器3.1万多件。农学院租得农作物试验场地30亩，棉作及园艺试验场地各10亩，又与小学合作开办苗圃，并接管山地千亩，栽种果树和作造林之用。由于潭头为盆地，周围是高山，农林园作物齐全，本身就是一个大试验场地，师生们利用这一良好条件，努力开展教学与科研。医学院初迁嵩县时，有附设医院和高级助产职业学校。这年冬，又添设春季班及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并于次年3月招生上课。
无论在嵩县还是在潭头，都是在秋季正式上课，以不影响学生的学习，而且读书风气更浓。朝日初升时，山坡上，房舍内；夜晚时，盏盏油灯之下，师生们备课、读书，孜孜不倦。1939年5月至1944年4月，河大师生同仇敌忾，战胜万难，在嵩县潭头度过了五个春秋。
好景不长危险来临
1942年3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将省立河南大学改为国立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办学经费紧张的危难状况得以缓解，拥有文、理、工、农、医、法等六大学院，成为当时享誉国内外的国立大学。
“1944年4月，日军集中兵力进攻河南，国民党军汤恩伯部不战而退，将敌军引到伏牛山中，潭头危急。”刘建民沉痛地说，“全校图书仪器及师生衣物损失惨重，特别是师生及眷属10人竟惨遭屠杀。医学院院长张静吾教授被俘，夫人被害，侄儿张宏中受重伤。女生李先识、李先觉，教师昊鹏、商绍汤等均死于此难。农学院院长王直青教授被迫当挑夫，中途跳崖，幸被树枝挡住，重伤生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1944年初夏，河大迁入嵩县已经5年，其间坚持在炮声中办学，每年都有毕业生走出大山，又有新生来到这里学习。最重要的是河大广邀教授，拥有几十位海归博士，人才济济，学术力量雄厚。在潭头期间，嵩县山区给了个好环境，使河大能够安静于此“藏学”，培养了五届毕业生。但好景不长，令人悲愤的大屠杀悄然来临！
1944年5月9日，潭头镇麦田一片金黄，布谷鸟欢快地鸣叫，渲染着丰收的喜悦。但日军正在逼近，危险来临了。
河大师生虽在深山，但已感到了危险。在随即召开的会议上，化学系负责人李俊甫、文学院院长嵇文甫都主张尽快撤离。
潭头危急紧急撤离
1944年5月12日晨，师生们分路撤退，约定到25公里外的大清沟（在今栾川境内）会合。但还是有一些教师家属和学生未能及时撤走，突降的大雨和山洪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当时医学院有个学生名叫李广溥，头一天才从嵩县县城转移到潭头。他后来回忆：“12日一大早，就看见汤恩伯部溃兵从门前经过，询问前线战况如何，他们都低头不语，只顾向深山奔逃。看其狼狈相，就知前方战事不妙。我们到达伊河岸边时，已听到日军大炮的轰隆声。涉水过伊河后，大家避开正路，专走羊肠小道，以免被日军追上。我背着一个大包袱，还要推着自行车，在乱石丛中行走，行动非常困难。傍晚，我们一行人到达大清沟，借宿农舍棚檐下。当晚开始下大雨，一连三天不停。多亏农学院农学系学生李德瀛家（是当地大户）开仓放粮，大家才免受饥饿。天晴后我们离开大清沟，进入山高林密重峦叠嶂的伏牛山腹地，往淅川县荆紫关前进……”
荆紫关山高林密，地处豫、鄂、陕三省交界处，利于藏身和办学。但这种长途跋涉，真难为了教授们，他们都花钱雇挑夫挑着行李和书籍。外科教授生景清的夫人（高级助产士职业学校教师），坐在河边一块大石头上号啕大哭，原因是挑夫扔掉她的行李自顾逃命去了。他们一路上不时和国军溃兵走在一起，溃兵们都吊儿郎当的，根本没有战斗力，往往正在行进时，忽然两边山头上有人持枪高喊：‘站住！’这些溃兵都乖乖缴械，以求保命。汤恩伯部大量的枪械和辎重，就这样被豫西百姓收缴了。
血泪斑斑罄竹难书
虽然1000多名师生已经撤出来了，但失踪的师生说不定已落敌手，生死难测。
那么，失踪的师生到底在哪里？李广溥曾有记述：“5月15日9时，数百名日军分两路侵入潭头，尚未撤离的师生四散躲避，但为时已晚。此时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师生们不知该逃往何处，部分教师家属和数十名学生盲目地向北山转移，恰与一股日军骑兵遭遇，日军开枪，致使6人饮弹身亡，20余人被俘。”
5月16日，潭头河大校园变成了日军兵营。这时，原农学院院长郝象吾已担任训导处处长，农学院院长是王直青。王院长和段再丕教授等20名师生被俘后，被鬼子兵用枪押着做苦役，段再丕和助教吴鹏各背着一架经纬仪。为保护学校教学仪器，吴鹏与一名日本兵厮打起来，立刻被杀害。石如璨同学遭日军毒打，倒在地上。段再丕被迫挑上担子，王院长身背5支卸掉枪栓的钢枪，双手各提一篮鸡蛋。两位大学教授，多次遭到日军的毒打。行至秋扒（在今栾川境内），王院长决心一死，纵身跳下山崖，日军连发两枪，以为他已摔死，就离开了。
次日，王院长被潭头附近一青年发现，将他背到安全地带。挑着担子的段再丕起先尚能勉强走路，后来鞋子磨烂了，无法再穿鞋。行至一村庄附近，他要求方便。一名日军让他去路旁的麦地，说完便继续往前走。段再丕乘机爬到一姓常的农民家里，在那里休息了两天，得知该村已是卢氏县所辖了。
被俘的教授尚如此，学生的命运更惨。李先识、李先觉是对双胞胎，同年考入河大医学院，姐姐李先识已婚，妹妹李先觉未婚，两人品学兼优，活泼开朗。5月15日晨，她俩听到四周枪声大作，还有日军飞机投下炸弹。一队日军骑兵冲进校院，仪器室、标本室的门被砸开，教学用具被泼上汽油烧掉。
天下起了大雨，医学院的几个女学生在前边奔逃，几十名日军在后边追赶着喊：“不要跑！花姑娘的不要跑！”一日军搂住一女学生，那个女生拼命反抗……最终，几名女生被日军追上，被押着往前走，日军不时地用枪托打学生，还对女生动手动脚。
姊妹俩感到屈辱，李先觉说：“姐，我们落到日本人手里，生不如死！”李先识说：“就是！你看前面有口水井，咱俩一起跳井，也好让同学看到，捎话给咱家中二老，知道我们死在潭头！”妹妹说：“宁可死，不受辱！跳！”说着说着，姐妹俩来到井旁，双双跳入井中。鬼子发现了，过来向井内开枪。这时，男生朱绍先（或称朱绍良）趁机狂奔而去，被一日本兵赶上，一刺刀将他捅倒，肠子都流了出来。几天后，附近农民过来掩埋了他的尸体，在坟头插一木牌：河大学生朱绍先之墓。该墓至今犹存。 （相关资料由河大校史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