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法制报》中共第一个抗日《宣言》诞生经过(下)

22.09.2014  11:29

        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炮火轰击北大营3小时后,有准备的日军步兵冲进北大营。日军以左胳膊绑白布条为记号。              刘建民供图

      受访专家河大校史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刘建民 

        抗倭檄文鼓舞人心

        “这份《宣言》的发表,打破了以往党的重要文件发表的程序。若按惯例,就重要事件发表宣言,一般是由中央发表在先,省委发表在后;或先得给中央打报告征得同意,省委才能发表。如果按照以往程序进行,就一定有悖于时局的急迫性,《宣言》发表的最佳时机就会错过。这份《宣言》的发表未按常规进行,应该说是一个特例。”刘建民分析说,“由于该《宣言》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迅速发表,广大工农兵劳苦群众及时地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真相,了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明确了前进的方向,看到了斗争的希望。这一震惊世界、史称《九一八抗日宣言》的著名《宣言》给东北人民以极大鼓舞,对于东北抗日运动的兴起和中国14年武装抗日战争的发展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就在人们恐慌中正不知所措时,第二天一早,《宣言》以省委的名义发出去。在日本兵到处搜捕抗日人士、随意杀人的危险情况下,地下党员们巧妙地把宣言送到商场、学校、工厂和老百姓家的院子里……

        刘建民兴奋地朗诵起抗日《宣言》:“工农兵劳苦群众们!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全武装占领了,这是如何惊人的事啊!

        “本来已经贫困不堪的工农兵劳苦群众,目前的生活更加痛苦了,失业、死亡、流离、恐慌、饥饿、贫困,已达到空前的境地!一切物品与粮价突然高涨数倍,而且仍在有加无减的继续着!

        “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红军两年来和帝国主义、国民党英勇战斗的光荣历史,便是万古不灭的证据。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

        ……

        最后,《宣言》以17个口号结束。其中主要有:“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洲!”“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不投降、不缴械,带枪到农村去实行土地革命!”“发动游击战争!”“反对白色恐怖——屠杀、逮捕、监禁!”“反对军阀战争!”“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份反对日本侵略的《宣言》,写得简练而又明白、深刻而又透彻。特别是“三岁小孩也不会相信这些话”,一时成为对九一八事变因由骗人说法的极为流行的一句痛斥语。《宣言》说出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心里话,提出了“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和要“发动游击战争”的重要理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实在是难能可贵。

        投身抗日洪流中

        “这份《宣言》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布告几乎是同时面世的,一个是侵略者的布告,一个是反侵略的宣言,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建民说,“之后不久,赵毅敏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但《宣言》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出的第一声抗日的呐喊,给了日军铁蹄下的奉天人民极大的鼓舞,对东北抗日运动的兴起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4年7月赵毅敏出狱后,改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务委员、组织部长、抗日联军第三军政委,奔波于已经沦陷多年的东北大地,参与领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同年11月,省委派赵毅敏以省委代表的身份到赵尚志任司令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工作,兼任支队政委。

        当时,赵尚志与珠河中心县委一些同志在对待省委关于反“讨伐”斗争的指示上有意见分歧。赵毅敏到珠河县(今尚志县)与县委接上关系后,即开始调查了解情况。赵毅敏同他们连续开了几次会,把问题全摆了出来。双方都充分发表意见后,赵毅敏感到赵尚志与地方党委之间矛盾的焦点是在如何执行省委决议这个问题上。当时省委由于受“左”的路线影响,在所作出的粉碎敌人冬季“大讨伐”的指示中,曾不切实际地提出“不让日‘满’匪军侵入游击区域一步”,并作为反“讨伐”斗争的中心口号。县委一些同志主张要坚决执行省委这一决议,但赵尚志持不同意见,认为这做不到。他提出应比较实事求是地、灵活地执行省委决议。通过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赵毅敏认为,在当时,由于敌人数十倍于我,“不让敌人进入游击区一步”是不切实际的。因此,省委决议是无法实现的。后来,赵毅敏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给省委写了报告,指出应尊重赵尚志的意见,省委也同意了。

        1935年1月,赵毅敏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后改称东北抗联第三军)政治委员。1935年初冬,赵毅敏奉命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他的名字正式由刘焜改为赵毅敏,出任苏联东方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院第八分校校长,负责培训中共高级干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更年轻的革命者。他曾与李立三、吴玉章、陈云、滕代远一起给学员授课。1938年底,赵毅敏向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任弼时提出要求,请求回国参加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1939年1月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回到延安。

        深得毛泽东赏识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面对记者,刘建民动情地朗诵完这首诗后介绍说,“毛泽东这首著名的《七律·冬云》,就是称赞赵毅敏、伍修权二位外交官的。据赵毅敏后来的秘书田俊杰讲,诗中的‘独’字,就是特指赵毅敏独自一人,而‘英雄’则是毛泽东对赵毅敏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中不畏强暴的高度赞誉。”

        赵毅敏到达延安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让他到鲁艺学院负责工作。赵毅敏在鲁艺工作一年之后,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先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创办了中央根据地内第一份大报《解放日报》,接着参与创办了根据地内第一所正规大学延安大学,后任中宣部宣传科长、副部长。赵毅敏出色的工作经常受到毛泽东称赞,深得毛主席赏识。

        1949年5月,赵毅敏奉命随军南下武汉,出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成立之后,又兼任文化部长、长江日报社社长等职。赵毅敏发展中南文化事业的几大板斧和高超的领导风格,得到了中南文化知识界的一致好评,也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毛泽东巡视武汉时颇有感慨地对赵毅敏等人说:“中南海出官僚主义,你们的工作实在可羡慕啊!我在下边跑了一圈,其实好多好的主意都不是我的意见啊,是下边的意见,我把它综合起来了。”

        1954年夏,中南局撤销,赵毅敏调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并先后兼任中共中央国际指导委员会副书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分别协助王稼祥、陈毅工作。他主要负责中共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友好交往。因为需要经常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外宾,赵毅敏与毛泽东的接触机会又多了起来。

        1958年5月,赵毅敏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从1968年5月起,赵毅敏开始过“监护”生活,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才携眷回京,先后担任中纪委秘书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委员。他为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人的平反昭雪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2002年7月25日,赵毅敏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