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铺路 华文文学在异乡生根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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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在传扬，而有中华文化传扬的地方就有华文文学在发展。近百年来，伴随着华侨华人走向海外的足迹，华文文学在异乡的土地生根发芽，成为中华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相遇、交汇、交融而开出的一朵文学奇葩。

　　从早期的林语堂、郁达夫，到后来的余光中、白先勇，再到如今的严歌苓、张翎，一批又一批华文作家在异国他乡坚持汉语创作，将中国故事、中华文化向世界娓娓道来。

　　日前，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在广州举行，来自海内外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华文文学界人士共襄盛举，追溯华文文学的文化传承，共议华文文学的时代担当。

　　登上世界文化的高地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全球范围内的“中国热”、“汉语热”持续升温，利用这一有利契机掀起一股“华文文学热”也成为海内外华文作家共同的心愿。

　　“客观地来说，当代华文文学的发展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还不完全适应，还需要我们带着建设性的眼光，进一步提升当代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领域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作家、青海省委常委吉狄马加认为，目前华文文学在自身发展和国际传播方面仍然面临挑战。

　　“许多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主要是基于生活情趣的需求，真正跨进专业创作门槛的并不多。也有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移民海外后继续创作。但他们在海外往往首先面临生存的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文学创作。”林楠认为，这也是目前海外华文文学面临作品铺天盖地、精品寥若晨星的尴尬原因。

　　如何让华文文学站上世界文学的高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在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的高端论坛上，美国华人作家严歌苓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提出，华文作家不能掺杂杂念，也不必去做一些无谓的迁就，而应该由内心深处的感动出发，坚持把中国文学写好，从而激发读者的同情心。

　　这一观点得到许多海内外华文作家的认同。“如果过分在意别人的标准，那样的创作就是不真实的。正如莫言这样优秀的华文作家，都是坚持自己的关注焦点和创作风格，最终受到西方的认可和重视。”林楠说。

　　此外，华文文学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也不能回避文学作品的翻译。“汉语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这是一种充满魅力的语言，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奥。如何让用汉语写作的华文文学作品被世界深度理解，这与怎样传播、怎样翻译，都密切相关。”严歌苓认为，在传播华文文学时，文化的翻译往往比文字的翻译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

　　当然，挑战的背后也潜藏机遇。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就为世界华文文学发展插上新媒体的翅膀，使之能够飞得更高更远。

　　“文学传播媒介的变更，将带来传播方式、受众群体、阅读习惯等方面的改变，并最终带来文学作品在构思、叙述、文字、审美等诸多方面的改变。”美国网络文学社团文心社创办人施雨认为，新媒体使文字网络化、阅读移动化成为可能，由此为华文文学提供更多的发表平台，带来更多的读者群体，也能够更好地推动华文文学的史料建设。

　　如今，世界华文文学正逐渐形成一个互联互通走向融合的新格局。“提高华文文学的含金量，守护汉字的文化江山，还需要两岸四地以及全球华文文学界人士共同的努力。”杨匡汉说。

　　在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召开之际，包括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台湾艺文作家协会、香港作家联会、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在内的海内外27家华文文学社团也共同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联盟，增进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资源共享与合作发展。这一簇簇来自全球各地的文学灯火，终将汇成灿烂的星空，照亮中国文学、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

　　带着乡愁的远行

　　“碗中的白色是故乡的风味，舀一勺送进饥渴的口中，久久地久久地品着……”在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的分论坛上，美国华人作家王性初深情地朗诵着一首他早年创作的华文诗歌《第十五天是白色的惊喜》。

　　一碗再平常不过的白粥，在漂泊异乡20余年的王性初的笔下，幻化成一份“白色的惊喜”，一个“久别重逢的恋人”。

　　“在我们离开故土之后，最让我们惦记的偏偏就是那些最细微的东西，它们组成了我们有关乡愁的思绪，也激发了我们创作的灵感。”瑞士华人作家朱颂瑜的一篇散文《游子的肌肤满是乡愁》在前不久被收录进广东作协编写的文集。文章中，最让广东人苦恼的闷湿潮热的天气，却是朱颂瑜在以高山气候为主的瑞士生活时最为想念的。

　　对于去国离乡的游子而言，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牵动着他们的乡愁；而对于在海外依然坚持汉语创作的华文作家来说，乡愁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原初动力，也是他们笔下的永恒命题。

　　伴随着华侨华人移居海外的步履，华文文学的种子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已播撒在异乡的土壤中。“如郭沫若的诗歌《凤凰涅槃》，就是他在日本时用中文创作而成。”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杨匡汉认为，从那时起，海外华文文学就已经开始萌芽。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世界华文文学题材不断丰富，形式愈发多样，而“乡愁”始终是不变的精神内核。

　　“我们为什么写乡愁？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忘记那块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我们也没有办法忘记我们的中华文化，它已经融进我们的血液，变成我们的基因。”王性初说。

　　曾著有《余震》、《金山》、《阵痛》等小说的旅加华人作家张翎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故土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最原始也最持久的灵感源泉，故土之外的所有土地都像是第二语言，可以通过学习变得熟悉甚至亲近，却永远无法替代母语与生俱来的舒适和随意。”

　　“大部分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在业余时间自愿自发地从事写作，当地政府并不提供经济支持。他们坚持华文文学创作，凭借的正是对汉字的热爱，对故土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杨匡汉说。

　　如今，随着华侨华人逐渐融入海外社会，华文作家笔尖的“乡愁”也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意蕴。

　　“乡愁已经超出地域的范畴。”香港作家黄东涛认为，华文文学作品中的乡愁不仅仅是一种对出生地的简单怀念，它更包括对祖籍的寻觅、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承继、对祖籍国以及移居国共同的热爱，内涵更为广泛。

　　美国华人作家江岚也认为，随着华人在异乡“扎根”的痛楚逐渐消淡，华文作家开始跳脱出狭义的乡愁，将创作的视野投向当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华文作家应该带着自身文化的本色与异域文化不断交融、互动，通过书写展现中华文化的特色。”在她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带着乡愁的远行，才是带着乡愁值得去书写的内容。

　　走在东西文化之间

　　从希望落叶归根到努力落地生根，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存状态以及心理状态发生着悄然的改变，华文文学也经历了从早年“留学生文学”到如今“新移民文学”的发展。

　　“早期的‘留学生文学’表现的是面对异乡文化的‘无根’痛苦，以及在‘接受与抗拒’的精神挣扎中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美国华人作家陈瑞琳认为，相比而言，来自大陆的新一代移民作家，减却了漫长的痛苦蜕变的过程，增进了先天的适应力。他们不仅浓缩了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而且不断挑战自我，期望华文文学的写作能够拥有“全球视野”并与世界文坛接轨。

　　移居新西兰10余年的华人作家范士林正是这样一个探索者。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范士林依然积极地观察、融入新西兰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并将之与中国文化比较对照，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作为海外的华文作家，我们不能总是写自己的那些往事，局限在自己的华人圈子里，那样的创作是没有出路的。”范士林认为，海外的华文作家只有关注、干预并且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和当地的社会产生密切的联系和深入的融合，才能用好自己身处两种文化之间的优势，创作出真正的新移民文学。

　　饱浸原乡文化和他乡文化的双重熏陶，掌握双语的独特优势，作为脱离了原有文化环境之后的汉语文学创作者，海外华文作家也从东西文化的碰撞之间获得了一种新的站姿和视角，拥有了新的价值判断和文化目光，这成为他们不同于中国大陆作家以及移居国当地作家的特有的优势。

　　“如果说文学创作也需要接地气，那我们的地气正来自于东西文化之间的穿行。”加拿大华人作家、加拿大中国笔会会长孙博说，新一代华人移民的结构、特征都在发生变化，如今的留学生与20多年前的留学生也早是今非昔比。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外华文作家需要静下心来，沉浸在东西文化之间，观察，思考，写作。

　　对应传统的以“怀乡”为主题的第一故乡创作，香港作家陈藩庚指出，世界华文文学创作正出现“第二故乡写作”的新类型。

　　“如果说第一故乡写作是一种回望的美与凝固的美，那么第二故乡写作是一种前瞻的美与延伸的美。”陈藩庚说，第二故乡写作更多的表现新一代移民对第二故乡产生的公民意识，抒发对第二故乡的认同以及由此延伸的对异族邻里的认同。“这种‘第二故乡写作’不仅扩展了华文文学中的‘家国情怀’，提升了华人文学世界性的亲和力，而且表现出华文文学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份承担，使华文文学成为提升华人形象的重要平台。”

　　华文文学创作视角的日趋多元，也为中华文化在异乡开枝散叶赋予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海外华文作家深刻地融入当地社会，推动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与交融，就能真正有效地在海外弘扬我们的中华文化。”范士林说。

　　海内海外共融合

　　如今，海外华侨华人已达6000多万，遍布全球各地，世界华文文学也随之全面开花。“目前，世界华文文学正逐渐形成一块以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为核心圈、东南亚及东北亚为周边圈、其他各大洲为海外圈的完整版图。”杨匡汉说。

　　在这块异彩纷呈的文学版图中，百家争鸣，各有特色。

　　陈瑞琳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呈现出一种动态的、不断发生变化的新格局：台、港、澳地区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发源地，如今正成为观照世界华文文学成果的大窗口和检阅场；东南亚华文文学以“自身造血”和“近亲生长”为特征，一方面带有浓郁的“家史”特质；另一方面又深受台、港及大陆文学的影响；北美地区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镇，因其能够吸取世界性文化成果的独特优势，其华文文学创作更具实验性和前瞻性；欧洲华文文学崛起势头明显，并在题材上进行了大颠覆和大开拓；澳洲华文文学虽然起步较晚，但正逐渐进入爆发期，作家作品层出不穷，颇有春风野火之势。

　　随着世界华文文学的大树愈发枝繁叶茂，有关世界华文文学边界范畴、学科定义、理论建构等问题也成为创作者与研究者讨论的热点。

　　“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最早由大陆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以此取代原有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将大陆现当代文学也纳入世界华文文学的大范畴。在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来自海内外的华文文学界人士就此展开热烈的讨论。

　　“‘复合互渗’已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种基本形态和存在方式。”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俊说。虽然边界问题尚无定论，但事实上，无论世界华文文学的边界划在哪里，两岸四地以及全球各地的华文作家早已文心相通，华文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也始终一脉相承。

　　“就像中国作家莫言此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对于我们海外华文作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也激励我们更加专注于华文文学的创作，提高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力。”加拿大华人作家林楠说。

　　事实上，不同于早期的由“合”而“分”，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华文文学的差异性正逐渐减小。“海外文学”与“海内文学”相互激发，双向互补，呈现出“融合”为一盘棋的趋势。

　　“目前居住在欧美的新移民作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创作，和国内的作家已经非常相似。”陈瑞琳认为，未来的世界华文文学，更大的可能性将会是国与国之间的无差别写作，即华文作家们从游子思乡、生存压力、文化冲突的窠臼中跳跃出来，更多地关注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人性以及人类命运的共同未来。

　　“海外华文写作不必刻意强调自身独特性，而应该寻找与中国大陆文学的共通性，这才是一个更高的标准。”美国华人作家张宗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