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起城市的文化尊严

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崛起的城市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蔚为壮观的。1851年处于工业革命盛期的英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城市有7个，最大城市伦敦的人口也不过236万多。2014年，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达142个，而号称世界经济领导者的美国，只有20多个。中国城市化的成就无疑是值得自豪的。但是，我们仍然在路上。

城市是人类文明高度成熟的产物。斯宾格勒曾不无偏爱地断言：“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城市一方面发挥着维护和保卫政治中心安危的功能，另一方面通过集市贸易，不断地促进和提升物质生产和交换的水平，为工业文明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在工业文明的时代，城市正式成为科技、生产和政治变革的主阵地，在这种驱动下，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类社会生活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由于人口的迅速膨胀和管理能力的滞后，也由于社会分裂和震荡的加剧，层出不穷的“城市病”，使得城市成为不幸和痛苦的渊薮。尼采正是在对以城市为代表的人类文明的复杂体验中，发出了“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拷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走上了以市场经济为基本运行机制的工业化道路，在获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规律性地不断经历着发达国家曾经体验到的阵痛，这一点在城市生活中的表现最为充分。交通堵塞、管理缺位、资源匮乏、功能紊乱、环境污染等问题在我们的城市触目可见，而更重要、更长远、更艰难的问题则是城市文化底蕴的硗薄和文化品格的粗粝，“水泥森林”让人感到生活的冰冷和无情，千城一面让人感到创造力的凝滞和呆板。城市规划与美学著作《城市形态》的作者凯文·林奇回忆说：每当从飞机上向下望去，分不清究竟是波士顿还是洛杉矶。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雷同的建筑和愚蠢的规划，当人们开始厌恶这里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改变”。

城市是人的意志的产物，而人应该“诗意地栖居”。20世纪以来，一门直接面对城市问题的学科城市规划开始兴盛起来。从田园城市到广袤城市，从《雅典宪章》到《马丘比丘宪章》，从区域规划到综合规划、连续性规划，城市规划思想随着城市的发展日益丰富和成熟起来。其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日益注重人的生存感受和文化需求。凯文·林奇说道：“我们对环境的需要并不仅仅是其结构良好，而且它还应该充满诗意和象征性。”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作为一个生机焕发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有丰厚的成败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应该以更大的自主性和更高的自觉性，把人文、艺术、理想等文化价值全面融入城市建设的所有层面，创造真正能代表人类生存智慧的21世纪的文明城市，让我们的城市因文化而舒适，因文化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