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建伟:甘做时代发展的“记录员”

03.02.2016  16:35

人物简介

柳建伟,男,1963年生,河南南阳镇平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英雄时代》封面 资料图片

北方城郭》封面 资料图片

他是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被业界称为“时代三部曲”;从文学爱好者成长为优秀作家,再到电影编剧,他的作品一直忠实记录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传递出昂扬向上的中国精神。本期《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文艺名家讲故事》栏目对话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作家柳建伟。

弃工从文,只为记录下最美好的时代

1979年,我考入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的计算机系。按理说,我应该是一名IT人士,但是命运往往就是这么神奇。考入大学之后,我迷上了文学创作,加上那是一个文学开始大爆炸的年代,文学创作氛围很浓,“文学梦”在我心中也越发强烈。

因为我是理科生,没有接受过写作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文学创作对我而言很难,要比文科生做更多的准备,于是我选择了向书本学习。我读大学的时候,刚好各种古典名著纷纷重新印刷出版,给了我阅读机会。另一项准备就是学习写作,当时我尝试着写一些中、短篇小说,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是练笔,加起来可能有100万字,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成都军区某部。我的工作是负责维修一台大型计算机。闲下来的时候,我阅读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作品。巴尔扎克的作品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进程和世道人心的变化,很了不得!这更加坚定了我要当一名作家的理想,我要做个社会历史书记员类的作家,为刚刚起步发展的中国做好记录——记录历史的嬗变,记录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对社会有益才算“大孝

在创作这条路上,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母亲。1994年4月,母亲身体不适,我劝她去医院看看,但她说上课忙,等放假了再去吧。于是她一直坚持到了7月放暑假才到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是乳腺癌。医生说癌细胞已经转移,情况不太乐观。检查完的第二天,母亲就进行了手术。

那个时候,我正在一边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一边创作我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方城郭》。这部小说酝酿了很多年,早在1988年时就写了一个初稿,但由于不满意,就一直放着。

母亲手术之后,要到几公里外的县医院接受化疗。我每天用三轮车把她拉到医院,等她输上液了,我就又骑车回家去写作,到下午再接她回来。这样持续了120天左右。母亲每天化疗都有一大笔开销,这对于我们这个工薪之家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而我当时没有名气,出版社也不可能给我预付稿费。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战争纪实类的书很畅销。于是,我就放下长篇小说,找了三个同学一起写这一类书。那时候一千字的稿费大概是70至100元。三个人一起写,一个月就可以写一本,一本书卖出去就能拿到两万多元,我们三个再分一分。有一天,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何启治老师来探望母亲,不经意间,将我写畅销书赚钱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得知后教导我,人有大孝和小孝,对家庭有益的人只是小孝,对社会有益的人才是大孝。你为了给我治病,没日没夜地写些没有营养的快销书,这相当于在把自己的事业和身体搞垮。这次谈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回到家后,我拿出之前搁置的长篇小说《北方城郭》初稿,重新开始了创作。

做一名合格的时代“记录员

有人说,柳建伟总写主旋律作品,还有人说我是御用文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名军人,我的文学作品不描写国家的发展,不记录社会的进步,不捍卫国家的地位,那我该写什么?

王国维说过:诗人,分为主观型诗人和客观型诗人。作家也是一样,我属于客观型作家。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一名社会历史书记员式的作家。我生活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时期,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聚焦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用笔客观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化。我的三部长篇小说《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其实都是在做这件事情,我称它们为“时代三部曲”。

北方城郭》写的是我老家河南南阳。我想通过小说解剖这里的人物和历史,通过小城市的发展折射当代中国的发展;《突出重围》创作于1997年,那时我入伍快20年了,我们这批军人经历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应该写一部部队题材的小说,塑造有理想、有学识、有抱负的中国军人形象;《英雄时代》主要描写了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中国20多年的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城市飞速发展,也反映了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我想通过这样一部作品描摹当前社会的情况,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

时代三部曲”是以我自己对社会的观察体验为基础,结合一些我对生活的思考,用艺术的手法呈现出来的作品。一个作家,只有基于时代、基于生活进行创作,才能得到读者和观众认可。

文学创作要甘于寂寞、甘心吃苦

2001年,我开始从事电影编剧工作。如果说小说是借助经历和思考去创作,那么电影则是选择重大事件去记录。虽然说纪实电影故事发生的背景都有历史原型,但如果只是点点鼠标、打打电话、搜搜资料,是创作不出好剧本的,必须甘于寂寞、甘心吃苦。

2003年,我国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之后我国航天事业蒸蒸日上,这激发了我强烈的创作欲望,于是我开始创作电影《飞天》。这是我第一次以航天员、火箭设计师为主角创作剧本,挑战不小。8年时间,我采访了数百人,经历了十几次重写和改写。这部电影传播的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愚公移山”精神,作为编剧,我在创作的过程中深受感染。

如果说写《飞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写《惊天动地》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2008年5月下旬,汶川地震发生不到二十天,我接到了创作故事片《惊天动地》剧本的任务。我第一次到灾区采访,一待就是16天,到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现场时,脚下的堰塞体还在颤动,下游的绵阳已开始疏散转移群众……我从汶川搭乘直升机遇到致命浓云和气流,直升机侥幸飞到了安全高度,而同一地方的气流和同一块浓云,致使在我们后面的邱光华机组撞山殉职。这让我很伤心,也更坚定了写好剧本的念头。此后一个半月,我又5去灾区,终于将剧本完成。

作品应肩负起引领社会发展的责任

有人说现在是一个“小时代”,过于伟大、过于宏观、过于主旋律的电影票房不会太好。但我一直坚信这是一个大时代,是小人物也能活出精彩的伟大时代。文学影视作品应该肩负起对社会的批判和引领作用,要在重要时刻、关键节点站出来,起到传播弘扬正能量、带动人民迸发劲头的作用。

现在,一些年轻时和我一起搞文学创作的朋友都转行了,而我还是固执地沿这条路走着。我认为一个作家,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后,就要有那种“一根筋”的精神。作品就像井里的水,要先有一股劲儿把井打深,才能够找到无污染的好水。

对于未来,我对自己有几点希望。第一,我希望自己继续沿着当初选择的路走下去,走得越长越好,继续做好时代记录员的工作;第二,我希望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记载是客观的、公允的,是带温度、有血肉、有气息的;第三个愿望是希望若干年之后,人们想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的作品能作为一个参照。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