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贪腐成“重灾区” 10名“村官”瓜分价值18亿安置房

有句话说：别拿村长不当干部。这句话是说，虽然村干部级别不高，但他掌握的权力未必就小，从拆迁补偿的发放到宅基地的批准，“村官”手里捏着实实在在的项目、资金、补贴，说不定在关键时候就能卡你一道。近几年频频发生的村干部腐败案件警醒我们，官职不分大小，但权力不受约束就容易成为腐败的根源。再小的“村官”，如果监管和制衡机制不到位，小“村官”也有可能成为大硕鼠。

“村官”瞄准国家财政资金下黑手

救灾款都敢伸手截留12%

在山西，晋城市泽州县高都镇大兴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原海军套取国家粮食直补款高达15万元。

在山东，潍坊市某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冯良禹，与他人合伙虚报骗取母猪补贴1800元、挪用村民低保补助金1300元、虚报冒领小麦直补款1816.05元。

2010年7月24日，河南省渑池县遭受了一场特大的洪涝灾害。受灾最严重的洪阳镇柳庄村有400多户、近1510人受灾，洪水冲垮了39户、152间房屋，800米河堤严重受损，2000米道路被彻底冲毁，受损庄稼近1700亩。

渑池县洪阳镇柳庄村灾后重建工作从2010年底一直到2012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2013年1月底，渑池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突然接到一份柳庄村村民发来的举报信：政府发放的每户1.7万元倒房重建补助，每户少了几千元。近10万元的补助款不知去向。

根据群众的举报，渑池县人民检察院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取证。经过反复侦查，渑池县人民检察院最终确定，时任柳庄村支部书记石小江，利用职务之便，截留群众救灾款共计7.2万元，占整个国家下拨救灾款的12%。石小江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382、383条的规定，构成了贪污罪并且数额巨大，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副局长詹复亮说：“从我们的办案情况来看，除了截留国家下拨给农民的各种补贴、补助以外，还有在征地拆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贪腐问题。我们有个统计，今年1月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查办土地和征地拆迁领域案件4386人，占查办涉农领域案件的33.3%；资金管理使用领域案件4172人，占查办涉农领域案件的31.7%；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案件946人；扶贫开发领域案件536人；环境保护领域案件454人。”

今年1月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发生在涉农领域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3169人，占同期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总人数的37%。

征地款成为“村官”贪腐的“重灾区”

征地资金巨大，贪污贿赂犯罪活动涉案金额也特别巨大

在广东，深圳龙岗南联村原主任周伟思，“坐拥20亿元资产”，因涉嫌在当地旧城改造项目中收受逾5000万元巨额贿赂，今年2月被送上法庭受审。

在湖北，大冶市罗桥街道办事处港湖村原支部书记、主任刘某通过强揽工程、违规处置村集体资产等手段非法敛财达1300余万元。

在安徽，合肥市庐阳区藕塘社区党总支原书记刘怀寅，2001年至2008年，在征地、土地补偿费、提供工程方面，对开发商、承包商等“鼎力相助”，并从中大肆渔利。法院审理查明，刘怀寅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各方“供奉”人民币928.6万元、美元3.1万元、日元20万元，被称为“安徽村官第一贪”。

2009年10月15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刘怀寅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后，刘怀寅未上诉，并上缴了全部非法贿赂款。

詹复亮说，在村一级班子中，出现贪腐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农村选举中有的采取拉选票、贿选等手段当选村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化公为私、贪污受贿、谋取私利。比如，财务管理方面，一些基层村组财务管理制度形同虚设，财务账目残缺不全，收支混乱、交接不清，给贪腐作弊留下机会、空间。还有，比如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有的农村干部“家长制”作风严重，村务公开不落实，村务管理不透明，民主监督制度流于形式，对于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土地补偿款等，往往进行暗箱操作。随着城镇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用地需求大增，征地资金巨大，贪污贿赂犯罪活动中涉案金额也往往特别巨大。比如，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邢庄乡韩庄村原村委会委员、会计兼出纳韩可义，挪用土地补偿款8680万元，北京市密云县密云镇大唐庄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项明星，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受贿465万元，等等。

村干部联手贪污

最高纪录10名“村官”瓜分价值18亿的316套安置房

在浙江，温州市永嘉县10名“村官”瓜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村级官员集体贪污的第一大案。

在海南，海口市石山镇荣堂村民小组和玉库村民小组多名村干部骗村民签字，侵吞了征地补偿款高达1300万元。

在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白音席勒办事处庙圪堵村原村主任、村会计和另外的村干部，在征用部分村集体土地时，共同隐瞒了432万元集体补偿款这一事实，骗取参会村民一致同意并通过他们事先制订好的分配方案，将432万元中的232万元装进村干部的腰包。

詹复亮说，当前，在涉农领域的贪污贿赂犯罪中，系统化、区域化、群体化等现象比较突出，一些农村干部往往同有关政府部门、乡镇站所的工作人员等上下串通、内外勾结，共同实施犯罪，实践中查处一案、挖出一窝、带出一串的现象比较常见。比如，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福建省检察机关统计，在近年来查处的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窝案、串案的比例分别达70%和68.8%。再比如，广东省博罗县石坝镇山下村原村委党支部书记等6人虚构良种补贴的窝案，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某村原村民小组组长等5人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共同受贿的窝案等。

为了保证涉农惠民资金安全，国家对涉农惠民资金的使用、管理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和监督机制。但在具体实施中，有的制度执行不严格、执行不到位，甚至流于形式，这是农村干部贪污受贿犯罪易发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