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贝蕾是什么?蝶贝蕾传销河南受害者:赤脚野坑里日晒雨淋 1万赎回家

09.08.2017  07:02

  遭遇传销,为什么不集体反抗?

这个局外人都好奇的问题也许有个答案是,由于人员超强流动性造成“白色恐怖”,被传销者之间根本无法建立双向信任。

同样是天津静海,同样是蝶贝蕾。

8月5日,天津静海,在发现的笔记中写有“蝶贝蕾”字样。

失去人身自由的开始

河南郑州念完大学后,现年24岁的田晓伟(化名)原本就职于一家北京的网站,做编辑工作,但是大学专业是计算机,因此一直有干回老本行的念头。

机会来了。

4月中旬,他在Boss直聘网站上寻觅到一个机会,一家北京的计算机工程外包公司称,天津项目部招聘一名web前端开发工程师(现在这则招聘信息已经无法在该网站找到)。一周之后,田晓伟接到了面试电话。想着不管成功与否,都可以周末去天津顺便转转,所以4月22日上午,田晓伟就踏上了去天津的高铁,对方说要到天津南站附近接他。

但是到站后招聘方突然表示正在开会,让田晓伟乘坐半小时的公交车来到静海区的某一个镇上,到时候有两个人来接他。到了之后田晓伟一看是闹市区,也没起疑。

出现的两名男子大约20岁左右,皮肤黝黑,田晓伟回想起来,才知道那两人是在“野沟”里晒黑的,这是后话。两人打了个电话,把田晓伟拉上一辆车,就开始拉家常,问自己原先的工作、父母都是做什么的。田晓伟有点警惕性,说得真真假假。对方说先去住的地方等一等,再去公司面试。

“上了黑出租,就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开始,”田晓伟对澎湃新闻说,“车门一锁即便想跑也跑不了,下了车,人更多。”

被烟头烫过的室友

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来到一个静海农村的农户家,“院墙比房子都高,身边有两个人随时跟着。”田晓伟跟澎湃新闻记者说道。

这个租住的平房只有2个积灰的房间,却住着15个人,三个女生住一间,另外12个男生蜷缩在另外一间。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最大的也不超过28岁,都是被招聘信息吸引过来的。这些年轻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农村人居多。

除了有人随时跟着,限制人身自由的另外一招是脱鞋。

进了这个门之后,田晓伟的鞋子立马被收走,接下来的两个月,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野地里日晒雨淋,他都是光着脚的。

此外,田晓伟的手机被拿走,并胁迫索要密码,不然就要拳打脚踢。在此之前,还有一招“预防措施”,问田晓伟在天津都联系过谁,挨个打电话跟他们说已经安顿下来,不用担心,以解除后顾之忧。但恐吓之后发现田晓伟在当地并没有什么熟人,也就作罢。

了解清楚情况后,田晓伟又被立马转移到另外一个带院子的农户家,第二天就派了两个人充当“师父”,主要工作还是监视以及打探田晓伟的家庭情况,只要发现跟黑车上说的情况有所不同,就要找另外的人来恐吓说实话。

接下来,就是打电话给家里要钱,他们握着手机,让田晓伟跟父母说,原先在北京就职的公司要融资,员工交10万元可以入股,但田晓伟的父母立马意识到了事有蹊跷。

其一,田晓伟留了个心眼,之前跟传销团队说自己原先的工作是做网站开发,因此在电话里也跟父母刻意提到现在做开发,但是父母对他做编辑的事情有所了解,所以这是一个漏洞。

其二,田晓伟毕业后已经很久不问家里要钱,这一行为很反常。

因此家人虽然很焦虑,但也没有提到要拿钱。打完这个电话,田晓伟的手机就被没收了。此后几日,只有每次被逼着问家里要钱,才能接触到手机,但只要稍有透露自己在哪儿,在干什么,电话就会被挂断。

田晓伟瞄了一眼墙角,有一名室友身上有烟头烫过的痕迹,看得心惊肉跳。

孤军作战的“白色恐怖”

传销组织的日常是枯燥麻木而又艰辛的。

所谓的师父授课,也就是讲“蝶贝蕾”这种化妆品的营销模式。昏昏沉沉中,田晓伟听到了“五级三阶制”、“几何倍增学”,主要就是说,这个公司有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必须要买产品入会,一套产品2900元,买了就算交了会费,正式加入组织。

田晓伟在胁迫下,交了2万多元买产品,都是通过支付宝转账的,但是从始至终,他都没见过这种神秘的化妆品。

不上课的时候,就四人四人一组玩一种叫做“打升级”的纸牌游戏。期间人与人之间也有交流,但是只要发现两个人在一直对话,就会被带走审问。

“人流动得太快了,互相都来不及认识,也不敢信任,”田晓伟说,整个村里有几十个这样的窝点,每隔一两天都要被带到另外一个窝点吃饭睡觉,根本没办法跟身边的人熟悉起来。而且,有些人的确通过这种“拉人头”挣了钱,你没办法判定身边这个陌生人究竟是“敌军”还是“友军”。

“万一跟人透露了想法,被举报给监控的人,日子就不好过了,”田晓伟说。

所以,即便是15个受害者,也完全不敢奋起抵抗5个监视者,因为你不知道是有援军在侧,还是孤军作战。

“我想过死,”田晓伟说,至今他还觉得那个叫李文星的年轻人有可能是自杀溺亡的。

7月,23岁的山东青年李文星的尸体在这附近的一个荒僻水坑中被发现,警方调查发现,李文星生前通过网络招聘误入传销组织,被先后送到静海镇上三里村、杨李院村,期间两次被转移。

野沟里“打游击”

“两个馒头,加点咸菜,一天两顿。”

田晓伟说,吃饭是有规章制度的,中间留个位置给“导”,其他人都蹲在两旁,这就是所谓的“摆桌”,然后吃饭都要喊口号,给“导”加饭,“某某老板辛苦了!”

所谓的“导”就是管理这个“家”的人,他们在组织里交钱比较多,因此地位高,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大扛”和“小扛”,意思是“家里能扛事儿的”。

田晓伟说,“第五天开始就往野地里跑了”。

这是因为协警会隔三差五去村里巡查,因为警察差不多都知道附近几个村这些传销组织的窝点。

田晓伟等人躲的“野地”就是一个干涸的深沟,暴晒和雨淋都要一直在烂泥地里赤脚蹲着,衣服上沾满泥巴也没法换,只有非常残破的情况下才可以换衣服。

折磨人的还不止这些,15个人每天只能分着喝一桶矿泉水,在暴晒的情况下,“渴得要命”。

在夜里11点,会偷偷溜回去,凌晨3点,又要组队接着去野地里。

“西双塘、子牙,”这是昏暗中田晓伟曾经看到的两个路标。

在一次协警的搜查中,田晓伟的手机被搜走了,但是并没有警察回头来找他。但这也是个黑色幽默,因为自己的手机丢了之后,田晓伟没再被逼着联系父母。

稀里糊涂获救

田晓伟找到了逃生的希望。

到了后期,进组织的人会被要挟在Boss直聘、拉手网、中华英才网上发布更多招聘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发布这些信息简直畅通无阻,因为网站即便要求审核公司营业执照,也可以跳过这个环节直接进入下一页。

这些信息都是需要手机完成的,但是发布的时候会有人监事,田晓伟发现,监视也是有漏洞的,他趁机把自己的定位发给了自己的父母,然后迅速删掉通讯记录。

“瀛海学校,”田晓伟发了这个定位,还附加了载他的黑车的车牌号。后来他得知,父母来到天津静海区公安部门报案,但是警方和父母来找过,没找到他们。

田晓伟的逃生计划落空。

至今他对此很困惑:“我父母人生地不熟可以理解,为什么警察也找不到?”

也不知是不是巧合,他父母在当地坐出租车时,司机提醒,当地有“反传销协会”可以联系帮忙找人。

通过引荐,他父母认识了这个“反传销协会组织”的人,对方表示需要交1万块钱才会帮忙。交钱后,对方让他父母提供了一则寻人启事,以及个人照片等信息。

但是这个联系人究竟是反传销协会的人,还是“蛇鼠一窝”,是专门收钱“捞人”的人,田晓伟至今也不是很清楚。

6月中旬,又是同样的两个人,又是同样的一部黑车,田晓伟稀里糊涂被带到一家“惠民医院”门口,他的父母在那边等他。一下车,黑车迅速开走了,车里其他人并没有与他的父母打照面。

虎口逃生后,他回河南老家考驾照了——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两个月没上班。原本的工作单位默认他已经主动离职了。

回家后,他数次报案,但是河南警方表示不在辖区范围内,而天津警方也要求他去天津现场报案。

然而,田晓伟认真地说:“那个地方,我再也不会去了。”

传销还是绑架?

“这不是传销,这是赤裸裸的绑架勒索,”田晓伟认为,单单指控传销远远不够概括这些人的罪名。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辩律师马朗对澎湃新闻表示:

敲诈勒索罪中的行为人是通过向被害人实施暴力或胁迫,使其陷入恐惧,进而获取财物,强调的是暴力或胁迫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恐惧心理,侵害的法益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

而组织、领导传销罪中,行为人是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购买商品等方式加入按照一定顺序组成的层级,并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他人财物,强调的是利用欺骗性的方法诱导被害人加入组织,进而间接获益。

就本案而言,马律师表示,行为人针对被组织者实施的既有胁迫行为,也有暴力行为。但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客观方面并不包括暴力行为,因此,本案中的暴力行为显然超出了该罪的评价范畴。此外,尽管两罪中都有胁迫行为,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胁迫,其程度一般不如敲诈勒索罪严重,两罪中胁迫的内容也不尽相同,相较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行为直接针对被害人财物,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胁迫,并不直接对应被害人的财物,而是迫使已参加者继续发展其他人加入传销组织,并借此间接获取利益。换言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与在此期间对被组织者实施敲诈勒索,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独立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同时又实施敲诈勒索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因此,如果涉案行为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罪,期间又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的,则按照敲诈勒索罪和诅组织、领导传销罪两罪并罚。马律师表示,就本案而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情节严重的,可能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敲诈勒索财物10万元以上,属数额巨大,可能判处3-10年有期徒刑。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刑法数罪并罚规则确定最后的刑期。

【责任编辑:张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