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个县级档案馆的诞生

  新中国第一个县级档案馆的诞生

1 9 5 8年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河南省提出“苦战三年，改变河南面貌”的第一年。用当时的话说，襄城县各项工作，正在“由一个飞跃推向另一个飞跃，由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为适应大跃进的发展形势，充分满足领导和广大群众利用档案资料的迫切要求，更多、更快、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工作服务，襄城县决定建立档案资料综合管理机构——档案馆。

当时只有地市级以上才设立的档案馆是一个“四合一”的机关，即档案馆、资料室、技术指导室、人委档案室，既做业务工作，又负责业务指导。许多人认为已有的档案室可以较好地保管并提供利用档案，县级建立档案馆没有必要。再者没有大学生，没有保险柜，没有铁窗楼房等，开展工作的条件亦不具备。档案馆建不建？看法和意见需要统一。县直机关组织了一次专门辩论，贴出3，0 0 0余张大字报，畅所欲言，亮明观点。用政治挂帅，解放思想，“先务虚，后务实，以虚带实，虚实井举”。通过鸣放辩论，同志们一致认为，很多工业战线的经验，农业生产的经验，上级的经验、外地的经验、本单位在生产、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等等，由于存放分散零乱，有的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更谈不到利用，还有些合并撤销单位的档案资料，都锁在黑屋里，堆在角落里，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使这些宝贵的档案财富充分服务于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很有必要把它收集集中起来，建立档案馆，统一保管并提供利用。正如当时人委办公室主任朱俊昌同志说：“过去找个参考材料，跑计委会、农林局，跑生产办公室、财政局，跑了一大圈，有的还找不着，很不方便，建立档案馆，无论那个部门，要那方面的材料，都是现成的，这样会很方便”。

建立档案馆对襄城县来说，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照模仿，是一种创新。本着多快好省，勤俭建馆的方针，按照“边摸索，边筹建” 的思路，靠“紧、挤、带” 解决干部、房子、柜子问题。干部是从原有机关的编制内紧缩出来的，原计划调5个干部，实际上配了3人。一人负责资料工作，开展接收和利用。一人负责阅览、调卷、登记统计、库房管理工作。一人负责编写检索工具，三人相互协作。档案库房是挤出来的，当时人委腾给了两间房子，存放档案。档案柜是大多是带来的。各部门移交档案时自带柜子，合并和撤销单位的档案较多，带的柜子不够，就买些旧柜子，此外又根据实际需要做了几个新柜子。就这样，经过短时间的筹备，襄城县档案馆于5月2 7日正式开馆办公。当时，档案馆共接收了人委(包括各科、室)、水利局、农林局、文教局、交通局、商业局、工业局、财政局、粮食局、银行、拖拉机站、卫生院、一中、二中等l 4个单位的档案7，2 4 2卷、资料13，670 册以及历年的人民日报、河南日报、襄城报、工人日报、山西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6，7 0 0份。这些档案资料奠定了襄城县档案馆的馆藏基础。之后，在开展接收、利用和编研工作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工作经验，制订了必要的制度，对移交时间、移交范围、案卷质量、目录编制等做出规定，对接收的档案资料进行整理，按机构划分全宗，按年度先后排列入柜，借鉴图书管理方法，用全宗号、库房号、柜号、格号（单页索引）固定每份档案资料的存放位置，编写档案资料存放位置图、存放地点索引等，方便管理和查找。具体业务工作，围绕“以利用为纲”，紧跟形势发展，了解中心工作，征询各部门的意见，多收集档案资料，向社会宣传档案财富的价值，及时服务领导、服务机关、服务生产。就这样，襄城档案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当年8月6日，河南省档案工作襄城县现场会召开，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洛风在讲话中用“创造了许多值得学习的经验，在档案资料工作上树立了一面红旗”的语句，肯定了襄城县建立全国第一家县级档案馆的做法。1959年6月1日，襄城县档案馆的杨贵荣出席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并在大会上介绍先进工作经验。

                            许昌市档案局（馆）  赵宏亮  马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