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艺女青年萧红：一直在挣扎中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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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穷尽一生都在寻找倚靠，但命运偏偏给她颠沛流离，终其一生都不得依傍。

9岁那年，母亲病故。14岁，萧红由父亲做主，许配给富商之子、小学教员汪恩甲，这也成为她坎坷人生路程的开始。她起初对他并无反感，两人经常通信。但是汪恩甲富家子弟的没落气息，接触愈多她愈增不满，想退婚去北平念高中，父亲坚决反对。

这时，萧红结识了与自己有远亲关系的表哥陆振舜，19岁的萧红逃出家门与已婚的陆振舜在北平婚外同居。北平天冷、米贵，居大不易，陆振舜渐生悔意，两人关系开始冷淡，与萧红各自回家。萧红和陆振舜在北平时，萧红曾有一次在房中中了煤气，突然昏倒。朋友忙乱了好一阵子，她才苏醒过来，后来由这件事大家谈到了生与死，萧红说：“我不愿意死，一想到一个人睡在坟墓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多么寂寞啊！”

春节之后，萧红再一次逃往北平，年幼的萧红并不知道，她的第二次出逃给这个传统家庭带来极大的伤害，更令她的父亲伤透了心，当众宣布开除她的祖籍。

当时战乱令百业萧条，不但求学成为泡影，求职也渺无希望。当萧红一个人流落在街头的时候，她想的是：“我想就想到了我家乡那边的马房，挂在马房里面不也很安逸吗？甚至于我想到了狗睡觉的地方，那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可以使我的脚温暖。”

1931年底，萧红无奈去找汪恩甲，但汪氏家族已对她深恶痛绝，他俩遂同居于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她曾经那么嫌弃汪恩甲抽鸦片，如今已是心灰意冷，两人一起吞云吐雾。半年之后，两人欠下旅馆一笔食宿费（据考证，相当于现在的5万元左右），而且萧红怀孕了。汪恩甲说回家取钱，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音讯杳无。至今还是一个谜。

大腹便便的萧红被扣作人质，旅馆老板扬言，如果不能还钱，等萧红产后要卖去妓院。这一年，萧红刚21岁。

万般无奈，萧红只好写信向当时哈尔滨进步报纸《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信写得很直白：你和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见中国人能不救啊？

裴馨园几个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其中还有一个叫三郎的年轻人，他的真实姓名叫刘鸿霖，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萧军。

那个夏天，松花江决堤，全城被淹，怀着身孕的萧红被遗弃在洪水淹泡的旅馆里，陷入绝境这时。萧军出现了，他就如天神一般，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叶小舟，搁于她的窗前，再系一根绳子把她从窗口吊下来……

萧红送医院待产时，因无钱交住院费，萧军用刀子逼着医生救人。孩子生下之后很快就被送人。萧红出院后，与萧军开始新一轮的婚外同居。萧红浸泡在从天而降的恋情里，写了几首陶醉的短诗《春曲》。专写热恋时的眉开眼笑、爱不释手。情到浓时，万般皆好，好得不讲道理，像捏了万花筒，怎么看都只觉欢喜：

只有爱的踟蹰美丽，三郎，我并不是残忍，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立起，这其间，正有说不出的风月。

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很少女作家有过萧红那样深入骨髓的冻、饿经历，她的散文集《商市街》，对那段饥寒交迫的日子有活灵活现的描写。《饿》写她半夜屡次想拿走别人挂在过道门上的“列巴圈”（面包），想到这便是偷，不免心跳耳热，一次次开门，又退回房内。腹中空虚，内心挣扎，整夜失眠。天亮了，萧军喝杯茶便出门做事，她饿到中午，四肢疲软，“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这段被萧红称为“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竟然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从萧军保存下来的合影中，可以感受到这对年轻人的幸福。在哈尔滨人流穿梭的中央大街上，在幽雅静谧的俄式花园里，在江畔绿荫浓郁的树下，在碧波荡漾的松花江中，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1933年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靠朋友资助，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

因《跋涉》集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1934年10月，在鲁迅的支持下，他们搭乘日本货船来到了上海，住在大陆新村，成了鲁迅的邻居。萧红说：“只有鲁迅才安慰着两个飘泊的灵魂”。

萧红和萧军

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萧军救了她也折磨她，用绯闻、出轨、暴虐。有人考证萧军此时和一个名叫陈涓的女子明铺暗盖，他与萧红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直至拳脚相向。饱受痛苦煎熬的萧红写下这样一组《苦怀》诗，“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次年1月，萧红与萧军短暂和好。而当萧军结识有夫之妇许粤华时，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抗日战争为萧军抛弃萧红，提供了最为神圣、最为强硬也最为宏大的理由。

经过反复争吵，原本想去五台山打游击的萧军转往延安。萧红、端木蕻（hòng）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了西安。据丁玲回忆，她曾劝说萧红前往延安，萧红为了避开萧军而拒绝。丁玲到延安后，拖着萧军回西安，想对两人的关系做最后弥补，却遇见萧红和端木蕻良在一起。萧红微笑着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永远分手吧！”

萧红书简上有这么一句话：“在人生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有个灵魂如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

萧红与端木蕻良

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萧红再次怀着身孕与别的男人完婚，像是命运的刻意捉弄。 主持婚礼的胡风提议新人谈恋爱经过，萧红讲了一段话：“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她太贪恋温暖，不肯孤立无援地站在天地之间，所以，什么都可以忍受，没有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亦没有无法承受之重，她只是不想一个人，她需要一双男人有力的手为她支撑起一片安静的天。

以后的事实证明，在男女情事上一再犯错的萧红，又一次做出了错误选择。两人婚后不久，日军轰炸武汉，端木蕻良留下大腹便便的萧红，一人前往重庆。萧红历经磨难到达重庆，端木蕻良连落脚的住所都没有预备。她几次搬家，最后无奈地住到友人白朗家中。1938年年底，萧红在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不久即夭亡。萧红在贫病交迫中坚持创作，出版了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萧红留在世上最常见的照片，穿厚旗袍，麻花辫子，齐刘海。

1942年12月，病情加重的她被送进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不能说话。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记载，萧红临终前在一张纸片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从1927年至1942年，萧红有过15次以上的“离开”，她居住过的地方包括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从没有在一个地方真正住过两年以上。“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竟然成为萧红的生活常态。

所以，萧红曾说：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