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好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22.10.2014  11:43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文化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机结合,是当代世界各国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战略选择。围绕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发挥这种作用等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邓纯东。

文化在国家治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对于思想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您是怎样认识的?

邓纯东: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兴旺发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我国历史而言,所有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的时期都是文化比较繁荣的时期。欧洲近代史上也是这样。文艺复兴时期先进的哲学思想出现、文化的发达,推动了工业革命和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出现,引领了欧洲几百年来经济、科技的发达。

现在中国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首先要管理好现代社会,确保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得到合理处理和解决,保证社会和谐稳定,这是我们进行各项事业、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任务的前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子?有些人宣扬一种观点:一个国家只要经济发展水平上去了,人民收入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就能够解决社会管理的所有问题和社会上的所有矛盾,就能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国际化、西方化,只有一个路子,就是效仿西方的宪政模式、法治模式。这种观点不符合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现实国情,更不可能有效解决当代中国的有效治理问题。实际上,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已经被不少人尝试过,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仅仅依靠经济手段,也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西方的治理模式,而是应该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此同时,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思想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强化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灵魂作用

记者:您认为,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邓纯东: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很多朝代更替,国家也有分裂的时候,但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几千年绵延不断,疆域巩固,各个民族融合发展,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共同认同的文化基因、精神基因起了精神纽带的作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在统治中的重要作用。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孔孟儒学至高无上的地位起,孔孟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演变中起了核心的作用,并且长期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虽然这种高度重视主流思想、长期禁锢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的做法弊端很多,但它确保了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值得当代中国人认真研究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老百姓生活的环境、我们党面临的历史任务和过去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是整个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灵魂作用、指导作用。这个观点我们一定要认识好、宣传好。

从文化中汲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养分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要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您认为,应该如何发挥好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邓纯东: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区别对待、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从中汲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养分,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要继承、弘扬,对糟粕的、封建的东西要抛弃;同时也决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文化,对于西方落后的腐朽的东西,要坚决抵制,对一些先进的适合中国情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起积极作用的文明成果,要大胆地借鉴。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做到: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文化加以甄别、分析,对于那些与封建制度紧密相连、在历史上起负面作用的文化,应坚决抛弃;对于那些体现中华文明特质、在中国几千年文明演进中起纽带作用的文化,对中华民族团结统一起血脉作用的文化,对促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有积极作用的文化,应积极吸收;做好民族文化与现代制度的协调互动工作,对历史上曾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古人的智慧和文明成果,不可简单照搬套用,而应将其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相结合。

对待西方文化,我们要做到:对于西方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明确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应坚决抵制;对于西方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层面的具体制度,应立足中国历史文化条件和现实国情,创造性地吸收、借鉴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