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关注：管办评分离何以从纸面走向现实

今年早些时候，教育部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改变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改革、转变教育管理职能和部署构建“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新格局正式上路。但是如何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的新型关系、如何将教育管办评分离从纸上蓝图变为现实等问题还需进行深入探讨。在日前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主办的“管办评分离背景下的教育评价新视野”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就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教育评价的落脚点仍是学生发展

多年来，评估就像飞机已经飞出去了，但一些部件还没有安装好，技师也没登上飞机，这很危险。我们拿什么来评价一个地区、一所学校的教育是好还是坏或者是差？评价的落脚点只能是以学生发展为本。

谈及教育评价，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教育局局长李生滨从教育管理者和教育评价需求方的角度，讲了一个真实故事。

有一次，李生滨去一所学校听一堂研究性学习的课。那堂课上，老师讲完海豹的故事后，问学生有没有不同意见。一个孩子举手了，老师问：为什么图片上有的海豹长斑，有的海豹不长斑？这个小孩回头看图片时，恰好看到长斑的那只海豹是小海豹，于是孩子很自信地回答：海豹小的时候长斑，长大了就不长斑了。孩子回答完毕，老师带着同学们一起鼓掌。老师说：你看这位同学知识多渊博，研究得多透彻，我们大家应该向他学习。

“实际上，海豹中确实有一种背部灰黑色且分布有不规则棕灰色或棕黑色斑点的斑海豹。这究竟是老师无知，还是老师无法应对当下的知识爆炸？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事情在学校的课堂里经常出现。”李生滨疑惑地发问，“不管怎样评价，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把学校教育落实到课堂中去，课堂中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评估能否把这些问题反映出来，进而反馈回去找到解决的办法？”

日常教育管理中积累的大量鲜活案例，使得李生滨意识到：教育评价不是一把简单的“双刃剑”，而更像是一个“多棱锥”，既有导向的功能，又有激励的作用，既有避免伤害无辜、伤害自身的功能，又有促进实现课程标准现代化、课程内容科学化、评估标准和评价工具科学化等现实需求的功能。

有此困惑的，不只是李生滨。今年5月，江苏省教育评估院副院长袁益民在英国与世界39位评估学科专家编写《评估的未来》时，对世界教育评价，大家给了一个形象比喻：多年来的评估，就像飞机已经飞出去了，但一些部件还没有安装好，技师也没登上飞机，这很危险。

“教育评价不论是为学生发展提供信息，还是为经费投入方提供各个项目的绩效信息，或者是为政府管理和决策提供教育质量水平、教育公平实现程度等信息，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以学生发展为本。”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教育评价中心主任黄晓婷说，“现在的教育评价已不是原来单一考学生，而是拓展到了考试成绩之外的道德品行、心理抗压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思考能力等非认知领域，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学生是草莓族，一压就扁。”

“其实，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教育质量问题。如果没有教育质量，这些国家就没有办法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同时也更难成为高收入国家。”从事教育评估40年的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教育部门前主管魏爱德认为，一个好的教育评价体系，就可以识别出这些问题。

世界一些国家在教育评价领域的先行先试，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或许有一定的路标价值。就教育评价而言，目前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教育评价测试都是筛选功能，主要把后进生淘汰出局。而新加坡的做法则与之相反。新加坡是借助教育评价工具精确找到“有问题的孩子”或者后进生，并投入人均6倍以上的经费，将后进生送入一些特殊学校，而特殊学校的校长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最优秀的校长，以确保这些后进生能获得好的教育。

这或许是新加坡这样的一个连水资源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的小国家，为什么能始终保障他们有充足的、技能超常的人才资源的秘密。因为，新加坡利用教育评价工具尽量将人的潜力发挥到极致。

事实上，关注学生发展正成为国内一些机构开展教育评价的重要监测点。在应试教育环境下，传统的学校教育管理和评价往往很难“发现”学生分数之外的成长。

一次入校评估，给成都市教科院副院长秦建平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成都市近郊的双流县一所农民工子弟校进行教育测评时，秦建平发现，这所学校学生的行为习惯“很特别”：虽然教室、走廊都看不见垃圾桶，但整个学校非常整洁干净。原来，学校学生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是用一个小塑料袋自己装走，中午或放学时自己扔到学校指定位置的两只大垃圾桶里。结果，测评组对该校学生行为习惯的评价分在全县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