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红会挨骂因政府越位:拿纳税人的钱又号召捐钱

“政府管的越少越好，无为而治。放松政策管制，随之而来的就会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在今天的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杨轶清说。

学者们讨论的，是全面改革转型期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尴尬关系。

“归根结底，红会挨骂是因为政府越位”

“从四川汶川地震到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老百姓越来越不愿意响应政府捐款的号召了。这是为什么？”讨论中，浙江敦和公益基金会理事王水华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不是政府对社会组织信任不够，而是老百姓对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信任不够。”这是云南物业管理学会会长宋有兴的答案。

“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机构？这听起来就是一个笑话！”瑞士银行基金会亚太区总监魏巍也这么评价一些事业单位性质的社会组织。

“归根结底，红会挨骂是定位问题，是政府越位。”魏巍说，“政府应该做的事不是直接做公益慈善，而是注册、监管。现在是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又号召人民给自己捐钱、做慈善。这是定位出了问题：我又制定游戏规则，我自己又得玩这个游戏。”

在生态文明国际论坛秘书长、教育部原副部长章新胜看来，社会组织已面临“不得不发展”的紧迫局面。

“因为现在社会矛盾频发，对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再走下去，现有的信访制度显然不能应对。无论政府调控、还是市场的手，都存在失灵的现象。”

他用一句老话建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许多问题交由第三方社会组织来解决。”

非政府组织有的营养不良，有的营养过剩

章新胜在多个小组的中青年代表讨论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各地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信任还是太少了。”

杨轶清总结，许多地方政府部门没有给NGO平等待遇：“资金不足，比不上体制内的慈善事业单位；审批上遭遇不公平，又比不上一般企业。”

不少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的代表反映，感受到“处处被监管、不被信任”。

广东中山市青年联合会主席丁凯的总结也颇为犀利：“政府部门管理社会组织，现在是：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软办法不实用，硬办法不敢用。”

“社区型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但现在，它们过于依赖居委会，只是停留在‘搞搞活动唱唱歌’的服务性阶段。”丁凯说，“政府的社区治理和社会组织管理上存在问题。社区文化、公共精神严重不足，没有有效形成居民联动。”

莫干山会议“探索新型政社关系”分论坛的学者们知道，不少政府部门也在尝试给社会组织“输血”。

但杨轶清总结，既有“营养不良”，又有“营养过剩”。

“在东北、西北等资源、财政力量有限的省份，社会组织没有资金进入，就发展不起来。但在沿海，尤其以江浙、广东等省，多个政府部门就在扶持政策上趋同，都各自为政，开展公益创投、培训、补贴等。有的公益组织既可以归到共青团，又可以归到妇联、民政部门的扶持范畴，就‘营养过剩’了。”

杨轶清举了一个调配不科学、“营养过剩”的例子：“很多贫困山区儿童一收就是6个书包。”

究竟如何让社会组织“自由生长”？

宋有兴认为，这是一个“金鱼缸里的鱼养不大”的问题。

“到底是金鱼缸限制了它，还是这条鱼原本就长不大？只有打破金鱼缸，才能知道，它是会在岸上死掉，还是会在海里长大。问题的症结在这里：既然政府给了一个金鱼缸，怎么讨论社会组织的‘鱼’能不能长大？”

政府应从制度设计上给社会组织“培土”

“马云说美国企业家是因为觉悟高，才做慈善。我要和他商榷这个问题。”章新胜笑着说，“应该是因为美国的税制设计。”

论坛代表们建议，政府部门应从制度设计上，给社会组织“培土”。

章新胜以美国税制举例，其中有“三大机制”值得我国参考：一是税收减免。“我国慈善捐助税收减免的最高比例是12%，但在美国最高能到46%。”二是全球追踪税率，“让富人跑不了”。三是高昂的遗产税，“逼着企业家考虑做好事、善事”。

王水华也提到了马云。“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像马云这种拥有巨大私人财富的人多了，需要政府引导，在财富分配上做调整。政府应当给予公益捐资免税，鼓励注册私人基金会，投向公益组织。”

他特别想对不舍得减免税收的政府官员说：“别觉得财政吃了亏，这笔钱投向公益，解决的还是中国的社会问题。”

“在制度建立的阶梯中，你每往上走一步，就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你越往上走，越不愿意打破现有的局面。”宋有兴说。

但他依然疾呼“打破金鱼缸”。

魏巍也直指，监管部门不能“鸵鸟政策”：“如果政府认为不给注册，这个社会组织就不存在，这是不可能的。还不如给予合法身份，就能合法地进行透明监管。”

章新胜指出，社会组织需要有参与民主决策的正常渠道。“现在，在我国政协会议里，还没有民间社会组织这个界别，就是没有得到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认可。”

“在全面转型期，就要允许社会更多元化，更包容。因为事情是政府一家做不完的。”王水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