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70年】抗战烽火中的中国文艺（之一）
艾青
萧红
聂耳（左）与田汉
自近代以来，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地位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场气壮山河的民族战争中，战斗之残酷，牺牲之壮烈，令人不可想象。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的正面大型会战先后共有二十二次，此外，还有两次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战线之广阔，灾难之深重，更是前所未有的。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二年，中国沿海地区全部沦陷，即就是没有被日军占领的重庆、昆明、西安等城市也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空袭。国家民族的危亡，将中国作家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战争上来，以文为战，以笔为旗，抗战燃起了中国作家和青年文艺者从来未有的热情和火焰，战争的激变提供给他们空前未有的丰富的生活经验；民族面临的生死存亡的挑战，这一切都使得他们不能不写，不能不放声呐喊与歌唱。中国作家们运用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展示这场波澜壮阔的反侵略战争。对于他们而言，抗战不仅仅是增添了文学的写作题材，战争的推进也迫使中国文艺的中心不断发生转移。战前，中国的文艺中心在北平、上海地域，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集结着一大群流亡的青年文人。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武汉与广州成为文学活动的新中心。武汉和广州失守，陪都重庆的文学活动异常活跃。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香港被日本人占领，桂林取而代之成为作家云集的地域。一九四四年桂林沦陷，重庆成为“大后方”最后一个堡垒。毋庸置疑，伴随着战争的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也深入到内陆及边远地区。抚昔思今，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了，抗战烽火里中国文艺号声盘旋，歌声绵绵。中国文艺对民族精神的展示、对人性隐秘的揭露、对社会动荡的描述是多方位的。今天，不论是我们对民族崛起、国家振兴的厚望，还是对长久和平的渴求，以及缅怀那些为抗战而牺牲的英烈，都不会忘记这场捍卫民族尊严和保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让我们永远铭记那血与火纷飞的岁月。
松花江上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侵略者的大炮和刺刀给东北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从白山黑水到草原牧场，从莽莽林海到三江平原，到处流淌着血和泪，到处弥漫着硝烟与炮火。一群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年轻作家，作为日本侵略的最早见证人，很快就写出了被异族蹂躏的东北乡村的作品，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们成为了名作家，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作家群”。生的斗争，血的飞溅，使这支铁蹄下诞生的文学劲旅焕发出一种生机和活力，他们集结在鲁迅的周围，在上海出版了“奴隶丛书”。最早出现于上海文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李辉英的《万宝山》，取材于当时震惊中外的万宝山事件，作品反映了伊通河畔的农民举行的反对日本人强行垦荒掘沟、保卫田园的武装暴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描写了一对农民情人受到日军的侮辱，游击队枪毙了亲日的地主，争取佃农入队的故事。“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蛔蛔，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鲁迅《八月的乡村·序》）《八月的乡村》明显受了苏联战争小说的影响，在田园风光的描写与揭露敌人的暴行中，开创了中国反日小说的先河。
在这群东北作家里最富有才华的则是女作家萧红，这位来自呼兰河小城的女子，以女性的敏感凝望着黑土地，在那风俗画般的描写里，在那如歌如谣的叙事中，萧红呈现出别样的写作风格。“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萧红《呼兰河传》）萧红是寂寞的，萧红也是诗情的，而我们总能够在那静默的文字中看到三月的小城，悲悯的大地。
对于土地，东北的作家们都有很深切的感受。端木蕻良自然不例外，他在《大地的海》里这样说：“倘若真的，在半途中，竟尔遭遇了小小的不幸，碰见了一块翘然的突出物，挡住了它的去路，那准是一块被犁头掀起的淌着黑色血液的泥土。”年轻的端木可谓是才华横溢，在二十一岁时就写下了《科尔沁旗草原》这样一部具有家族史诗性的长篇小说。端木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一个叫昌图的地方度过的，这里是辽宁肥沃平原的行政和商业所在地，在历史上属于蒙古族科尔沁旗，对此，端木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他以端正的散文笔法并借鉴电影的技巧，来展示生活场景和刻画人物，展示出一个最早定居于东北的地主家庭，直至日本人入侵前夕的爱国主义的觉醒。“红胡，无赖，游杆子，闲人……还有，一切的从前出入在丑恶的夹缝的，昼伏夜出的，躲避在人生的暗角的，被人踹在脚底板底下喘息的，专门靠破坏别人的幸福、所有、存在来求生存的，都如复苏的春草，在暗无天日的大地钻出。那样的承揽着熹微的晨光，那样的新绿嫩黄，生气渥沃。”小说充满东北原野的粗犷，最后一章以沈阳以西的地区正发生着地壳激发，来预示入侵的敌人将陷入其中而被一举歼灭的寓意。这部小说为后来全民抗战的英勇小说定下了基调，从而成为许多记录近代中国史实的长篇范式。此外，还有罗烽、白朗夫妇写下的《第七个坑》，舒群创作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
东北作家们以苍劲浑厚、粗犷奔放的格调，浓墨重彩地勾勒出东北地区雄阔的草原、广漠的土地、奔腾的河流和苍莽的山林，从而呈现出强劲粗犷、雄健有力的美。他们以同样的心境书写着东北这片神奇的土地，表现着失去土地的悲伤和凄凉，这种感觉可用一九三六年作曲家张寒晖所创作的《松花江上》来概括。“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东北沦陷之后，作曲家张寒晖亲眼目睹流亡到西安的东北军士兵失却家园的悲痛，一九三六年在西安写下了这支抗战名曲《松花江上》，歌曲一经创作出来，立即在东北军官兵中传唱，之后，唱遍大江南北。流浪、流亡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生活场景，长歌当哭，山河破碎，东北作家们普遍写出了英雄形象，并且赋予这块土地文化上的意义，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第一次出现了东北的身影。
长城外面是故乡
在中国的北方，从山海关到嘉峪关，蜿蜒着一条巨龙，这就是长城。历史上，游牧民族要进入中原，则必须越过长城一线。因此，长城的安危历来是确保中华民族安危的关键所在。一九三三年，东北三省全境沦陷后，长城沿线驻军在古北口、喜峰口等地自发抵抗日本侵略者，国内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是年春，东北军在热河战败，第二十九军奉命防守喜峰口，从此拉开了长城抗日的序幕。三月十日晨，日军大举反扑，二十九军与之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格斗，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二十九军在长城浴血奋战，这是自九一八日本侵华以来，所受到的中国军队最顽强的抵抗，也是中国军队自抗日以来取得的首次胜利，因此，“抗日英雄部队”二十九军声名大振。
二十九军的胜利捷报和大刀队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很快通过电讯传遍全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更震撼了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青年作曲家麦新，作曲家一气呵成创作出了这支气势豪迈的《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曲完成于七月，八月作者在上海浦东大厦亲自指挥了首场演出，雷鸣般的掌声，伴随着抗日口号声回荡在大厅。大刀是带有鲜明中国色彩的武器，也是敌我双方军事力量悬殊的表现，但是中国军人以昂扬的战斗精神，以气壮山河的气概，打破了日军攻无不克的神话，至今，这支抗日名曲仍在激荡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一九三四年冬，诗人和剧作家田汉在狱中为影片《风云儿女》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填写了歌词，后来经作曲家聂耳谱曲，随着影片的放映，这支歌曲在中国的大地传唱不衰。《义勇军进行曲》是诗人和音乐家合作的结晶，一经创作出来，很快就成为独立的艺术精品，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词曲都富于动力，充满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和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志和信心。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抗争精神，使它后来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抗争、前进。
《长城谣》是潘孑农、刘雪庵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在上海创作，原是为华艺影片公司所拍摄的电影剧本《关山万里》所作的插曲。影片讲述了一位东北的京剧艺人，九一八事变后，携妻女流亡关内，在颠沛流离中，自编小曲，教育幼女牢记国仇家恨的故事。影片里，幼女在流亡途中走失，被一位音乐家收养。后来，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演唱会上，幼女演唱了这首《长城谣》，从而父女团圆。“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抗战期间，长城成为文艺作品中反复歌咏的对象，长城的象征意义正是中华民族不甘欺辱、顽强抵抗的民族精神的显现。
烽火《七月》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了宣传抗日，文学理论家胡风创办了《七月》、《希望》等文艺期刊，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爱好文学的热血青年，他们中有专门写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路翎，有才华横溢、最后在战场上饮弹而亡的东平，还有最早写出南京保卫战实况的阿垅，以及鲁藜、曾卓、牛汉、绿原等一大批年轻的诗人。七月派是一个既有理论支撑又有创作实绩的文学流派，在诗歌和小说领域都有很高的建树。受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影响，七月诗派的诗人们强调现实意识与生命美学相结合，对民族的现实与未来有着深切的关怀和明确的政治理想，所以他们是战斗的民族诗人，也是革命的政治诗人，因此，很快就成为抗战及四十年代诗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左翼诗坛的生力军。“风走在前面，前面。现在，云块搬动着。从天的每个低沉乌暗的边隙，无穷尽的灰黑而狰狞的云块的轰响，奔驰而来；以一长列的保卫天的真实的铁甲列车奔驰而来，更压近地面，更压近地面，以阴沉的面孔，压向贫苦的田庄，压向狂啸着的森林。无穷尽的云块的搬动，云块的破裂，奔驰而来，从每个阴暗的角落里扯起狂风的挑战的旗帜。”这是诗人化铁写的《暴雷雨岸然轰轰而至》，描绘出一幅山雨欲来、黑云压顶的气象。七月诗人饱含民族复兴的希望，作品里浸透着人民的苦难与沉重。阿垅在《纤夫》里直喻中华民族的处境是“古老而破旧的船”，然而人民的脚步不可阻挡地迫近“那一轮赤赤地炽火飞爆的清晨的太阳”。七月派诗人共同的追求是要使诗歌革命化，但是革命化的追求并没有把他们引向战前左翼诗歌狭窄的境地，反而赋予了诗歌现代的美感，以及介入现实的抒情姿态和自由刚健的诗风。
与七月诗派拥有同样审美风格的七月派小说创作实绩也非常突出，最早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丘东平。一九二七年东平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之后，又参加了一二八抗战和热河保卫战，七七事变后，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随后奔赴山东等地抗日前线。由于多次亲身参加战斗，对战争有更为深切的感受，《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小说显然是在追寻一种民族的伟力，以有血有肉的战斗生活，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热情而深沉的艺术风格，凝视着战争的神圣与军情的怪诞、生命的庄严与现实的荒谬，因此，他的小说充盈着一种强烈的冲撞力和悠长的悲鸣感。可惜的是，在一场战斗中，东平因悲愤交集而饮弹自尽，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伤感。如果说东平是七月派小说的开创者，那么路翎则是七月派最重要、最有实力的小说家。他的《财主底儿女们》是抗战时期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全景式展览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江南大地主蒋捷三的儿女们各奔东西为情节主线，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期到四十年代初期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和知识分子不同的生活道路。小说从一二八事件写到七七事变，从八一三抗战写到苏德战争爆发，集中展现了蒋家在内外冲突中分崩离析的过程，尤其讲述了蒋家三子蒋纯祖在战乱中的曲折经历。《财主底儿女们》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揭示出人性的异化与反转，而且在于刻画出知识分子人格升华的艰难历程。正如胡风在《序》中所说：“在这部不但是自战争以来，而且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规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里面，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点的现代中国历史底动态。然而，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底纪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搏斗的经验。”七月派小说以江潮裹挟泥沙，广袤包容芜杂，常态伴生着变态，使我们获得审美的饱和感、满足感，也产生压迫感、紧张感，并以对人物心理刻画的丰富与独到的深度感染着读者，以拥抱热情的现实主义色调屹立文坛。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七七事变，国人震惊，不仅左翼诗人为抗日振臂高呼，即就是现代派诗人们再也无法躲避在象牙塔里吟咏了。曾经野心勃勃地创办《纯文艺》的诗人徐迟，这时断然放弃个人抒情，郑重宣告：“我已经抛弃纯诗，相信诗歌是人民的武器……”从此，走上街头和战地，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曾经以写作《雨巷》驰名的现代派诗人戴望舒，这个时候也毅然与堕落为汉奸的好友杜衡决裂，一九三九年诗人写下《元日祝福》，它标志着戴望舒的诗歌创作由早期的忧郁风格转变为明朗、雄健：“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尖滑出；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粘了阴暗，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我用残缺的手掌》用比喻象征的手法描写了祖国山河沦陷和人民遭受涂炭的灾难，对抗战中的祖国寄予深切的爱和希望，因此，成为新诗史上雄浑悲壮的爱国主义名篇。
艾青是战时最著名的左翼诗人，也是公认的整个战时新诗坛的领袖。从旧中国乡村的衰敝、农民的苦难到现代西方的都市风情和畸形人性，艾青创作视野扩大、诗艺丰赡。从一九三七年写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诗人以一系列的诗作展现了战乱中的人民，特别是农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剧。“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风，像一个太悲哀了的老妇，紧紧地跟随着伸出寒冷的指爪，拉扯着行人的衣襟。”吹奏着忧郁曲调的艾青在北中国的土地上唱出哀伤而悲愤的歌。“在黄河流过的地域/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手推车/以唯一的轮子/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穿过寒冷与静寂/从这一个山脚/到那一个山脚/彻响着/北国人民的悲哀。”《手推车》这首诗写于一九三八年初，当时中国士兵在津浦北线，在残垣断壁间浴血奋战，艾青亲眼目睹黄河流域民生之多艰，于是，写下这首《手推车》。作者借用手推车吟唱出黄河流域农民无法平复的悲哀，浸透着深切的忧患意识。在艾青看来，“中国的抗战是今天世界的最大事件，这一事件的发展与结果，是与地球上四万万人的命运相关的，不，是与全人类的命运相关的……诗人，永远是正义与人性的维护者，他生活在今日的世界上，应该采取一种明确的态度，即他会对一个挣扎在苦难中的民族寄以崇高的同情吧？诗神如带给他以启示，他将也会以抚慰创痛的心情，为这民族的英勇斗争发出赞颂，为这民族的光荣前途发出至诚的祝祷吧？我们，是悲苦的种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悲愤，将都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我们是担待了历史的多重使命的。不错，我们写诗，但是，我们首先却更应该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诗与自由，是我们生命的两种最可贵的东西，只有今日的中国诗人最能了解它们的价值。”（艾青《诗与宣传》，《诗论》）
南京血祭
当日寇的铁蹄踏破东三省、越过长城，攻陷北平、上海，南京就呈现在侵略者的眼前。“长江从红日沉没处雄浑的流来，带来了丰饶的矿物质和有机物，把两岸染成了肥沃而美丽的一片青绿。望不尽的风帆，或者依傍着芦苇、沙岸缓慢的驶行，让天上的白云一片一片的追过自己；或者从波光水影里操纵着疾风驶来，船头低昂在洁白的水花里。这些古旧的船舶，载满了长江流域出产的各种货物，米、茶叶、桐油、丝、纸张，什么全有，由南向北，画一个弧，绕过绿草黄沙的八卦洲，转向正东，掠过白鸥们的翼子，顺着汹涌不定的、黄浊的波浪疾驶而去，影子消失在淡淡的、远处的山痕水光里。”这是阿垅描写的南京血战前夕的情景。在中国的历史上，南京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也是承载着太多的诗情和浪漫的都城，而在中国抗战史上，南京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得过去的地域。这龙盘虎踞的金陵，这唐诗中反复被吟咏的石头城，这浸润着六朝风流、明代风姿流韵的秣陵，在一场民族的浩劫中成为鬼蜮之城，作家们该如何记叙这场灾难？
七月派诗人阿垅曾是一位英勇的战士，参加过淞沪会战中的闸北保卫战，亲眼目睹南京保卫战国民党节节败退最惨烈的情景。南京失守后，他到了延安，在一次演习中眼睛受伤，被送到西安治伤，在西安期间，作者写下了长篇小说《南京》。这部作品获得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长篇小说征文奖，但是由于作品中对淞沪会战撤退时秩序混乱、南京会战指挥弊端有所批评，当时未能出版。一九五五年阿垅又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入狱，《南京》便又被尘封多年，直到一九八七年才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南京血祭》的名字面世。作为一名亲身参加战争的下级军官，阿垅先后写了《闸北打了起来》、《从攻击到防御》、《斜交遭遇战》等作品，《南京》是其为南京保卫战写下的一部有极大历史价值的小说。作品以战争贯穿全文，书中有很多真实的记载，也有一些虚构的故事，整体再现出抗战初期南京沦陷的悲剧。《南京血祭》描写了抗战第一年国民政府的撤退和南京的陷落，暴露了侵略者灭绝人性的凶残，书写了当时中国军队当局的豪言壮语，以及抗战中指挥的腐败无能，和群众对故土眷恋之情，展现了下层官兵将自己的血肉之躯同手榴弹一起扔出去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小说开篇就描写了日机对南京的空袭轰炸，二十七架九六式重爆击机组成的轰炸机群掠过南京的东南角天空，发出咬嚼血肉的野兽的恐怖和咆哮，雨花台、紫金山、栖霞山等地守军奋勇抗战。没有人比抗战着的将士更伟大，没有作品比抗战本身这史诗更伟大。作者是深通军事学且有实战经验的军人，不仅对兵器的性能和操作娴熟于心，对战斗场面的描写也是行家。因此，这部作品对当时战争的描写基本上是全貌的，虽然悲剧史诗的色调是惨烈的，但是中国军民同仇敌忾的精神增添了作品的亮色，特别是下级军官和士兵同日寇的搏斗令人尤感悲壮。更重要的是，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一些作家介入到这场战争，许多作家用作品为日军的侵略助战，成为军国主义的帮凶。有感于日本军队里的“笔部队”，阿垅及时写出《南京》，真实地反映中国军队保卫南京和都城失守后的情景。在当时，阿垅就意识到：“事实上，抗战并不是某一个英雄的业绩，也不是少数人壮烈的行为，而是属于全民族、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每一个将士都有血肉在内的。……我不能让敌人在兵器上发出骄傲一样，在文字上也发出他们的骄傲来！”中国作家以笔为旗、以文抗日的决心在抗战的当时就跃然纸上。
仿佛又想起六朝脂粉的金陵，想起那十年建设的南京，那里是诗人讴歌的胜境，那里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里有百万的人民相亲相爱，而今是一片废墟，蓬草生满了荒径，那里有巍峨的钟山，人们都按时瞻拜圣灵，而今雨冷风凄，任狐兔奔走侵凌 啊！雨花台上的石子，想也被碧血污染的暗淡阴沉！秦淮河畔的明月，怕已被妖氛笼罩的昏黑凄清！呵！北极阁的钟声，快唤起闻鸡起舞的志士！鸡鸣寺的梵语，应觉悟那些卖国求荣的人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要收拾栖霞红叶的诗情，/执起干戈收复绵亘六十里的雄城！忆否？杀尽夷寇光复民族的明故宫之遗址？忆否？誓死不屈血书篡字的方孝孺的忠魂？寄语台城上的杨柳，勿教他人攀折，玄武湖的樱桃，静候着我们重来和您亲吻。
这是一位叫做希梦的诗人发表于《文艺月刊》的战时特刊的诗作《南京的回忆》。写作此诗时，南京已经失守，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在武汉与南京之间，诗人相互瞭望，峥嵘岁月，作家们以笔为枪，控诉日寇屠城之残暴，寄希望于武汉保卫战的胜利。
武汉：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随着南京失守，武汉一下子被推上了抗战的最前线，人口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几十万，城市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街头有文艺界的演员在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排山倒海似的歌声响彻城市的上空，差不多人人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都会唱《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报纸上出现“大武汉”的称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的呼声不绝于耳，抗战的气氛十分浓烈。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代表、长江局书记周恩来到了武汉，并于一九三八年二月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筹备组建以郭沫若为厅长的负责抗日宣传工作的第三厅，标志着建立全国性的文艺界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正式成立，它标志着全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在文协成立大会上，代表们推举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于右任等为名誉理事，选出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田汉、郁达夫、巴金、夏衍、张恨水、施蛰存、叶楚伦、王平陵、姚蓬子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扬、宗白华等十五人为候补理事。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组织战地访问团、慰劳队，“发动文艺家到战场上去，到游击队中去，到伤病医院去，到难民收容所去，到一切内地城市乡村去。”文协总会会刊《抗战文艺》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领导着抗战期间的中国文艺，尤其是《抗战文艺》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在汉口创刊，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在重庆出版终刊号，坚持八年，是唯一一个贯穿抗战时期的进步文艺刊物。
为了抗战的需要和动员更多的群众能够投入战斗，文协主张诗歌大众化。诗歌朗诵会首先在武汉发展起来，高兰、锡金积极倡导和写作朗诵诗。《我的家在黑龙江》、《哭亡女苏菲》是高兰传颂一时的名作。“你哪里去了呢？我的苏菲！去年今日，你还在台上唱‘打走日本出口气’！今年今日啊！你的坟土已是绿草凄迷！”作者沉痛倾诉自己家破人亡的遭遇，大声呼吁民众为保护家园奋起抗日。这时期著名诗人光未然在汉口写出《五月的鲜花》歌词，这是诗人为独幕剧《阿银姑娘》所作的序曲。《阿银姑娘》是一幕反映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英勇斗争、谴责反动派投降卖国行径的戏剧，这首歌曲如军号战鼓一般唤起民众，具有极强的战斗性。“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震天的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齐挥动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