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举行：聚焦3750年前的那次中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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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遗址发现的玉器资料图

石峁遗址的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第二、三阶护墙　资料图

□记者游晓鹏

核心提示|神秘的史前时代，一系列中原之外城址的最新发现，使同一时期的中原地区显得“暗淡无光”，这是否会对中原是华夏文明摇篮和发源地的惯常认知构成挑战?在郑州举行的第一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上，最新披露的一些考古发现引发考古学家热议，大河报记者也就此话题进行了采访。

被“包围”的中原

“震撼，4000多年前中国西北地区已有防御如此完备、规模如此宏伟的石城。”不少参会者在听取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新发现之后如是说。

8月22日至23日，包括石峁遗址在内的13个重大史前考古项目，在论坛上集中介绍了近年的新发现，这些在相关省份知名度极高的遗址，在史前史的研究当中拥有重要位置，对于解决夏、商、周之前，中国范围内文明是如何起源、生长、交织的这一学界热点至关重要。

其中，西北方向黄河中上游，位于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皇城台门址发现的规模宏大、建筑考究的广场、内外瓮城让人惊叹，呈阶梯状排布的石墙历经几千年风雨仍显巍峨;东方的长江下游，曾引起考古界轰动的浙江杭州良渚遗址，近年来除了巨大的城址和极度发达的玉文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包括防洪大坝在内的先进水利体系，显示其在当时已是早期国家，并拥有数一数二的综合实力;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山东的尧王城遗址也有100万平方米以上，昭示了东夷文化的繁荣;南面，湖北石家河遗址新发现了谭家岭古城，不仅出现了长江中游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其中出土的玉石更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加工的最高水平。

联系到并没有在会上做展示的山西陶寺遗址、四川三星堆文明，距今4000年至5000年间的河南城址显得暗淡无光，面积最大的也只有几十万平方米，在四周大城包围之下反成“凹陷”。由是，在石峁遗址介绍之后的专家评议环节，受邀登台发言的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国硕也提出疑问，随着国内新石器时代城址发现越来越多，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城址比较反而从始建时间、规模和内涵上都显落后，这是什么原因?

花瓣对花蕊的挑战

城的先进或落后，通常代表了背后某种文明力量的大小，中原城址此时“排不上名次”，意味着什么?

张国硕受访时表示，理论上不排除河南还会发现超大城址的可能，这个任务要继续交给考古，比如登封王城岗遗址，就是在发现小城几十年之后又发现了紧邻的大城。同时也要看到，在那段时期，中国文明应当是多支起源、遍地开花，中原虽然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但现在看，至少周边很多地区并不落后。对比中原与周边这些文明不难发现，东方的良渚、西北的陶寺、南方的石家河崛起时，中原都不存在能与之体量相当的文明国家或聚落。

“很多中原域外的酋邦或者早期国家形态，文明程度超乎想象，这确实是这一时期存在的一个现象，以往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次会议又加深了印象。但我认为，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现象对于目前学界的共识，也就是‘多元一体’模式并没有构成颠覆，而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仍然居于中心地位。”陶寺遗址发掘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努受访时说。

何努认为，如果把中原地区看做花心，周围文明看做花瓣的话，史前考古的新发现让我们发现，这些花瓣比以往所知的要复杂得多，更为饱满，甚至在一些时期比花心还要耀眼。但进入距今约4000年以后，从偃师二里头文化的一统江湖到夏商周更迭，中原是确定无疑的中心区域。之前这段所谓的“沉寂”，何努认为，中原文明虽然看起来不够耀眼，但实际上是也处于扩张状态的，比如庙底沟文化一直在南扩，此时的中原肯定存在一个中心，如果真的找不到大城，那么说明问题可能不在于城，而在于我们的思考方式有问题。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也认为，目前来看，中原周围的几个文明，确实在某个时段比中原更先进一些，这是因为史前文化的发展是多系统并存的，每种文化与相关区域此起彼伏，模式也不太一样，但都是在往文明化的路上走，有的早有的晚，而最终从夏商周来看，它们汇到了中原，这些在古代文献里面是没有线索的，所以很多人感到新鲜，这也正是考古学对历史的贡献。

同时，对于所谓中原的暗淡，赵辉认为也只是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的，“你说中原这段时间不行，是真的不行了吗?实际上这给我们提出来一个问题，中原这个时候到底什么样，激励我们继续做工作，把这一段搞清楚”。

满天星斗怎么到了皓月当空

强大的良渚、陶寺、石峁和石家河，最终都在时间河流中消逝，距今3750年左右，以偃师二里头为核心的强大广域王权国家最终独占鳌头，二里头风格的陶罐扩张到了“禹贡九州”的位置，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沉寂的中原又是如何后发制人的?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站站长许宏认为，考古学揭示出的图景是，大约距今六千年以前，史前人群还都居住在不大的聚落中，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过着大体平等、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距今5500～3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出现了阶层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冲突都日趋频繁，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

“不仅仅是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龙山时代的数百年间，广袤的中原是块宝地，也是各个邦国逐鹿的战场，东方、南方与西北方向的文化势力都在向中原挤压，而二里头的崛起正是逐鹿中原的结果。”许宏说，长期的战乱或许并不支撑一个庞大的、耀眼的城的存在，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个文明先后走向衰落，而二里头文化则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一家独大，皓月当空。

在文化特质上，许宏认为，相比于中原之外特别是东南地区一些文明形态的耀眼奢华，中原文化偏于质朴、不尚奢华，这种实用主义让他们在几百年的战争中成为主体，而其他文明烟消云散。“在《何以中国》里面我曾引用赵辉先生的观点说，因为天下居中、八方辐辏的中心优势，中原文化可以方便地吸收各地文化的成败经验，终至于后来居上，中原文化的强大主要依赖于政治、经验的成熟。从这个角度看，中原文化强盛起来的原因，也正是周边盛极一时 地方文明衰亡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原在某些时段为什么显得暗淡。”许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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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跨越近百年：四次颠覆

实际上，关于中国文明发源，因为考古学的屡屡突破，近百年来已经经过了多次“颠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国人的认识过程，已经走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自1921年在河南发现仰韶文化起，当时以安特生为代表的外国学者一方面肯定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从而否定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假说，另一方面，又认为仰韶文化是西来的，从而建构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第二个阶段

上世纪30-40年代，自龙山文化(距今4500-4000年)发现之后，中国考古学家认识到龙山文化是与商文化关系更加紧密的本土史前文化，它是商文化也是中国文化最近的源头，于是提出龙山文化向西、仰韶文化向东发展的东西二元对立说，这也就是古史上的“夷夏东西说”。

第三个阶段

上世纪50-70年代，二元对立说流行了二十多年，直到1956年发现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终于弄清中原龙山文化是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所谓二元对立形成混合文化的说法并不成立。但是，又把中原周围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归结为中原地区史前文化辐射和影响的结果，形成中原中心论。

第四个阶段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延续至今的多元一体论，认为至少在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存在着多个文化中心，各中心很早就存在互动，逐步形成交互作用圈，最终奠定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