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局中的艺博会：艺术品，该怎么卖

自1993年诞生以来，中国的艺术博览会（以下简称“艺博会”）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除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外，杭州、南京等二、三线城市也陆续举办过不同层次的艺博会。然而近些年来，一个个艺博会的出现与消亡的背后，艺术作为其中的支柱力量却动力不足，行业体系的粗放与展销观念的落后等问题也暴露无遗。

艺博会的“先天不足”

在中国，想要准确定义艺博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按照“Art Fair”的本意，所谓的艺博会其实就是艺术品交易会，是像集市一样将艺术品集中起来展示和销售的展销机制。在西方国家，由于画廊业的发达和艺术品交易机制的成熟，画廊是艺博会当仁不让的主角。因此，根据传统但并不科学的艺术品市场划分方法，艺博会和画廊同属于一级市场。

问题是，中国的画廊业并不发达，而且在拍卖业的映衬下显得十分弱势。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大背景，也决定了艺博会的发展很容易发育畸形。在艺博会发展的早期，由于艺博会数量不多，创办人的情怀尚存，办好艺博会的意愿并不缺。但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日渐繁荣以及资本的无孔不入，各地的艺博会开始如燎原野火不断蔓延。

艺博会数量的猛增，导致对参会画廊需求的猛增。但由于缺乏明确定位，艺博会的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例如，2015年举行的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和第11届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相隔仅1个月，参展的画廊和艺术家名单不仅高度重叠，作品也大同小异。特色的消失自然会降低对商家的吸引力，假如招商不成，就等于宣告艺博会失败。其结果就是，招商标准不断降低，从画廊到民营美术馆，以及艺术媒体，甚至拍卖行都涌入到艺博会上。机构鱼龙混杂，展品五花八门，堂堂艺博会越来越像地摊式的大集市——这显然已同真正意义上的艺博会相去甚远。

热闹背后的“易展难销”

艺博会有展也有销，但重点在“销”。换句话说，艺博会与双年展的本质区别在于，艺博会是文化产业项目，而不是文化交流项目。假如没有交易额，画廊是没有动力花钱捧场的。例如，第11届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为了吸引优秀的画廊参会，不仅免费提供展览空间，更提供专属的收藏家导览、媒体报道和相关现场服务。

问题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画廊并没有扮演好艺术品市场的把关人和艺术家推手的角色，其在国内的地位和作用都远不如拍卖行。既然如此，又如何指望经营不善的画廊在艺博会上大卖？尽管艺博会主办方往往都会在“圆满落幕”后公布参观者人次、成交额甚至成交率，然而，连强势的拍卖行尚且面临收款难的问题，相对弱势的画廊又凭何钱货两清？事实上，即便是艺博会对外公布的数据，也暗含了“注水”的可能性。

能在艺博会上达成交易的意向固然不错，但据笔者了解，现场当即成交的概率并不大。假如艺博会主办方最终公布的是附发票的总成交额，只怕结果会让人大跌眼镜。如此一来，最实在的数据只能是参观者人次，艺博会现场热闹与否也就成了判断艺博会是否圆满的最直观指标。例如，2015年年底举办的第20届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就向院校、社区和商业机构发放了15万张免费入场券，极大地提升了会展现场的人流量。

但对于许多艺博会而言，热闹背后的无奈却是易展难销。在很多时候，中国的艺博会已沦为圈内人士自娱自乐的“大Party”。如果说，在前互联网时代，艺博会还能够为交易各方提供包括信息和人脉在内的参会价值，那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艺博会已经越来越成为“O2O模式”中的众多线下连接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艺博会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生态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在急剧下坠。

挑战下的应对之策

自“艺术北京”从2010年为拍卖行打开大门之后，拍卖行开始名正言顺地在艺博会上亮相。例如，匡时拍卖在2013年的“艺术北京”上举办的春季拍卖会精品预展，从VIP预展期间就吸引了大量来宾参观。该活动不仅展出了安迪·沃霍尔、草间弥生、徐冰等艺术家的作品，更附加了一场名为“新声：资深与新生代的收藏对话”的研讨会，话题十足。拍卖行进驻艺博会，既体现了其广阔思路、经营理念和经济实力，也反衬出画廊及艺博会在企业文化、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方面的不小差距。

除了老对手拍卖行的挑战，来自新技术的挑战同样不容小觑。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高清图像数字呈现技术的成熟，“互联网+”已经成为艺术品产业的关键词。艺博会要发展，同样离不开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支撑。以“不朽的梵高”中国巡展为例，通过高科技手段的数字化展览，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现艺术品的风采，甚至能让观众看到一些肉眼看不见的细节。

此外，在艺博会的举办理念和管理水平上，“国际化”也是绕不过去的概念。首先是形式上的国际化，这一点相对比较容易。其次是内容上的国际化。这原是多数艺博会主办方的初心，却往往遭遇水土不服的问题。例如，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从2004年举办之初就主打国际牌，但客观环境的压力却迫使参会的国际画廊与本土画廊比例从一开始的7∶3逐渐转化为3∶7。到第9届时，这个比例已经变为1∶5。其中反映的正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碰撞和冲突。再次是管理上的国际化。如果说中国画廊业的管理水平还处于“农耕时代”，那么，国内艺博会的管理水平至多也就处于“工业时代”初期。无论是展场的整体规划，还是客户的数据管理，都离国际化水准相去甚远，亟待提高。

面对当下的困境，中国的艺博会首先必须在观念上打破自己属于艺术品一级市场的传统思维，明确艺博会在新时期中国艺术品产业链上的定位和作用。同时，艺博会需要在企业文化、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上迅速缩小同老对手——拍卖行和新对手——艺术电商的差距，更必须以开放的心态迎接互联网、大数据和高清图像数字等新挑战，逐步建立起以云计算为基础，以移动终端应用为核心，以感知互动体验为特征的“智慧”型行业架构。

当然，无论是艺博会的发展，还是艺术行业的扩张，都离不开大环境的深厚土壤。在当下文化产业朝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阔步前进之际，艺博会更应抓住机会，借力政策，乘时代之长风为自己的未来闯出一片新天地。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