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调员：拿出工作证仍被怀疑，被家属围着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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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器官捐献者默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蔡君彦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核心提示|“你再说?信不信我去法院告你!”他们听到的有斥责;“我能好起来，感谢有人捐献器官，也多亏协调员帮忙……”他们听到的也有感激。

自2010年3月我国启动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开始，诞生了一份新职业——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协调员)。这是一份矛盾纠结的职业：他们面对着死亡，又惦记着新生;他们带给一方家属的是绝望，带给另一方家属的是希望;他们一次次在医院奔走劝说，尽力让那些因意外即将去世的人捐献器官;他们手机24小时开机，不分昼夜地忙，时常被拒绝被误解，仍停不下奔走的脚步，因为还有很多患者正渴盼着通过器官移植活下去……

通过一次次奔忙，协调员连接起生命的两端，在死亡的悲痛和新生的欣喜之间，感受生命的可贵。

最感动丨“我能好起来，感谢有人捐献器官。”

6月7日傍晚，郑州。61岁的李宝云听到手机铃声骤然响起，心头一紧。

电话是郑州一家医院儿童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打来的，一位9个月大的女婴因为脑积水颅内感染导致脑死亡，其家人愿意捐献孩子的器官，她感伤又感动，又以最快的速度准备好出门。多年来，她出门时不离身的斜挎包里，始终装着身份证、协调员证、器官捐献宣传材料、捐献登记表，签手续用的印泥和纸笔。

十几分钟后，李宝云匆忙赶到医院，到病房探望罢病人，又找家属沟通，话未出口，先深鞠一躬，“我是协调员，听说孩子的情况也很难过，听大夫说你们愿意捐献孩子的器官救人是吗?”她边出示证件边问。

见对方含泪点头说“是”，她劝慰说，实在无法留住孩子，会帮忙完成捐献器官救人的心愿。对方听了，哭得稀里哗啦，她忙掏出纸巾递过去……

其间，李宝云忙着联系红十字会，跟负责器官移植的医生汇报情况……

第二天中午，孩子经历两次病情反复后，走了。“孩子的家人哭，我也哭，这么小就走了，咋能不痛心?”见过太多生离死别，李宝云仍忍不住伤心。

她不能只顾伤感，需要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等一起，同家属办理器官捐献手续。当天下午，她又帮捐献后的女婴遗体穿衣服，送到太平间，办好死亡证明和遗体火化等手续，又联系车辆送家属回老家，忙完已是第二天傍晚。

李宝云曾在郑大一附院器官移植科透析室工作，河南2011年成为器官捐献试点省份时，她成为我省首批器官捐献协调员之一，刚开始全省各地跑，半年前回到郑州。

“起初我也有顾虑，考虑到这份工作不好做。”不过，她还是答应“试试”。

为啥?病人需要!常年在透析室工作的她，看到太多等待肾源的患者在煎熬中苦苦等待，靠一次次透析维持生命。

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成为器官捐献使用的唯一渠道。这标志着，中国器官捐献事业进入了更文明的新阶段。

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在每年约30万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的病人中，仅1万多人有机会获得器官移植，供需比例约为1∶30。

当患者有了合适的配型，手术后情况也明显改善。

6月12日上午，李宝云经过医院门诊区时，被一位曾做过肾移植的患者激动地抱住，“李老师，总算又见到您了!”李宝云差点儿没认出来，患者状态好转后，看着比原来年轻十几岁。

“我刚复查过，恢复得可好。”46岁的刘先生在郑大一附院等待两个多月后，终于等来适合的肝源，半个多月前做了移植手术。“我能好起来，感谢有人捐献器官，也多亏协调员帮忙。”他知道，受传统观念影响，器官捐献工作不好开展，“我很幸运，同科室还有十几个患者在等待移植呢。”

最无奈丨“拿出工作证仍被怀疑，一堆人围着说难听话”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让协调员不得不在家属悲伤时出现，在对方即将失去亲人时开口提捐献器官的事，难免让人觉得不合时宜。

有一次，李宝云在医院发现“潜在捐献者”：一位年仅16岁的男孩不幸在车祸中受重伤，已经脑死亡。“大夫跟你们谈过没?听说孩子病情没有回转的几率，如果家人愿意，可以捐献器官救人，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李宝云几次上前，试着劝捐。

“你再说?信不信我去法院告你!”她再一次试着劝说时，一位家属发飙了。

“人都不行了，还要挖器官，你们咋恁狠心?!”除了被拒绝、被斥责，协调员还被质疑过，“拿出工作证人家还是怀疑，七大姑八大姨围着说难听话”。

其实，家属的这些反应，协调员们都理解，知道除了悲痛，传统观念影响也是阻碍器官捐献的原因之一。

如何突破?大家更注重提前“做功课”：家庭成员都有谁?家里情况咋样?有啥顾虑?是观念上不能接受，还是怕别人说三道四?要做到心中有数。

如果能遇到特别开明的家庭，对协调员来说是幸运。中牟曾有一位34岁的男子遭遇意外不幸脑死亡，“姐姐忍着悲痛，同意捐献弟弟的器官，因为他们的爷爷去世后曾捐献遗体，为家人做出了大爱表率。”

不过，一些人的传统观念和风言风语，也让部分器官捐献者家属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协调员朱金磊，就曾被器官捐献者家属请求到村上帮忙“正名”：“让我们出面告诉周围的人，他们无偿捐献了孩子的遗体和器官，不像有人说的，卖了。”

最痛心丨终于同意捐献却太迟了

跟断然拒绝比起来，一些家属痛苦纠结后终于同意捐献让协调员感激，有时，却又因为姗姗来迟而痛惜。

28岁的耿昆曾学习护理，3年前成为一名协调员，他心头就有过这般遗憾——

在南阳一家医院，一中年女子因脑溢血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20多天，丈夫爱妻情深，多次亲口为妻吸痰。可病魔无情，病人脑死亡，医生和协调员介绍器官捐献的政策后，该男子舍不得，“俺妈已经救不回来了，捐了器官还能救人。”女儿哭劝也没用。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当晚九点多，患者心律、血压等进一步恶化，医生和协调员再次找家属沟通后，对方终于答应捐献。遗憾的是，当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连夜赶到南阳，车刚到楼下，患者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这家人也很惋惜，后悔答应得太迟，不能再捐献了。”

这样的遗憾，协调员王海燕也遇到过。每位协调员都清楚，对于器官捐献者而言，心脏停跳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关键。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是：心脏3——4分钟，肝脏5——8分钟，肾脏30分钟，骨和眼角膜是24小时。而在一个器官捐献成功之前，可能遇到种种障碍。有时，是某个亲属的一句话，有时，仅仅是因为遇上红灯……

让协调员们感动欣慰的是，有些家属在即将失去亲人时战胜悲痛，传递大爱。

今年1月，一位30多岁男子做午饭时突发脑溢血，被送到郑大一附院惠济院区后已不能自主呼吸，之后脑死亡。经过医生和协调员耿昆努力，悲痛万分的家属从不舍、纠结，最终同意捐献亲人的肾脏、肝脏，帮助挽救了3位患者的生命。至今，耿昆仍记得签字时的情景，“他的妻子接过捐献表，手一直抖，满眼是泪，趴桌上抽泣了十几分钟，才起身颤抖地签了字。”

搭“桥”丨将建立一支队伍，为更多生命延续牵线

目前，我省共有持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87人，分别来自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几天前，在我省召开的2017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心理疏导及业务培训班上，大家相互交流、鼓励。

多位协调员表示，越来越多的宣传报道、公益广告以及政府部门的推动等，让人们对器官捐献增进了认识和了解，现如今，器官捐献的氛围比前些年好多了。

郑州市红十字会从2014年开展相关工作以来，截至今年5月底，共完成人体器官捐献247例。

全军骨科研究所副所长衷鸿宾接受大河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体器官捐献及遗体捐献、组织细胞捐献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目前，已有西方国家出台了“遗体器官组织细胞捐献条例”，按照医学客观规律，将多项捐献融为一体，以求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我省2011年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时，一年只有两例捐献，如今人体器官捐献数量日渐增加，得益于社会各界的爱心支持和人们大爱意识的提升。”郑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汤震说，下一步，打算建立一支综合性的郑州市红十字会“志友”志愿者队伍，汇聚更多爱心力量，为生命延续“牵线搭桥”，还将通过医疗救助、丧葬救助、苦难救助等方式，为生活特别困难的捐献者家庭提供必要的人道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