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文明呼唤企业家精神

　　在这其中，不得不提到一位老人，他是中国的烟草大王，也曾经历挫折，后来又开始创业。他就是88岁的褚时健。上周末，一场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讨论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提出一个问题：褚时健的经历给中国官员提供一个思考的机会，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企业家走到这一步？

　　回顾过往，玉溪卷烟厂原来是一个县级企业，但当时给国家的利税贡献是2000亿元。褚时健出事是因为私分资产。“褚时健的故事值得中国社会思考国有企业领导的待遇问题。”张维迎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是公平的社会。给社会做了贡献，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给社会带来了伤害，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惩罚。

　　褚时健做了企业家该做的事情。而他70多岁又开始种橙子，完全从头开始，不是依靠政府，或是其他社会资源。从中体现出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评价，“如果是因为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合理，企业家不违法就无法生存，可归为原罪。但如果企业家违法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那就是赤裸裸违法，而非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说，如果符合两点，企业就没问题。其一是否合理，是否给别人带来了价值；其二是否合法。不合理的体制是合法的不合理，合理的又不合法。最后做出较大成就、给社会带来大的贡献的人，其实做的很多是合理的，但至少有一定程度的不合法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体制的推动者应把合理不合法的东西变得既合理又合法。

　　在他看来，企业家精神需要自由和法治，自由是法治的自由，法治是以自由为目标的法治。企业家要同时具备自由和法治。“当政府的权力特别大的时候，一定是抑制企业家精神的。”

　　而“抑制”的含义是，最优秀的人在做什么？是在做政府还是在做企业，这是关键的资源配置。适合做企业家的人在一个好的体制下，百分之百在投资做企业，而且在做给消费者创造价值的事。如果政府干预太多的话，适合做企业的人可能有30%在做企业，另外70%的人都在政府当官员。

　　资源分配应当是均衡的，做企业、做政府和做科研的优秀人才均衡分配，如果优秀人才大部分都去当官员，是整个社会的损失。

　　有分析称，西方的企业家面临更多的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但中国企业家面临更多的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西方企业家更多的是商业模式创新，而中国企业家更多的是要打破制度、规则的束缚。所以说，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帮助激励生成企业家精神，而坏的制度会毁灭企业家精神。

　　前不久，笔者和一位商界人士聊起电商和网购。从表面上看，这些公司都合理存在，但另一方面，一些垃圾商品又在伤害着社会生态和消费环境。我们需要崇尚一个多元化的、万物生长的、万众创新的、蓬勃向上的商业文明和环境，而不是被商业机器所绞杀。因此，不良企业要净化，商业文明更要净化，中国需要多一些值得尊重、信守承诺的企业家，来帮助实现中国社会的进步。

　　《褚时健传》的作者周桦说，你要跟褚时健探讨当年玉溪烟厂的经营理论的话，他没有特别高深的话或者经营理论，就是把事做好，把人管好，把产品做好，就尽到了责任。现在做褚橙也是一样，就是把橙子种好，这是他最本真的一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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