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牛:邓小平不是一个仰望的雕像
人物简介
吴子牛,影视导演,湖南省潇湘电影集团一级导演,湖南省影协副主席。出生于1951年。作品有:《候补队员》《贞观长歌》《英雄郑成功》等。
“77级——终于集结的大学新生,有多少激动的话语涌在心口,是叙述凌云的憧憬?是描绘荟萃的洪流?是阔谈刻苦读书的志向?是倾吐踏入校门的感受……让我们用双手,拥抱现代化的明天;让我们用双手,谱写新一代的风流。”“文革”之后,恢复高考,这是当年一位刚踏入校门的大学生在热血澎湃中写下的诗篇。当年他未及在晚会上朗诵,在看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下文称《邓小平》)后,他把这首诗贴在了自己的博客上。
《邓小平》在中央台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广泛关注,除了让很多人回忆起自己的青葱岁月,媒体率先捕捉到的词是“脱敏”。电视剧展现了邓小平从1976年到1984年的经历,大胆触碰了以往很少涉及的题材,华国锋、胡耀邦等一些人物也在剧中出现。
“只要编剧敢写,我就敢拍。”导演吴子牛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邓小平》能够播出就代表着中国的政治进步。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红色、革命历史剧,我坚持认为它是一部尖锐的现实主义作品。”吴子牛本是中国当代电影“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虽然改拍电视剧,但那一代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对历史的反思,对民族的忧患与责任,在他身上依然十分明显。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海报(局部)
“从此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变”
对吴子牛来说,拍这部剧不光是“命题作文”,“我从那个时代走出来,一步一个脚印,跌跌撞撞,它跟我的关系太密切了。”剧中前几集展现的是邓小平拨乱反正,为知识分子平反,恢复高考的历史情景。而正是这段历史,改变了吴子牛的命运。1976年到1984年既是邓小平的光辉岁月,也是吴子牛意气风发的青春时光。这部剧,是吴子牛拍给自己和同龄人的“致青春”。
吴子牛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擅长诗词书画,在四川乐山一带很有名。他的父母都是师范学校的老师,父亲教心理学和教育学,母亲教古典文学。这样的家庭,再加上亲戚中有一些国民党的关系,吴子牛小时候的经历并不愉快。
“文革”开始,吴子牛的父亲被关进学习班,成为“牛鬼蛇神”中的一员。在那个年月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瞬息万变,无比扭曲。他姐姐去学校找父亲,路过锅炉房,看见从里头押出来两个人,脸上均涂满了烟灰和墨汁。若不是在她面前停住,她根本就认不出其中一个是她的父亲,而押送人员正是父亲的学生,也是姐姐最好的朋友。姐姐后来连遭打击,以至于患上很严重的疾病。
如同《邓小平》里的田源、夏建国等热血青年,吴子牛也当过知青,曾插队落户到四川乐山大渡河南岸的安谷人民公社。1972年,因为文艺特长,他考上了当地的毛泽东文艺学校,毕业后加入了乐山文工团演话剧。“当时全国人民都是很压抑的,精神层面也很贫乏。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才看到了希望,觉得自由的空气是那么新鲜。”
1977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高考恢复。吴子牛正好赶上了这趟车。他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当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信件后,吴子牛在河边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不敢看自己是被拒绝还是被录取。直到天黑了,他才忐忑不安地拆开了这封薄薄的信件,借着路灯的微光,看到自己被录取了。他兴奋地跳进河里,“只有冰冷的河水才能让我冷静下来”。所以,每次当他听到《邓小平》中孙楠演唱的片尾曲“从此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变”,都会忆及当年,感慨万千。
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在天安门前举行,大学生举着“小平您好”的旗帜走过主席台。
念剧本把领导念哭了
吴子牛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著名的“78班”。那届学生分成3个阶层,第一种是“世家子弟”,像陈凯歌、田壮壮、赵劲,他们的父亲陈怀皑、田方、赵丹都是电影界前辈;“干部子弟”如胡玫、李少红;“平民子弟”如吴子牛、张军钊。“但是我们的成长经历是相似的,都像白纸一样,饥渴地学习电影这种新鲜事物。”吴子牛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之所以要感谢邓小平,因为他反对血统论,认为人的出身不重要,只要本人爱国、努力就行。我们班里还有‘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女儿,没有邓小平的指示,很多人是不可能招进来的。”
毕业后,吴子牛被分配到了潇湘电影制片厂。他自认被“文革”耽误了青春,于是一踏上工作岗位便“只争朝夕”。他的处女作是《候补队员》(1983),拿到剧本后,他花了1个月的时间从头至尾重新写了一遍,没日没夜地写,有一天早上起来被子上都是血,吓了他一跳,后来才发现是因为上火整个牙龈都在出血。写完之后,他回到厂里念给领导听,念了4个多小时,嗓子都哑了,只见领导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尽管拍摄条件极其艰苦,但《候补队员》一鸣惊人,在国内最权威的金鸡奖评选中得了最佳故事片特别奖。
1984年,吴子牛还带着这部处女作去国外电影节参展。当时国内正值国庆日,有一天他跑步回到位于突尼斯海边的旅店,看到电视上转播天安门阅兵,当镜头切至大学生高举“小平您好”的画面时,他一下子热血上涌,眼泪哗哗地流。“我平时并不是经常流泪的人,但那次没忍住。没想到过了很多年,我又亲手将这一幕搬上了荧屏。”
吴子牛的第二部片子《喋血黑谷》(1984)当年卖了280份拷贝,为厂里净赚了180万元人民币,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他把战争、惊悚、爱情等多种类型片的元素融合在一起,既叫好又叫座。潇湘厂见这位新人又得了奖又给厂里赚了钱,就给了他很大的创作自由,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题材,放手玩“艺术”。
他拍的《最后一个冬日》(1986),是一部有着“文革”背景的影片,展现了西北劳改营不为人知的状况。这部片子引起了很多争议,吴子牛说拍时也是战战兢兢的,但还是忍不住要拍。“‘文革’是我永远的痛,我不可能不批判它。”
吴子牛剖析自我,“时代在我身上打下了一辈子的烙印。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有梦想,能吃苦,心怀家国。”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拍过《南京大屠杀》《国歌》等细腻悲壮的电影,也拍过《天下粮仓》《贞观长歌》等磅礴大气的电视剧。但内在里,他一直是个寡言、孤僻的人,身在文艺圈,不喜欢去结交圈子。而拍摄的片子,却极具爆发力,尤其喜欢在战争中挖掘深层的人性,有人送给他个名号“嗜血导演”。
让伟人形象更接地气
环球人物杂志:当初为什么接这部剧?什么时候开始加入的?
吴子牛:去年4月给了我剧本。对改革开放前8年,这是我看到的描写范围最深最广的剧本,而且它正面展现“文革”,对“文革”持否定态度。这些让我眼前一亮。剧本中除了政治上的基本事件我不能动,创作上还是有很大自由度的,包括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对未来的希望,都可以自由表达,甩开手去发挥。所以我6月24日就正式进了剧组。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这部电视剧成了热门话题,是否预料到会这么火?
吴子牛:电视剧开播当晚,收视率就很高。我最大的感受是,现在的国人非常关心自己的国家,因为这个片子描述的正是历史关头国家的命运走向。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选择马少骅演邓小平?“形似”“神似”怎样权衡?
吴子牛:马少骅最后一个进组,之前已经有六七个好演员都在挑选的名单中,经过方方面面的权衡,最后定焦在马少骅身上。我坚持选马少骅,因为第一,大家对邓小平的形象非常熟悉,所以首先必须得像,哪怕像个六七分;第二,演员塑造人物的能力也很重要,语言关必须得过,正好马少骅会讲四川话。马少骅这次付出极大,天天听邓小平的录音,非常认真。他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可为了这个角色,他在一个月内增肥20斤,等于是在拼命。
环球人物杂志:拍摄这部戏,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吴子牛:主要是时间不够,给我3个月筹备,不到4个月拍摄。对场景的还原也很困难,要给观众带来真实感,而整个中国的面貌,现在完全变了。
环球人物杂志:在受到好评的同时,片子也遭到不少吐槽,比如年轻演员的表演,音乐的使用等。
吴子牛:有些东西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面对这些骂声,我也就笑笑。我甚至觉得这样好,时代在进步,政治在进步,什么声音都有,这是好事。再也不是“文革”时的中国,只是一言堂了。
环球人物杂志:还有人给电视剧挑错,说粉碎“四人帮”前夕北京并未下雨。
吴子牛:你不能用历史的纪录来要求一部电视剧,这是创作。即便没有下雨,那天是个阴天,我也会用下雨来表现,我觉得这是片子的需要。
电视剧的开头是我改的。为什么是雨夜,而且是间歇性的雷阵雨,我觉得当时的中国,七灾八难,就像是茫茫大海中的一艘船,突然失去了方向。粉碎“四人帮”,我们才能冲破压抑和阴霾,拨云见日。10月7日早上在西山叶剑英的家,他和华国锋等人走出来时,就是明亮的大晴天了,长安街的人流也是在阳光下的。
环球人物杂志:对这种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您如何处理政治、现实与艺术表现的矛盾?比如剧中大量的会议场景,怎样避免它看起来过于沉闷?
吴子牛:开始有人把这部剧定位成纪实文献片,我很反感。我在导演阐述里专门谈到,我们不是拍纪录片,也不是拍文献片,那个早就有人拍了,我要把它做成一个富有戏剧张力的故事片。
拍开会是很难的。有一段开了5天会,光剧本就9页。整个段落我把它处理得富有层次性,“文革”后幸存的顶级学者,被邓小平以拜师的名义请到北京饭店。一开始没人敢说话,之后一步步打开了话匣子,谈了很多利国利民的事情。恢复高考招生就是从这儿来的,我觉得这种处理还是成功的。
环球人物杂志:要在48集的电视剧中,塑造出邓小平的伟人形象,还要展现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并不容易。
吴子牛:通常主旋律题材中,伟人的形象只是一个雕像,让我们仰视,不容我们靠近。这次开拍前,我就强调,要尽可能地平视。电视剧一开场,他就端着一盆水,给残疾的儿子擦背。他既是个伟人,也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和家长。
另外,剧中的焦点不完全在中心人物,表现普通百姓的情节也占了很大篇幅。比如田家人和夏家人。这里头很多成功的人,都有自己的一条命运线,他们的命运都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
环球人物杂志:您自己怎样看待邓小平?
吴子牛: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思想,没有他的政治魄力,中国不会有今天。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说过,窗户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进来了。这很正常,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有问题,大家一步步改。不管有没有这部剧,不管改革路上有多少阻力,中国的改革都会继续向前,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责任编辑:李佩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