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患病女孩随养父乞讨流浪10年:获救助后仍回本行

2014年12月21日晚，志愿者和乞丐王军在北京西站抢夺小飞燕一事，将“丐童”小飞燕和“养父”王军推上舆论热点。然而，王军与小飞燕已不是第一次站在聚光灯下。10年时间里，王军带着小飞燕在全国各地乞讨流浪，其间多次被救助站送回原籍，或是被送至福利院。但每次救助之后，两人的乞讨身影总是又出现在各大城市中。小飞燕始终难逃乞讨命运。

此次北京西站的抢夺风波之后，民政、公安等部门再次介入。目前，患有脑积水的小飞燕正在北京世纪坛医院接受治疗，关于如何救助小飞燕，相关部门尚未给出确切方案。小飞燕反复陷于乞讨与救助之间，其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救助尴尬？这次救助会否只是历史的重演，小飞燕能否彻底摆脱乞讨的命运？

“丐童”小飞燕

到2014年12月，王军带着小飞燕已过了10年的乞讨流浪生活。

12月的一天，北京儿童医院门口，小飞燕与她的养父坐在路边乞讨。女孩双脚畸形，裹着纱布，她的眼眸里充满童真，路人经过身旁，有人加快步伐，有人驻足叹息。

小飞燕是一名弃婴，给她第二次生命的人名叫王军，56岁，河南省鹿邑县王皮溜镇小厂村村民，20多年前在上海乞讨期间，其患有精神病的妻子走失。

与小飞燕缘分的开始，是在王军的寻妻之路上。2004年6月26日，王军听朋友说在上海长宁区见过一精神病患，相貌很像王军妻子，王军立即从安徽老家赶往上海寻找。28日早上6点多，他走在天寿路桥东的天目西路时，发现了被遗弃在路旁的小飞燕。

小飞燕先天畸形，双脚向内弯曲，还患有脑积水。王军说，当时小飞燕身边只有几件破衣服、一个奶瓶和半袋奶粉。虽已颠沛流离，但王军还是决定收养这个孩子，自此以后，他与小飞燕相依为命，继续寻妻。

一个月后，小飞燕走进了“新家”，也第一次见到了“新的家人”。7月，王军带着小飞燕返回河南老家。哥哥王家运回忆说，王军从上海回来，手里抱着一个泡沫箱子，箱子里装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询问后得知，这孩子是王军从马路旁捡回的弃婴。生命可贵，即便赤贫如洗，还是同意收养小飞燕。

其时，王军已有3个儿女，其哥哥也有3个儿女，两家都是两肩担一口，无立锥之地。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他们收养小飞燕的举动。

谈起“丐童”，容易让人联想到孩子被拐卖，受虐待，过着非人的生活。但王军说，小飞燕和他的感情难分难离，小飞燕有一次对他说：“爸爸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暖心的话一字一泪，使王军泪流满面。

“带着孩子乞讨，日子过得惨淡，孩子身上有病，大小便失禁，不好照顾，有时一天用纸尿裤都要几十元，最艰难时连饭都吃不起。”王军说。

反复“流浪记”

一个木板车、一个旧音响，王军牵着小飞燕辗转于上海、三亚、大连、北京等地。街上、地铁站，川流的人群中，总能看到这一对蹒跚的身影缓缓掠过。

“家里需要照顾和抚养6个孩子，我与妻子在家务农，弟弟王军带着小飞燕在外面乞讨，每年能回家一两次。”哥哥王家运说。

乞讨期间，他们的身影总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一些爱心人士也默默开始关注。2006年5月，王军带着小飞燕在上海枫林路儿童医院门外乞讨时，被“爱心妈妈”志愿者关注并开始给予帮助。“爱心妈妈”将小飞燕送到杨浦区的一家福利院，其间带着小飞燕治病，并为王军找了一份快递员的工作。然而，仅一个月后，王军却将小飞燕抱走又继续过乞讨生活。

王军的说法是，他去福利院看望小飞燕时，孩子的屁股被人用塑料布裹上，皮肤上出现了很多红点，“爱心妈妈”的志愿者也看到此情况，与福利院领导说了这件事后，办理了出院手续。

乞讨生活并没有结束。4年后，王军和小飞燕乞讨的身影出现在三亚街头，随后被人举报拐卖儿童并被送到派出所调查。王军称，三亚派出所以及当地记者买了车票将他们送回到郑州，“到达郑州后，当地记者回到老家，并找了村书记解决这件事情，村书记写了信给镇上的民政局，但是仍没有解决”。

漫长的乞讨生活中，很多好心人的帮助也给了王军和小飞燕些许安慰。2011年7月，王军带着小飞燕在北京儿童医院西门门口乞讨，春苗基金会了解情况后，带着小飞燕到武警总医院给孩子看病，并在回龙观租了房子给他们住。基金会的志愿者说，没过多久，王军便带着小飞燕离开了。

直到2012年5月，两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三亚市民又一次看到两人到街边乞讨。当地记者将王军送到派出所，并将小飞燕送到三亚人民医院检查，鉴定脚伤是否为受虐待所致，鉴定结果为天生内足翻。派出所又将王军两人送至当地救助站，工作人员买了飞机票将两人送回了郑州。

10年期间，王军一直带着小飞燕在上海、安徽、大连、三亚等地流浪，其间在马路边、地铁站附近乞讨，也曾多次被送到救助站，从救助站再次送回老家，不断重复着相同的步骤。

王家运证实，王军和小飞燕两次被三亚的救助站送回，可在当地孩子的户口始终没有解决。

鹿邑县王皮溜镇派出所费明华所长回忆称，2009年，他们曾配合当地民政部门，将王军和小飞燕从海口接回家乡。后经调查，县民政所与周口市民政局最终认定，王军不具备收养条件，不允许其收养小飞燕。因此，小飞燕无法履行正常的收养手续，“孩子的户口也是没法解决的。”

费所长称，镇里也考虑到王军家里贫困的特殊情况，“就给他办了低保”。而对于小飞燕，由于鹿邑县城没有福利院，镇民政所只能劝说王军将孩子送到周口市福利院，“但他一直没有同意。”派出所也曾多次与王军沟通，劝告说以他的条件照顾小飞燕是很困难的，应该把她交给福利院，但王军就是不听。

王军的理由是，他已和小飞燕一起生活了多年，无法离开孩子，孩子也离不开他。根据当地派出所掌握的情况，2009年之后，小飞燕从未进过福利院。

费所长证实，2010年后，王军再次离开老家，其间回来过几次，但由于每次回来并不会通知当地派出所，所以警方对其返乡的次数和具体时间并不掌握。

质疑风波

“没人性、拐卖虐待儿童”，每到一个地方乞讨，王军总会受到旁人的辱骂，还多次在三亚等地被带到派出所调查。

2014年12月，希望之家青少年关爱中心的志愿者戈洁与北京的几名志愿者联系到王军，希望能够帮助安置小飞燕。他们认为王军是拿小飞燕当作谋生的工具，让小飞燕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双方签订协议，决定将孩子安置到山西。21日，王军突然改变主意，想带小飞燕回家，又恰巧被戈洁在北京西站碰到，双方发生了争执，并上演了抢夺小飞燕的“大战”，最终戈洁被王军打伤。风波又一次因送到派出所解决而平息。

对于违背承诺一事，王军称，确实与戈洁签订了协议，也希望孩子能过上正常生活，“但是孩子不愿意走，一直哭闹要跟我一起生活，我养了她10年，也很舍不得，想带着孩子回老家过年，年后再回北京”。

“多次被路人说是拐卖儿童的，我多次解释甚至与他们打起来。”王军回忆称。

近年来，王军已饱受质疑，很多人觉得王军带着孩子乞讨是为了挣钱。2006年7月，王军带着小飞燕从上海一家孤儿院离开并消失在志愿者的视线中，“爱心妈妈”志愿者们随即发起寻找小飞燕行动。一名自愿者写道：“不能再看妮头的照片，在这宁静的夜晚，看一次就想哭一次，妮头(小飞燕另一个名字)，你在哪里？阿姨真的想你，你快点出现吧。”

寻找小飞燕的帖子发出后，志愿者们开始质疑，认为王军是个人贩子，他带着孩子逃走并放弃治疗的机会，对他来说，有什么比用孩子赚钱来得轻松惬意呢？拿不到钱，他自然要跑了，只要孩子屁股一直烂着，他的财路就不会断。

鹿邑县王皮溜镇派出所费明华所长也对王军持质疑的态度，“不排除他存在利用孩子的病情，达到乞讨赚钱的目的”。

面对种种质疑声，王军称，他要养活这个孩子和自己的全家，但自己也没有什么赚钱的本事，带着小飞燕出来乞讨是他能选择的最好办法。王军也曾把小飞燕送到孤儿院，自己去上班，但是孩子不喜欢孤儿院的生活，而且病情加重了，只好再次把飞燕接出来跟着自己乞讨。王军曾送孩子去老家的小学上学，在学校的两个月里，双腿残疾的小飞燕经常遭受同学的嘲笑和欺负，致使她根本不愿意去上学。

而在王军家人眼里，王军对小飞燕很好。哥哥王家运称，家人对小飞燕一直很好，王军更是视其为亲生孩子，悉心照顾从未打骂虐待。王军的女儿王远远也提到家人对小飞燕很好，并理解父亲的行为。王远远称，第一次见到小飞燕时觉得非常可爱，当时自己只有10岁。有时听到同伴嘲笑小飞燕的身世时，她会立即站出来，像维护自己妹妹的一样维护小飞燕。

小飞燕本人也常常念叨养父的好，而且已然依赖上王军。她说王军教她写字教她唱歌，会轻拍她入睡，会给她买好吃的买新衣服，“爸爸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小飞燕觉得，只要养父在身边就是最好的事情。

救助之困

10年间，小飞燕与王军徘徊于街头、救助机构与老家之间。外界看来，他们是爱心人士同情的对象，是需要帮助的流浪者，甚至成了让政府头疼的“乞讨专业户”。然而，对这对“父女”而言，却始终难以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角色。

海南省前政协委员代红关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工作十余年，在她看来，小飞燕的遭遇绝非个案，而是我国儿童救助现状的一个缩影。救助制度的不完善，相关部门可能存在的管理漏洞，乞讨人员个人因素，都在这一现状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

代红认为，按照现行的救助制度，流浪乞讨人员进入救助站后，短期内可获得衣、食、住等基本生活保障。待身份信息查明后，乞讨人员即被送回户籍所在地，“尽管较从前更加人性化，但这一点更多体现出尊重被救助者的被救助意愿，削弱了强制性”。至于走出救助站后的生活，则交由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处理。

但由于现实状况的复杂性，被送返人员的实际困难，往往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正如2009年，由于“父女”二人情感上难以割舍，王军拒绝了将小飞燕送入周口福利院的建议，最终只获得了每月不足100元的低保，“如果在当地能够把他们的问题解决好，那么当初也就不会出来乞讨了。”代红说。

北京市民政局宣教处负责人则表示，目前的乞讨人员救助工作，遵循自愿原则，相关部门只能采取劝说的方式，不能强制进行。

针对王军本人所述，小飞燕曾进入福利院，后被自己和志愿者接出的情况，北京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宗春山表示，“相关机构依据何种制度和手续，同意其所谓养父将孩子接出，这其中存在很大问题和漏洞。”宗春山认为，一方面福利机构可能在管理制度上存在缺失，另一方面，亦可能是福利机构不具备收养和照顾孩子的能力，“希望以此来卸包袱。”

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则表示，福利机构不可能发生弃婴被流浪者或者民间公益组织带走的事情，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说明福利院在管理上存在巨大漏洞。

不可否认，对于小飞燕们反复乞讨的现实，“王军”们好逸恶劳，不愿通过正常渠道获取经济收入的做法，同样难脱干系。代红表示，“社会上一些流浪者并非不具备劳动能力，而是喜欢通过这样的捷径获得经济利益，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此外，代红认为，流浪儿童除了在物质生活上需要相应救助外，亲情上的关照更为重要，“尤其是那些有残疾的孩子，更需要爱心”。而目前很多福利院中，由于人员、资金投入有限，关爱也成为稀缺品。在孩子众多、工作人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让孩子感受到母亲般的爱，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会出现孩子被送到福利院却厌恶那里生活的情况。

何去何从

目前，小飞燕正在北京世纪坛医院接受治疗。此次北京西站争夺小飞燕风波后，王军曾表示愿意离开小飞燕。亦有民政部门称，按现行制度，小飞燕的未来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是找到新的领养者，二是再次进入福利机构。而截至目前，小飞燕未来的生活安置，相关部门尚未拿出确切方案。

且不论小飞燕与王军之间的情感依赖，仅就孩子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找到新的、适合的收养者并非易事，而若再次进入救助站或是福利院，是否又会重蹈覆辙，流浪街头？

对于小飞燕未来的生活，宗春山认为，在具备基本生存技能之前，孩子应由国家来抚养，即由民政部门来接收和管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当未成年人没有法定监护人时，国家就是其替补监护人。“民政部门有专门的学校，可以送孩子去学习，或在年龄合适的时候给予必要的生存训练。对于孩子的户籍问题，民政部门是有相关办法处理的。”

对于二人之间的情感依赖，宗春山称，应遵循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即目前的实际抚养者，能否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和心理健康环境。经过长时间的共同生活，孩子对“养父”有所依赖完全可以理解，如果强行将二人分开，可能暂时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影响。但如果抚养机构能够提供更好的感情呵护，这种影响可以逐渐修复。

对此，代红也表示，小飞燕继续跟随王军没有出路。但如果将小飞燕送进福利院，孩子可能会接受不了，“也许她自己都想跑，这种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

代红提出，比较理想化的解决办法是进一步动用社会力量，将目前由政府承担但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的救助职能和任务，交给个人或民间公益团体，由政府主要负责监管和服务，并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将类似王军这样有爱心但不具备相应条件的人，纳入公益事业执行者的范围”。

代红同时建议，可适当放开相关法规中对收养者条件的限制，“比如一些退休在家、子女已独立、自身经济条件比较好且有意愿的人，应允许他们直接参与到救助、收养流浪儿童的事业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