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农业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提出要科学冷静地研判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巩固来之不易的粮食生产好势头，持续提升粮食质量安全水平，真正牢牢地端稳中国人自己的饭碗，饭碗里盛满自己的放心粮。
关于我国粮食安全现状，任正晓委员认为，在粮食生产连续十一年增产丰收的背景下，目前呈现高产量、高收购量、高库存量“三高叠加”的状况，一些粮食主产区面临巨大的收储压力，部分品种出现了阶段性过剩的情况，但是我们绝不能就此认为中国的粮食又多得不得了了，从而放松粮食生产，忽视粮食流通，把我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粮食生产能力给削弱了。粮食生产如果垮下去了，几年也恢复不起来，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这个曾经有过的深刻教训。事实上，去年我国粮食产量12142亿斤，是历史最高年产，但人均粮食占有量还不到900斤，仅为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左右，我们的粮食还真不能言多。因此，粮食生产这根弦还决不能放松，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对于目前居高的粮食库存，任正晓委员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一是农户储粮大大减少；二是粮食市场销售长期处于低迷的状况，出现了稻强米弱、麦强粉弱的情形，粮食加工企业多存粮就意味着要亏本，因此企业也不存粮，这部分粮食最后就压到了国家库存里了；三是国家实行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的兜底政策，使得一部分本该在市场里正常购销流通的粮食，也进入了国家库存。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粮食生产出现罕见的十一连增，生产年年增产，收购年年增多，自然就形成了粮食库存的积淀，导致库存连年攀升。
任正晓委员进一步分析，造成市场上粮食多的感觉还在于，一方面国内粮食销售不畅，购销加工企业为避免粮食压库亏损，急于销出已有的库存粮源，不愿多收储经营粮食，企业之间普遍存在的这种心理因素引导了市场预期，造成了市场上粮食越来越多的景象。另一方面是粮食进出口的影响。由于我国粮价已居于国际市场的“高地”，不仅难以外销出口，而且还要受到低价粮食进口对国内市场的冲击。目前，以大米为例，正常进口到港完税后的大米价格，每吨比同等级国产大米要低700元人民币，如果是边贸互市或走私进来的大米，每吨要低1200元左右，也就是一斤要低6毛多钱。因此，低价进口粮对国内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国家有关部门合理有效地管控了配额内粮食进口，打击粮食走私也取得了好的效果，但国际市场宽松的粮食供求关系和极低的市场粮价，仍然对我国粮食市场供求带来了放大效应，增强了粮多价跌的市场预期。任正晓委员认为，我国粮食产需仍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的状态，目前粮食市场低迷、库存阶段性偏多是市场供求关系的正常反映，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需求的改善，随着国家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加快，随着粮食品种结构的调整优化，特别是国家粮食宏观调控措施效应的发挥，粮食市场将回归正常状态，人们目前存在的“愁多”心理也将随之纾缓。
关于粮食质量问题，任正晓委员认为，这些年我国粮食品质得到不断提升，小麦、稻米、玉米的优质品种率都在90%以上，营养、健康、安全的粮油产品丰富了城乡市场。从大米看，北方粳稻和南方籼稻的品质都在提升，特别是籼稻的品质提升更快，袁隆平院士曾对南方优质籼米有“没有菜也能吃三碗”的赞誉。现在杂交稻不单是高产，而且能够实现优质。这些年，我国不只是实现了粮食稳产、高产，粮食的品质也在快速提升。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国外市场有标价很高的优质大米，其实我们国内的大米标价不高，但品质也并不逊色，正如我们无须漂洋过海到国外去买马桶盖一样，其实中国的马桶盖也挺好，我们要树立起民族品牌的自信心。
任正晓委员强调，粮食是最基本的食品，也是生产加工其他食品的基本原料，因此，粮食质量安全是整个食品安全的源头和基础。而保证粮食质量安全，要靠优良的农业生态环境作保障。只有在生态良好、环境安全的条件下，才能够生产出安全、放心、优质的粮油产品和农产品。
任正晓委员分析，当前我国的粮食及食品安全的形势整体上稳定、向好，农业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也在持续加大。但有的地方仍然把经济发展置于生态环境保护之上，依然存在少数企业生产废弃物直接排放、城市垃圾向农村直接倾倒和农业生产者过度使用高残留物品等现象。这些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将直接造成对耕地、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甚至导致土壤、水源发生重金属超标，给粮食和食品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对此，任正晓委员建议，国家应进一步采取治本的措施，依法治理农业生态环境。首先要加强环保立法，在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配套制定耕地及水资源防治的法律法规，启动实施治理行动计划。其次要切实落实环保的主体责任，依法强制所有企业和农业生产者，大力节能减排，减少农业污染，净化农业生产环境。第三是严格环保执法，真正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要让肆意破坏农业生态环境者付出应有的代价。第四要强化考核问责，促使地方政府切实履职尽责、积极作为，确保在山清水秀、地绿天蓝的环境下，生产出让老百姓更加放心的粮油产品和农产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希望中央和地方财政尽其所能，加大对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以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环境治理和生态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