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因素将颠覆宏观政策原有逻辑

　　当前中国经济明显减速，政府年初设定的GDP参考目标有可能十几年来第一次无法达到。这种情况下，应采取何种对策？一些人对经济失速之快感到恐慌，呼吁出台扩张性政策以实现年初目标；另一种观点认为，就业是更重要的指标，只要就业充分，GDP高一点低一点不重要，而目前就业形势是令人满意的，因而只需微调即可。还有人虽然同意政策应该视就业情况而定，但对就业统计数据不信任。当然，也有人对低增长与就业充分并存的现状感到疑惑，称之为“就业之谜”。

　　就业与GDP“脱钩”

　　衡量就业和劳动市场状况的指标主要有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和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

　　由于城镇登记失业率长期稳定在4%左右，不能反映宏观经济的波动，已失去了参考意义。而从后两个指标看，目前不仅就业形势良好，而且与GDP增速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关联，出现“脱钩”。

　　2010年以来，GDP增长率呈逐年下降之势，但城镇新增就业却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2013年首次突破1300万大关。截至8月份，2014年新增就业已达到1000万人，提前4个月完成了年度目标。

　　另一项数据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就业市场供求统计，该数据建立在全国100个左右城市人力市场招聘和求职基础上，覆盖了全国大约一半的城市辖区人口，由于直接取自市场，可靠性较高。该统计显示，按季度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也在GDP走低的同时保持稳定，并略有上升。劳动就业市场也与GDP出现“脱钩”。

　　后备劳动力大军消失

　　长期以来，制定一个较高的GDP增长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动员一切政策资源，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个主要方式，也是一项“中国特色”。对这种工作方式合理性的解释是，二元经济之下就业压力沉重，必须将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人们还总结出“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即可增加150万就业”的经验公式。

　　2013年初，中国统计局公布了一项相当重要、但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数据：中国劳动年龄人口2012年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截至2012年底，中国15至59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较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此前国家信息中心也发布预测，称2013年中国的总劳动人口数量将达到顶峰。类似的预测也出现在一些非官方的报告之中。虽然这些数据只是测算数据，而非普查数据，但笔者认为这些数据在精度上可能有瑕疵，但其反映的趋势是高度可信的。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时间系列数据不可得，但根据基本概念可以发现劳动年龄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之间的关系比较稳定，由后者作为前者的替代变量，从分析方法上看是合理的。

　　经济活动人口由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两大类构成，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关系。近20年来，我国每年新增的经济活动人口数呈波浪式减少的趋势，其中1997年、1998年、2000年和2005年在1000万之上，然后就迅速降到500-600万区域的下方，2011年和2012年则分别只有191万和315万。

　　虽然目前经济活动人口还未出现峰值，但每年新增数是如此之少，从侧面印证了劳动年龄人口已过峰值的事实。简单地讲，我们已经没有净新增就业的压力。2012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历史性转变是近年来就业与GDP之间出现“脱钩”的根本原因，所谓的“就业之谜”，谜底其实极其简单，就是“总量上没有净新增供给”。当前充分就业是人口结构变化的自然结果，并非假象。

　　劳动力转移仍然重要

　　虽然二元结构下特有的就业问题不复存在，但未来劳动力的部门间转移仍然很重要。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可以分解成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三个子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日益依赖TFP的提高，而劳动力从附加值较低的农业生产部门向附加值较高的工业生产部门转移，就是提高TFP的一个重要途径。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能维持多高的增长率，劳动力从农业到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虽然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低附加值的非农部门向高附加值的非农部门转移速度)。

　　从就业总人数、城镇就业人数、乡村就业人数三个指标的时间系列数据看，前两者在持续增长，而后者在持续下降。据经济学家蔡昉估算，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为23%，虽然比官方的40-50%要低很多，但仍然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发达国家一般农业劳动力占比都是个位数，最低的英国只有1.2%。因此，城镇年新增就业数字未来仍然重要，虽然它不再是判断二元经济演化的指标，但仍然是观察中国经济产业升级和运行质量一个重要指标。

　　传统政策框架需改写

　　对于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此前人们主要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对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二是社保可持续性问题；三是对储蓄率进而对资本积累和金融市场的影响。而人口结构变化将对就业政策和宏观政策框架产生的颠覆性影响，还讨论得非常少。

　　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人口负担系数三个指标中，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是最先到达的，因此，深入分析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时不我待。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见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的政策重点要转移到解决结构性失业和促进就业质量上来，而不能再沿用原来那种通过推动GDP增长率来提升就业总量的方法。要重新理解物价、GDP和就业三者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构政策框架。本专栏曾在《宏观政策应随什么起舞》一文中详解了三者关系。由于GDP与就业之间的线性关系被破坏，两者出现“脱钩”，因此，过去以GDP为中心目标统领一切工作的框架已不再适用。如果未及时把握这种变化一定会导致决策错误，当年“四万亿”计划之所以力度失当，就是因对人口结构变化进而对就业问题判断失准造成的。当前形势下，如果继续沿用原来的决策思维，政策出错的风险不能低估。

　　宏观政策应该首先关注物价，兼顾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行做法。例如，美联储此轮加息参考指标，就是就业和物价，GDP只是附带的观察指标，从未被列为调整政策的触发门槛。潜在GDP和自然失业率可变性较大，在结构变化剧烈的中国更是如此，因此无法准确或大致准确地测算，所以以GDP为中心目标天然地存在风险。物价因为有良好的可观察性，所以合理的决策框架是保持物价稳定，既防通胀也防通缩，同时，关注与其反向运动的就业，至于GDP数据只是其附带的结果，根本不能也无法事先设定。因此，在时机成熟时政府应该放弃公布GDP目标，使宏观政策真正前瞻性地以物价和就业为导向，在这一框架下，只要就业稳定，GDP的波动不应该也不会引起恐慌，这样就可以避免决策失误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