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习近平开创了政治经济学新高峰？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层领导人齐刷刷的都在重视什么?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1984年，被誉为“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炉，那时的习大大在担任县委书记;如今已经成为总书记的他，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迎来了新的高峰。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系列之二，请大家继续关注。
来源 | 人民论坛
作者 |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研究员，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陈林
1政治经济学的新高峰
1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
时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
领导人：毛泽东
他曾专门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早有洞察……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战略等，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2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时间：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
领导人：邓小平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等，得到突破和发展。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盛赞其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既称之为“初稿”，则有不断改进的空间，更有臻于完善的期待。
30多年过去，1984年的县委书记习近平已经成长为总书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迎来了新的高峰。
3
时间：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五中全会
领导人：习近平
习近平同志的从政生涯，贯穿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更是持之以恒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及其主持起草并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重要文献，谱写了政治经济学宏伟的新篇章。
2015年12月先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无异于习近平同志的经济公开课，是全国经济建设与改革进入2016年的行动指南。
2经济新常态，思想新范式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
——恩格斯
当今中国经济的规模体量、内外环境的纷繁复杂，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经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各种矛盾问题亦不断积累交错。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作出了“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面对新形势，习近平同志要求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习近平在2014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概括了“经济新常态”的三大特征：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随后在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下趋势性变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习近平基于新常态的系列重要经济思想：
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的资源配置思想;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思想;
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和调控思想;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相互协调的思想;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等新型城镇化思想;
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思想;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精准扶贫”思想;
……
这些思想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富有茁壮的生命力，洋溢着时代精神和民族智慧，不仅有力指导着我国经济实践，更可望形成政治经济学的新范式。
鉴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条件的日益成熟，我们有理由迎来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
3以供给侧改革为例
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有着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和传承，又植根中国的传统智慧，而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流行概念。这一点常为人所忽视。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深刻理解生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丰富的物质基础。需求侧的问题固然存在，也是重要的，但更多是短期问题。立足长远，主要应从“供给侧”着力。在需求刺激的经济政策成为世界性顽症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论断历久弥新，发人深省。而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应了历史与现实。
实际上，习近平主持起草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已经贯穿了“供给侧改革”的思想。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现阶段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推而广之，要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这个过程必然伴随市场机制的不断深化。
【责任编辑：靳静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