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抗战烽火中的中国文艺（之二）

巴金

茅盾

冼星海

冯至

寒夜中的雾重庆

在中国抗战史上，重庆是一座以坚韧的胆魄承受日本的狂轰滥炸，陷大量日军于中国泥潭而改变世界格局的英雄城。李白有诗云：“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山城的险峻地形和多雾天气为中国军民誓死抵抗侵略提供了地理上的优势。重庆不仅被设置为国民政府的陪都，中共中央派出机关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也设在这里。为了抗战的需要，全国性文艺刊物、文艺副刊纷纷落脚到了重庆。这其中有：《新蜀报·文艺副刊》、《新光》、《蜀道》、《新民报·血潮》、《商务日报·文艺战线》、《国民公报·文群》，老舍、罗荪等编辑的《抗战文艺》，罗荪主编的《文艺日报》，胡风主编的《七月》，郭沫若主编的《中原》，以群主编的《文哨》，洪深、吴祖光等主编的《戏剧时代》，邵荃麟、葛琴主编的《青年文艺》，陈西滢主编的《微波》等。与此同时，重庆云集了茅盾、老舍、郭沫若、胡风、曹禺、巴金、宋之的、艾青、田汉等名家。一时之间，重庆成为一座文化之城。

历史剧是通过表演形式来激发民众的民族抵抗意志和国民道德意识的利器，也是国共两党借以表达各自政治诉求，争夺抗战建国舆论的重要方式，所以当时重庆的历史剧创作非常兴盛，用田汉的一首题词来描述，那就是：“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剧。”而创作历史剧的旗手，就是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馀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一九三七年郭沫若结束了在日本的十年流亡生涯，回到国内，写下这首投笔从戎的壮歌。一九四二年几乎是“郭沫若年”，郭沫若三个月赶出《棠棣之花》、《屈原》，在九天时间内写出《虎符》。这些历史剧展示出诗人兼剧作家的郭沫若卓越的艺术才华和一代史学大家卓尔不群的历史洞察力，有力地表达了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民族抵抗意志，同时也宣告作家以革命手段抵制暴政，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在此意义上，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意义重大。

《棠棣之花》取材于战国时期聂政刺韩相侠累的故事，郭沫若将两千年前的历史故事放置在抗战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由此赋予了《棠棣之花》反分裂、重团结的思想寓意。《虎符》比《棠棣之花》更有价值，在表现作者的政治主张以外，还包含对人物的心理剖析，人性理想对抗的展示。作品中写得最具人性光辉和心理深度的角色是如姬。“啊，你灵妙的匕首！你是我的解放者……我不能够死在那暴戾者的手里，我不能够奴颜婢膝地永远死陷在那暴戾者的手里。”如姬自杀前的独白，把剧情推向高潮，也将剧作的反抗侵略主题推进到反抗暴戾，争取人性解放的高度。然而，包括《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上述这些历史剧的艺术和思想上的高度均达不到《屈原》的高度。作者将屈原悲剧性的一生浓缩在一天的剧情里，对南后、婵娟等人物出色的想象和描写，以及充满诗情和对抗性的戏剧语言的运用，都表现出作者非凡的才情，故此，《屈原》当之无愧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出类拔萃之作，“雷电颂”是作者最富有激情抒发的一段台词：“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你应该咆哮的时候，应该尽力咆哮的时候！……啊，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

抗战期间，茅盾毫无疑问是左翼文学中的首席小说家。自从一九四二年秋他从桂林迁居重庆以后，便加入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写于桂林的《腐蚀》是一部反映雾重庆狐鬼当道的政治小说，也是一部心理小说。茅盾采用他一贯擅长的手法——通过女性的触觉来反映罪恶。赵慧明是国民党派驻重庆的女特务，历尽沧桑，阅尽人世丑恶，以前情人的死唤起了她的良知，她在一则日记里一方面写下重庆方面的腐败，另一方面流露出对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共产党遭受灾难的同情。而这恰是茅盾在重庆时一种创作心态，也是一种政治倾向。

《寒夜》是巴金现实主义创作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新的标志，一九四四年的一个寒夜作者完成了此作。作品写了一个小公务员家庭里生离死别的故事，暴露了抗战后期国统区的黑暗现实，揭示出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国民党横征暴敛，造成汪文宣生活的极度贫困，《寒夜》以根植于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现出作家按照真实去描写生命，探索人物心理的写作理念。小说中特意穿插了汪文宣的一位朋友因新娘突然去世，精神崩溃，而被一辆卡车碾死，和另一位同事染上霍乱，在一家拥挤的临时医院里，因无人抢救而死亡的故事。穿插的这两个事件，并非闲笔，预示着抗战末期内地人民普遍遭遇到的病痛和凄惨命运。《寒夜》笼罩在一股凄冷的氛围中，作者却处处在表现一种渴望爱的温暖，这正是《寒夜》耐人寻味之处。

“九一八”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社会矛盾，激发了张恨水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精神，他曾经说：“今当国难当头，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张恨水的《八十一梦》运用由真入幻，以幻证真的梦幻形式，借鉴明清神怪、讽刺小说及近代谴责小说的笔法，揭露了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商人多囤积居奇等社会痼疾，为读者剥落出一个昏天黑地、五光十色的雾重庆社会。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是宋之的创作的成熟期，最能体现他艺术水准的是《雾重庆》。剧作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沙大千与林卷舒在抗战爆发后，流亡到重庆，结为夫妇，虽然生活一度艰难，但是却满含着抗战的热情。然而，后来为生活所迫，沙大千到香港谋生，重返重庆之后，变化很大，而他的妻子林卷舒已经投身到抗战救亡的洪流之中。作者通过夫妻二人产生的巨大分歧，展现出人性变异中的挣扎、痛苦的反思。

巴蜀与边陲的乡村社会

巴蜀之地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关键地位。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六这样写道：“四川介在西偏，重山叠岭，深溪大川，环织境内，自相藩篱。且渝、夔东出，则据吴楚之上游，利、阆北顾，则连褒斜之要道，威、茂、黎、雅足控西番，马、湖、叙、泸以扼南僰，自昔称险塞焉！”巴蜀地区这种险峻的地势，雄踞上游，土沃民殷的优势，是其他地域难以兼备和代替的。因此，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川渝地区自然而然就成为抗战的大后方，许多作家这个时候也回到自己的故乡。

一九三八年，沙汀与何其芳、卞之琳同赴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沙汀曾任鲁艺文学系代主任，十一月跟随贺龙率领的一二○师转战西北和冀中，写下了长篇报告文学《随军散记》。一九三九年奉命回重庆作文化联络工作，一九四○年到一九四八年在川西北故乡蛰居，这个时候迎来了他小说创作的成熟与丰收期，《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这些作品使其跻身于抗战后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家的行列。作品以一九三九年冬四川农村北斗镇开采金矿的事件为线索，集中描写了地主劣绅们为发国难财而掀起的内讧，勾勒出一个阴森森的黑暗世界。这部小说被卞之琳誉为“抗战以来所出版的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表现出作者想把自己看到的家乡“一切照旧，一切黯然无光”的景象展示出来，以期唤起大家对一切阻碍抗战的现象注意的愿望。沙汀的小说创作受果戈理、契诃夫影响较大，构思极见功力，注重川味方言土语的运用，展示了动人的巴蜀风俗，热情爽朗的川人个性，形成了其含蓄深沉的喜剧风格。

与沙汀相比较，艾芜是一位出生在成都平原上的农家子弟，后来投身左翼文学，抗战时专写内地农民，以及自己亲身在中国西南和印度支那的各种经历。《南行记》是艾芜的代表作，通过讲述一个流浪汉的故事，把对大地强烈的爱与敏锐的社会经济问题展示出来。“江上横着铁链做成的索桥，巨蟒似的，现出顽强古怪的样子，终于渐渐吞蚀在夜色中了。桥下凶恶的江水，在黑暗中奔腾着，咆哮着，发怒地冲打崖石，激起吓人的巨响。两岸蛮野的山峰，好像也在拍着脚下的奔流，无法避开一样，都把头尽量地躲入疏星寥落的空际。”作者描述的山野空旷粗犷，但是却充满明亮欢快的节奏，如同作者所喜欢的小河在奔流一般。“河是喜欢走着不平的道路的。在有礁石阻挡的地方，河便跃起银白璀璨的水花，欢乐地笑了起来。人也得像河一样，歌着，唱着，笑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艾芜的作品充满战乱的流离，边镇原野的落后，后方社会的弊端，以及底层人民的苦难，但是他的小说几乎所有的画面都有燃烧的痕迹，充满欢快的趣味。

远涉西南的生命之诗

京、津、沪沦陷后，中国最优秀的一大批文人跋山涉水到了西南，他们以历史上几次中国政权南渡为鉴，对这次日寇侵略，国民政府不得已的南渡表现出深切的忧患。“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满怀着忧国忧民之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然而，在联大里，还有另一股新的诗歌创作热潮正在涌起，这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九叶诗派，又名中国新诗派，以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等为代表。他们中绝大多数诗人是就读于西南联大的外文系学生，与联大的师长们出身中国古典诗学的身份不同，九叶诗人在战时接触了大量的欧美文学新潮，因此，诗学更偏向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新诗。穆旦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一九四〇年八月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九四二年二月主动放弃助教的教席，参加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战场，在此期间创作了《阻滞的路》、《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等作品。穆旦的“抗战诗录”同奥登一九三九年创作的“十四行诗”《在战时》非常接近，诗中充满“丰富的痛苦”和“缺残的我”，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是忧伤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穆旦的诗隐藏着深沉的炽烈的情感，浸满忧郁的眼泪，以对黑暗现实的忧愤和对大时代的内在感应，在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呐喊。在这首《赞美》里，穆旦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坚韧意志和顽强生命力的敬仰，对民族前途的坚定信心。总体来看，九叶诗人们普遍有把抒情与沉思结合起来的能力，郑敏偏爱静态的描写生命情趣，陈敬容喜欢在动态中推进思想，杜运燮热衷于现代意象，颂扬民族的精魂。不言而喻，九叶诗派的出现，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与九叶诗人在诗中寄予太多民族意识，顽强生命力不同，“沉思的诗人”冯至的十四行诗表现了战时人们对生命的另一种新思考。一九四一年，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冯至在教学之余，借居在昆明郊外一个林场的茅屋里，从事歌德与杜甫的研究，闲暇之余，在林间散步，写下了二十几首十四行诗。“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冯至的十四行诗言近旨远，严肃凝重，生命的美妙与死亡的庄严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严峻的格调和沉重的力度，给人以崇高的美感。由于善于近处取喻，所以诗风凝练而舒展，平易温婉。然而，冯至整个《十四行集》的完成绝不是一个奇迹，而是诗人严肃的生活态度和执着探索的创作精神的必然结果，以及多年来对生命的感怀和自我存在体验的结晶。“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战争中，诗人深思，“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在我们梦里是这般真切，不管是亲密的还是陌生：……谁能把自己的生命把定，对着这茫茫如水的夜色，谁能让他的语声和面容，只在些亲密的梦里萦回？我们不知已经有多少回。被映在一个辽远的天空，给船夫或沙漠里的行人，添了些新鲜的梦的养分。”

冯至这种强烈的生命思索，也体现在他一九四二年写的小说《伍子胥》里。对冯至来讲，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写作《伍子胥》并非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在于探寻一种应对艰难时世的态度：“生，需要决断；不生，也需要决断。一个人从事一个事业，一个民族从事一个战争，若是走到最艰难的段落上，便会发生一个严重的问题：继续奋斗呢，还是断念？……决断前或许会使人有一度陷入难以担当的苦恼，但生命往往非经过这个苦恼不能得到新的发展……越是艰难的决断，其中含有的意义也越重大。”不言而喻，冯至是将西方存在主义的思考成功地运用到小说创作中，他对人物的存在体验——从艰难的存在自觉到对个人的孤独与寂寞的自觉承担的深入分析，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现代生命意识。

怒吼吧，黄河

伴随着抗战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华南等大批抗日根据地，其中陕甘宁边区成为举国瞩目的中心所在。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所谓中国气派就是中华民族的特性，中国作风就是中华民族的情调。一九三八年九月在陕北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根据地文艺工作具有指导性的划时代意义的文献，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解放区的文艺创作。

毋庸置疑，抗日战争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抗日根据地的文艺作品渗透着浓烈的民族情感和意识。在延安为了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反抗意识，诗歌、戏剧、音乐、美术、小说领域都开始采用了民族形式，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一九三八年八月七日，田间、柯仲平、光未然等率先在延安发起“街头诗运动日”，这种街头诗又称墙头诗，是用来进行抗战宣传的。战斗的号音由战斗者吹响，柯仲平领导的战歌社与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战地社联合掀起街头诗运动，从而把延安新诗歌运动推向了高潮。他们在墙壁上、岩石上、门板上到处写诗，很多人登台朗诵诗，延安的山山沟沟、坡坡洼洼，便成了诗的世界，诗的海洋。田间是以创作鼓点诗而闻名的诗人，抗日烽火刚刚燃起，就从日本回国，一九三八年夏天，他来到延安，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许多催人奋起的诗作。《给战斗者》是田间在抗战时期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诗集。《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一诗将民族生死攸关的命运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以惊心动魄的严峻画面让人深思、并直接做出抉择。“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诗作鲜明的形象和简洁明了如同鼓点般的节奏不仅催人奋进，而且产生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抗战期间，“狂飙诗人”柯仲平刚从日本回国，旋即奔赴延安，立刻就成为活跃分子，放声歌唱。一九三八年他写出《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两部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写的是新一代农民，《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则写的是新一代工人。诗如其人，柯仲平的诗调子高亢，色彩鲜亮，感情充沛，节奏铿锵，具有狂飙突进的特征，因此，当之无愧是“朗诵诗放头炮的呐喊诗人”。

在这一时期延安文艺创作中，取得最高成就的当是音乐方面。一九三九年冼星海连续推出了《生产大合唱》和《黄河大合唱》两部音乐作品，尤其是后者，将抗日根据地的文艺抗战推上了顶峰。《生产大合唱》由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是延安军民大生产运动的高亢赞歌。当时正值民族解放战争的危急关头，国民党一方面消极抗日，一方面积极制造摩擦，围困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冼星海看到边区军民投入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中，激动不已，和塞克合作，创作了《生产大合唱》。合唱第一场用《拉犁歌》，第二场以陕北《信天游》为基调，突出山村土色香味，第三场用农村牧童喜爱的《酸枣子》儿歌，轻快活泼。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鲁艺”在陕北公学预演《生产大合唱》，获得巨大成功。

“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周恩来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在延安听了《黄河大合唱》以后对其做出了高度的评价。《黄河大合唱》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史诗，歌词气势磅礴、雄浑深厚，具有极强艺术感染力，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形象、命运、感情与意志。冼星海谱写的曲调雄壮激昂，深重婉转，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黄河大合唱》以黄河象征中华民族，以黄河的雄伟豪壮来隐喻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黄河的咆哮声比喻中华民族坚决抵御外来侵略的决心。不言而喻，《黄河大合唱》是一曲任何一位中国人聆听后都会产生强烈民族情感，并且灵魂受到洗涤的合唱曲，它高扬了中华民族抗日的激情万丈，因此，当之无愧是民族的史诗。

在小说创作领域，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子弹》讲述的是一位小战士落入到敌军的手中，他要求敌人用刀杀死自己，而希望把子弹留下来去杀鬼子，因此，感动了敌军军官，释放了这位小战士。丁玲这篇小说像篇人物素描，以独特的视角和匠心独运的构思折射出抗战中全民要求一致抗日的思想，显示出一位杰出作家的写作功底和能力。

显然，在解放区作家笔下，既有延水河畔的欢声笑语，也有大生产运动的热火朝天，既有军事将领的勃勃英姿，也有普通战士的热血沸腾。抗战的描述，新人的身影，坦诚的叙述，新奇的故事，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卢沟桥的炮声里，震撼了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四年柯蓝采访突破日伪军重重封锁线返回延安的南下支队，获得了大量八路军英勇作战的素材，创作了《洋铁桶的故事》。这是解放区较早以章回体形式写成的中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一个绰号叫洋铁桶（真名吴贵）的干部领导民兵小队抗击日本侵略者，对伪军进行政治攻势，以及捉特锄奸的传奇故事。小说描写的生活十分广阔，以“洋铁桶投奔八路军，母猪河枪打乌龟头”“杏花山摆下梅花阵，石子峁功破铁锁军”等章回体形式，表现边区人民的抗日事迹和热情。柯蓝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形式创作出具有新主题、新人物的小说，这在解放区文学创作中是第一次。

太行山上

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向山西，侵入华北之际，为了坚决抗击来犯之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迅速挺进绵延几百里的太行山区，开始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游击战争，从而开辟了冀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抗日的前线。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成功地运用游击战，在山西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取得了大捷，这次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士气，也充分证明了游击战在敌后战场作战的重要性。在抗战前曾经是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编辑的桂涛声，一九三七年出狱后，跟随李公朴去华北前线劳军，他在太行山见到了在敌后进行艰苦抗战的八路军，内心非常激动，一九三八年六月返回武汉，从心底迸发出《太行山上》这首诗。当时，音乐家冼星海也在武汉，桂涛声将自己写好的诗交给冼星海，作曲家迅速谱写出了曲子，一九三八年七月，《在太行山上》由张曙、林路、赵启海等在武汉纪念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唱出，迅速传遍大后方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鼓舞和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抗日民众奔赴战场。

“红日照遍了东方（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歌曲首先描绘了一幅旭日东升，中华儿女纵情高歌的情景。接着将太行山的壮丽景观与抗日将士英勇杀敌的场面融为一体，在激昂之中透现出一种壮怀激烈的情感，以及抗战必胜的信念。歌曲采用二部曲式，在第一部分着重抒情，“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面激发了全民抗战的万丈热情，第二声部营造出一种群山回荡，声音此起彼伏的艺术效果。歌曲的第二部分采用了进行式曲调，铿锵有力，富有动感，展现出游击健儿在高山密林，顽强抗击敌人的动人形象。因此，《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曲充满高昂的革命浪漫主义和浓郁的抒情味道，达到了极强的抗战动员效果，表达了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念。

与此同时，平型关大捷也激荡着诗人公木的心，一九三九年他很快就写出了《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八路军军歌》是其中的一首。当诗人完成歌词创作之后，迅速找到同在延安的作曲家郑律成，请求他为这八首歌词谱曲，郑律成在两个月内就完成谱曲工作。《八路军军歌》描述了工农红军完成艰苦卓绝的长征之后，在国家危难之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奔赴战场，不断成长为一支英勇善战的革命队伍。歌曲雄壮有力，在部队里广为传唱，也因此成为著名的抗日军歌之一。

就在诗人、音乐家们表现八路军指战员浴血奋战之际，解放区的作家们用他们的笔记叙边区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在这些作家里，赵树理以其质朴、大众化的写作脱颖而出。一九四三年发表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受到彭德怀的赏识，不久发表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和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这三部小说的问世奠定了赵树理在解放区文学上的独特地位，赵树理当之无愧成为解放区文学的重量级作家。《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成名作，小说发表后仅半年时间，就在太行山地区发行了三四万册，这在当时一般只有几千册的解放区甚至国统区，都是非常罕见的。《小二黑结婚》成功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村中发生的变革，热情赞扬了二黑和小芹大胆追求婚姻自主的行为，批评了旧势力的落后和愚昧。《李有才板话》围绕阎家山改选新政权与减租减息等活动，真实地再现了抗战时期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李家庄的变迁》以主人公铁锁的命运遭际为线索，反映了太行山区一个村庄从大革命失败后，直至抗战胜利近二十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示了在党的领导下，贫苦农民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历史进程。赵树理的短篇小说从不同方面表现了解放区农村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把文艺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切实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赵树理的小说继承和发扬了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在四十年代解放区文艺里，不仅贡献了新式农民形象，而且创造了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在人物描写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方法，故事性强，语言平实朴素，因此，对解放区的小说创作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文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烽、西戎的《吕梁山英雄传奇》是章回体长篇小说，以吕梁山下的康家寨为背景，描述了边区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过程。作品以农民群众的主动觉醒和民兵队伍的日渐成熟为主线，串联诸多典型、生动的故事，刻画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一幅人民抗日斗争的英雄画卷。作品章回醒目，情节生动，语言通俗，可读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