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举借债务”真能遏制拿政绩透支未来？

“严禁公款私存及私设‘小金库’，严禁任何单位以任何形式超标准、超范围发放津补贴和奖金福利；严禁违规使用财政资金发放津贴补贴；各级政府  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举借债务，不得以任何形式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提供担保……”云南省政府近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管理规定》（下称《规定》）  禁止上述行为。 

曾几何时，舆论媒体争论着这样一个话题“马路、广场修得漂漂亮亮，而政府负债累累，这样的领导班子算不算称职？”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政绩工程出官”的一些领导干部而言，在短时间内就能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积累“政绩资本”，应该是百利而无一害。但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政府高负债，虽然是行政公权力行为，却有可能引发“社会性”的风险。换言之，上届政府举债搞建设留下的“政绩”，看起来是下届政府班子的“包袱”，而实则是广大纳税人的“包袱”。为了还债，一些地方政府不但没钱用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甚至还有可能想方设法在公共服务和集体福利中偷工减料，乱收费、乱摊派。这势必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危及社会稳定。为此，笔者以为，严禁各级政府通过企事业单位举借债务，不得以任何形式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提供担保……的确值得点赞，但未必能遏制部分领导拿政绩透支未来冲动。

其实，早在2012年，就有相关审计报告显示，部分地方政府“快出政绩靠借钱，只铺摊子不管还”。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13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偿债率超过20%，最高的达60.15%。缘何会有这么多不顾实际偿债能力大肆举债的地方政府？究其一点，在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看来，举债搞建设可以为自己谋取政绩，而其升迁或调整到其他地方任职，巨额债务负担又不用自己承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花公家的钱不心疼”、“反正有公共财政还债”，又“何乐而不为”？

不可否认，近年来，在“政绩工程出官”观念主宰下，一些官员在工作中缺乏长远观念、全局意识，为了在短时间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为积累“政绩资本”，只做表面文章，不求工作实效，大搞劳民伤财“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而一直备受公众诟病。以至于一些地方把政府举债当成了势所必至，甚至假借民生领域，义务教育、卫生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支出比例日增，财政供给人员待遇逐年上涨，不可预见性支出增加等由头，最后形成政府欠账越积越多的怪圈。鉴于此，仅靠《规定》的作用是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某些官员心中的政绩冲动的，为了追求“政绩资本”，他们仍有可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拿政绩透支民众和地方政府的未来。

据专家分析，按照现行地方治理架构，抑制地方政府举债，除了监督机构认真履责，尚无其他良方。事实上，一个地方的财政报告，除了宏大诱人的增长数目字和笼统的财政支出项目外，很少愿意用真实情况反映地方政府的举债数目。要么对既有债务大窟窿长期避而不谈，要么在年度财政运行过程中，地方党政领导随机拍板继续举债，也总能竭力避开监督机构的辖制。为此，用禁止“举借债务”的《规定》，来遏制地方政府举债冲动，需要的是各级监督机构多长个心眼儿，严格依照相关法规要求监督、审议。或许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一些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地方领导，有偿还能力要“借”，没有偿还能力也要“贷”的“政绩冲动”。（鱼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