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湘军正名:书生为何能带好兵

19.12.2015  13:09

曾国藩庆贺太平宴》,清末年画。正中榻上坐着李鸿章(左)和曾国藩(右),左边从左至右依次为左宗棠、骆秉章,右边坐着彭玉麟、曾国荃等湘军统帅。

为什么书生能带好兵呢?不是因为他们文章写得好,或者品德高尚有古君子之风,而是因为,他们是读书人,能够整合国家资源,对于筹饷自然有莫大的帮助。而能筹到饷,甚至能源源不断筹到饷,那么,这样的人去统领一支军队,就再也合适不过了。这就是书生领兵的本质所在。

湘军”一词的构词法,值得说几句。“”是湖南,指地域,“”是军队,可以说是一门行业,那么,所谓湘军,即以地域加上行业,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名词。与之类似,有晋商、徽商,乃至绍兴师爷、扬州瘦马,都用了相同的构词法,前面是地域,后面是行业,且都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专词。

湘军”之“

细细分辨“湘军”这两个字,就会有新认识。“湘军”之“”,现在都理解为指称湖南。可是,回溯到这个词最初被使用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指湖南,而是指湘乡。当王、罗泽南在湘乡组练一千余名乡勇,去长沙接受曾国藩的节制,这支军队就叫“湘勇”—来自湘乡的勇营。当时,除了湘勇,还有宝勇(宝庆)、浏勇(浏阳)、平勇(平江)、镇勇(镇筸)等各色称号,皆是与湘勇平行并列的名词。可知,彼时的湘字,只是一县的代指,而非全省的简称。

随着湘军名气看涨,又有了一句名言,曰“无湘不成军”;通常理解为军中无湖南籍将士则难成劲旅,则此一“”字又指湖南。其实,这又是一个误会。最初,此字仍是指称湘乡,而这句话不过是用来赞美湘军创始人—罗泽南,意谓他所率领的湘勇在当时的湖南省内是最精锐的部队。增字释义,应说“无湘乡勇不成湖南军”,才是原义。

曾国藩麾师东进,终克南京,其间,“湘军”二字渐渐见诸公文,众所周知。然而,其时所谓“湘军”,与今日所讲的湘军仍有不同的地方。当时公文,有时用湘军,有时用楚军,有时称湘勇,或又称楚勇,而这些词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即“湖南军”。同时,如“豫军”(河南)、“苏军”(江苏)、“江军”(江西)、“鄂军”(湖北)等称号,都是指称某省的军事力量,与“湘军”是同一用法。而后人所理解的湘军,则专指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统帅的以湖南籍将士为主体的军队。两者是有区别的。当时,在湖南省,除了曾、胡等人所率的湘军,还有巡抚、提督统制的绿营,以及地方上的零散武装,这些军队都被称为湘军。湘军真正成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湘军,被赋予专有名词的意义,还需要后来衍变的时间。包括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刘坤一在内的历任湘军统帅,在咸丰、同治、光绪三个朝代,迭出代兴,南征北战,这才将“湘军”两个字从泛指的名词塑造为专有的名词,从这以后,也才有了所谓湘系、湘军集团的说法。

湘系,即湘军系。曾国藩及其弟国荃所部属于湘系,其他如胡林翼、左宗棠、刘长佑、彭玉麟、刘坤一等人也是湘军系,这些人及其部队,相互间当然有联系,但亲疏有别,并非抱成一团、不分彼此,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相联属。在湘军内部,早有非湘籍人士担任高级将领的例子,如塔齐布(满洲)、鲍超(四川),都是湘军的统帅。在后期,则有著名的徽商胡光墉(雪岩),他跟左宗棠关系密切,也可以视作湘军集团的一员。又如吴大澄(江苏)—他率湘军参加甲午战争,在北方全军崩溃,可以说,湘军最后就“断送”在他手上—也可视为湘军集团成员。在此意义上,“湘军”不仅是个军事组织,而已成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概念。

有趣的是,自甲午战争,直到民国开国,乃至后来的抗日战争,这期间也频繁出现“湘军”这个词。有些军队因在湖南作战,或因军中湘籍将士比较多,也被称为湘军。当然,以上这些不过是遵循历史惯性,沿用以前的称呼而已。

湘军之“

湘军将领以湘乡籍人士为多,然而,湘军统帅,除了曾国藩、国荃兄弟,其他几位都不是湘乡人,如胡林翼是益阳人,左宗棠是湘阴人,彭玉麟是衡阳人,刘坤一是新宁人。再看士兵,固然有“无湘不成军”一说,表示湘乡士兵绝对是优质兵源,但是否意味着只有湘乡兵才是湘军主力,才能成为精锐部队?不是这样的。湖南一省之内,湘乡一县之外,还有不少出产优质兵源的地方,如邵阳,如湘西辰沅一带,如衡阳。再者,根据一贯流传的湘军选兵标准—尽量选用“朴实农夫”,而不要选用“城市油滑之人”,如长沙人—似乎可以判断,长沙府不能出产优质兵源,但是,偏是这些“城市油滑之人”,一旦遭遇名将,也能训练成为雄师,譬如勇冠湘军诸部的“霆军”。

曾国荃回湘乡募勇,曾说,兵源最好出自离他家附近若干里的范围,稍远一点,哪怕同是湘乡人,也不可靠。这种标准,有什么道理呢?除了同乡在语言习俗上比较亲近,易于沟通,恐怕并无太多道理可讲。曾国荃仿佛在说,我们家门口的人如何如何不得了,除此之外再无什么人才,这真是狭隘的成见。这种地域上的成见,实在是将来湘军集团之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滥觞。一县之人还要搞歧视,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未来,湘军中湖南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直至最终引发“湘淮不和”(即湖南人与安徽人之间的争斗),譬如,李鸿章作为安徽人,从湘军阵营中愤而出走另立淮军;程学启本是曾国荃部下的猛将,只因受不了湘籍人士的歧视,脱离湘军,转投李鸿章;还有攻克南京首先入城的朱洪章,因为是贵州人,也受到湘籍人士的排挤,落落寡欢;直到光绪年间,王闿运还在感叹,湘淮之间的矛盾无法调解。当然,负面影响也可能结出正面的成果。譬如淮军之成立,淮军之成为劲旅,李鸿章之所以成为一代伟人,正是这种负面斗争无心插柳得出的成果。同时,湖南本省人之间也斗得厉害。譬如,湘军初建,王和曾国藩亦不和谐,刚开始合作,就分道扬镳。此后,曾国藩与左宗棠,左宗棠与郭嵩焘,也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可以说从头斗到尾,甚至至死都不原谅。如郭嵩焘对左宗棠,当他听到左宗棠的死讯,在日记中写道:“且伤且憾。”“”,指左宗棠为国家元勋,又与自己有数十年的交谊,于公于私,他的逝世都令人伤心;“”,则谓左宗棠“矜张恣肆”,“专恃意气”,本来能做“一代名臣”,却因为这些坏毛病而不能达标,真是“自毁已甚”(《郭嵩焘日记》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三日)。举世公认,左宗棠是一代伟人,郭嵩焘却抱着私怨,不肯承认,可想而知他们的矛盾有多深。

这些争斗有时候显得非常的残酷,与“团队精神”大相冲突,不妨说:团结并不是湘军的特色。曾国藩在军中经常强调的一句话,曰:“胜不攘功,败则相救。”打了胜仗,有几分功劳就领几分奖赏,不要把别人的功劳抢过来,也不要虚报自己的功绩,这是“胜不攘功”;“败则相救”,则说一同出战,谁的战况好一点,而友军那边有麻烦,那么,行有余力就该去救助友军,尽管这么做可能让己军陷入困境,但一定要去救;如果袖手不管,甚而在军中形成这样的风气,那么,湘军就难以成功。曾国藩这句话,本是用来总结绿营崩溃的教训—清代的国家经制军队是绿营,绿营崩溃之后,像湘军这种勇军才登上历史舞台。曾国藩不想让湘军成为另一个绿营,才时刻拿这句话提醒将领们。这话固然说得对,但是,正因为湘军将领之间、各支军队之间确实出现了“胜则攘功,败不相救”的情况,他才要格外强调这条军令。这种情况,不是一起两起的孤立事件,可以说,在湘军作战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因此,可以说,团结不是湘军的特色。

至于不团结却能做成一桩大事业,这是什么道理?这就需要我们回顾湘军历史,看一看从组建到攻克南京,再到各军分头发展,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梳理这些事实,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出答案。

湘军之“

湘军不是一支组织严密、有唯一统帅、令行禁止的军队。湘军内部有不同的源流,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山头。湘军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是老湘营,一是曾军。其实,在此之前,已有一支由湖南人组建的军队,规模可观,堪称湘军的嚆矢。此即咸丰元年由江忠源率领赴援江西的楚勇。只是,江忠源逝世得早,他的军队虽然由他的兄弟继承,但终未能发扬光大,不足以形成一派。

老湘营几乎全由湘乡人组成,由王创建、训练与指挥,他逝世后,其军交由左宗棠率领。在宗棠的统带下,这支军队逐渐扩充,自江西经安徽一直打到浙江,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军队协力消灭太平天国;后转战福建广东,追剿太平军余部;续又挥师北上,在中原与捻军作战;最终奉命进入西北,在陕、甘、宁、新作战,立下彪炳战功。这就是老湘营。

曾军则是曾国藩、国荃兄弟的直属部队。其初,部队由国藩亲率,在湖南、江西作战,然而战绩不佳。其后,国藩回家守制,军队由国荃接管,自此才逐渐成为精锐之师,攻克安庆,收复南京,立下清廷战胜太平天国的头功。然于收复南京之后,此军大部遂被裁撤,不能像老湘营一样,在攻克南京之后还继续战斗了十几年。

此外,胡林翼主政湖北期间,李续宾、鲍超受其节制,称为“鄂军”。李、鲍之军实为当时清方阵营中最精锐的部队,他们并不接受曾国藩的指挥。直到续宾战死、林翼病逝,鲍超调归曾国藩指挥,“鄂军”才解体。

老湘营的生命力强于曾军,鄂军的战斗力强于曾军,二军与曾国藩的关系亦非密近,但是,一般看法仍认为三者从始至终都属于湘军系统,而他们的领袖都是曾国藩;这并不符合事实。

书生领兵

一般说法,都称赞曾、胡是“书生领兵”—二人皆出身翰林,创建湘军前未有丝毫军事经验。然而,为什么书生能带好兵呢?不是因为他们文章写得好,或者品德高尚有古君子之风,遂令十数万农夫乐于受其驱遣,放下锄头,抓起枪杆,出生忘死,保家卫国。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他们是读书人,是学而优则仕且仕途很不错的读书人,在传统中国,只有他们这样身处官僚系统的人才有机会去接触去使用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政资源以及政治资源。他们能够整合这些资源,对于筹饷自然有莫大的帮助。而能筹到饷,甚至能源源不断筹到饷,那么,这样的人去统领一支军队,就再也合适不过了。这就是书生领兵的本质所在。

胡林翼、曾国藩与左宗棠,他们都具有卓越的财政能力。胡在湖北,曾在安庆,左在兰州,庞大的军费从哪里出来,又如何精心分配下去?这是他们在日常工作中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语云,统帅要能“运筹帷幄之中”,运筹啥呢?我看主要就是敲算盘。运筹具体的战役,那确实需要人才,而且是真正的将才,但这不是需要主帅去运筹,或者说,不需要主帅天天去运筹—当然,三位统帅能够识拔将才,指挥具体战役的工作自然能够歇肩。统帅时刻操心的问题,是柴米油盐,是钱的问题:钱从哪来,来了之后怎么花?预算没做好,或者遇到突发事件,产生巨额赤字,能不能补上缺口?几支部队挤在一块都要用钱,先给谁,后给谁,怎么决断?十万火急之时,找谁去挖一笔巨额现金?计无从出,是不是胆敢冒险向同僚甚至向皇帝打几句诳语,先把钱弄到手再说后事?因为银钱上的争执,值不值得跟老朋友翻脸,吵架一直吵到北京,当着皇帝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浑然不顾国之大臣应有的休休有容?这一切,就是统帅每天所运筹的事情。胡、曾、左之所以成为湘军统帅,决不仅仅因为他们具有高尚的品德,超强的能力—不论文章技巧还是个人修养,不论战略高手还是天才战将,这样的人在湘军中决不少—他们成为湘军大佬,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卓越的筹饷能力。(谭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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