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适应新常态 必须适应市场化

    国内学者称，中国目前由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经济增速下降到7％，下一步到6．5％，再到6％，这是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过程中算高的增速了。全球经济放缓和经济构成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经济放缓的外溢效应可能被夸大了。而且中国的货币政策没有进行量化宽松，也就是所谓的QE。       未来五年，中国将不再纠结于GDP增长，而是尊重经济规律，注重GDP的科技含量、民生福祉。这是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传来的消息。而在整个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适应新常态？金融如何适应新常态？国外学者又如何看待全球经济放缓和中国经济新常态？       在10月29日举行的2015年金融街论坛暨第11届北京国际金博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央行行长助理殷勇、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表达了各自观点。       厉以宁称，“中国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就必须适应市场化。中国目前由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经济增速下降到7％，下一步到6．5％，再到6％，这是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过程中增速算高的了，如果能长期保持在5％，那也不错。”在殷勇看来，“中国经济放缓的外溢效应可能被夸大了。而且中国的货币政策没有进行量化宽松，也就是所谓的QE。”斯宾塞则称：“全球经济放缓和经济构成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整个全球的经济体当中，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经济发展得如此好。”       适应新常态必须适应市场化       “我们过去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而适应新常态必须适应市场化，新常态对于企业来说，就是要自己找销路，自己筹资金。如何适应新常态？就要适应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厉以宁说，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占GDP的60％至70％，其经济增长率一般在3％，顶多4％。中国统计局今年三季报显示，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了51％，三产将继续发展。       在谈到金融如何适应新常态时，厉以宁谈到最重要的是农村改革问题。“中国农村改革现在主要是农村土地的确权，土地确权以后才有农村的各种新迹象。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浙江杭嘉湖三个市对土地确权后的农村进行调查，平湖几个村庄、小镇地下全是红的，放炮仗庆祝土地确权验收。嘉兴市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后短期就变成1．9:1了，主要是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因为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就安心了，到外面去做生意，土地就流转了。农民确权以后要抵押贷款，房子权证可以抵押，承包地可以抵押，宅基地可以抵押，房子也可以抵押，金融的压力就增大了。针对当前中国农村的变化，金融一定要适应新常态。       厉以宁建议，应大力建设公共投资基金。公共投资基金是混合所有制的，城市建设用公共投资基金的方式，而公用事业、公共建设的资金需求量大。“我们考察了澳大利亚、新西兰都这样做，城市依靠公共投资基金筹集的资金，项目公布、账目公开，供民众多投资审查，这样就会越滚越大，不仅解决城镇化的质量，还提高城镇化的建设速度。金融还可以帮助创新，比如把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送到资本市场里去。”与此同时，他还鼓励国有大企业改革，国有大企业改革之路就是混合所有制的路，混合所有制就一定有银行参加，有民营企业参加，它才是混合所有制企业。金融最后走到混业经营是必然的，商业银行也是走混业经营的道路。       “为了适应新常态，地下金融应该趁早把它放到地面上来，变成阳光下的金融。”他说，金融深化理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金融的主动性、积极性发挥出来，为金融进一步发挥作用，应该做到金融的优化管理。金融的优化管理即能够防止风险，防止各个金融领域之间相互传递的影响，还有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是真正把金融作为企业来看待。       勿夸大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外溢效应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必然会放缓。2015年上半年我国GDP的实际增速是7％，三季度进一步下降到6．9％，在由高增长向新常态转变的过程中，经济的放缓引起很多关注。甚至有人把新兴市场的经济放缓、发达国家的复苏缓慢，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调整都归为中国经济放缓所造成。       “中国经济放缓的外溢效应可能被夸大了。”殷勇对此表示，中国经济体量在不断增大，按购买力评价来衡量，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大概在16．6％；如果按当前汇率来衡量，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为13．4％。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达到10．8％，经济速度放缓对其他经济体产生影响，这是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放缓影响的程度可能不像外界人说得那么大。全球经济放缓和资产价格调整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不能全部归为中国因素的影响。       他以石油为例。“石油价格每桶曾跌破40美元，而同期中国石油的进口量几乎没减少过，今年1－8月份我国石油进口同比增长9．8％，很难用中国经济放缓或需求放缓来解释石油价格的放缓。对其他自然资源商品价格的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殷勇说。       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殷勇进一步分析称，2010年全球GDP平均增速大概在5．4％左右，而同期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大概是1．3个百分点，2010年中国的贡献率大概占1／4左右。2015年，预计全球GDP增速大概在3．1％左右，而中国对GDP的直接贡献可能达到1．1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比例可能达到1／3，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五年前的经济增长，不仅贡献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所以不能夸大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的外溢效应，全球出现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更多非中国因素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进行量化宽松，也就是所谓的QE。”殷勇称，过去一段时间，央行主要靠外汇占款去投放基础货币，随着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不断趋向均衡，外汇储备大规模积累的时代可能基本结束，外汇占款作用在下降，在这个背景之下，央行推出降息、降准、短期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还扩大了对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等政策措施。中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仅没有增加，还出现了下降。截至9月末，央行资产规模同比下降了3％，比央行的高点下降了5．6％。中国的利率水平仍处在正常区间，一年期的存贷款基准利率是1．35％，银行的七天回购利率大概在4％左右，这跟欧、美、日经济体接近0的名义利率水平是非常不同的。央行收缴的存款准备金率仍处在历史上较高的水平，所以中国利率还有较大的弹性和空间。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空间还较大，中央银行可以使用的工具还较多，中国的货币政策没有实施量化宽松。       而且中国外汇储备具有充足的流动性，在去年年中的时候最高接近4万亿美元，之后平稳下降，到2015年9月末大概在3．5万亿美元。殷勇说，中国外汇储备能为央行的外汇市场操作提供可靠的资金支持，流动性是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之一，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质量和流动性安排能用于维护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安全。       实现平衡稳健的经济发展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许多国家都受到极大的挑战，中国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政策来应对，并且不再那么看重经济增速。       迈克尔·斯宾塞表示，中国政府现在提出新常态这个概念，它带来的讯息是，中国对未来的展望以及经济发展会有一些调整。事实上，金融危机波及了很多国家，影响了很多经济体。在整个全球经济体中，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经济发展得如此好。       “美国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增长率能达到10％；英国是3．5％—4％的增长率；当时欧元区有所放缓，是3％的增长率，日本增长率是2％的水平。相对于新兴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它们是成熟的经济体，但在过去6年半没有任何增长。”斯宾塞称，按照外汇储备来衡量，也看到中国GDP增长了6．6％至6．7％，这对中国来说非常不易，尤其是在国内需求非常疲软的情形下。       但他发现，货币调控政策不能真正缓解滞胀的现象，货币政策也不能支持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中，不管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不管如何降低融资成本，投资确实没有任何增加。失业率在美国都非常高，现在达到5．1％。在日本、欧洲和一些新兴国家，都争相使用货币政策调控，但都没有进行去杠杆化的工作。       斯宾塞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重视贫富差距的分化，应该把更多的收入从上层的收入群体中导引到底层。因为上层收入经济体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想实现平衡稳健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关注贫富差异，并且缩小贫富差异。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不仅能支持增长，还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中国在适应新常态的时候，在过去大规模依靠投资，今后需要进一步促进增长，在供应方也需要做出改变。       “在中国以外的国家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而没有真正去寻求更加平衡的政策来应对财政和结构改革，这样的情形在不同国家之间各不相同，但很多国家都需要改革。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今天全球经济放缓和疲软。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常态：有低的利率创造风险、杠杆的增加创造风险、利率也不会带来坚固的增长模式。”       什么是更加平衡的方法呢？斯宾塞说，首先在财政领域中，需要来区别长期的、生产性的投资和日常的政府支出，各国要区分开。我们需要用更平衡的方法在全球范围内来恢复需求。现在有大量资金，包括养老基金、主权基金、保险基金等，它们正在寻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如果有社会效益的话，会有非常大的投资需求。在发达国家中，存在基础设施等领域不充足的投资，可以通过公私合营、国际金融机构的方式来弥合差距。亚投行成立了资金池，从而能进一步促进公共领域的投资，投资基础设施和促进更广泛的国家经济增长，通过“一带一路”的实施，这在某种程度上能进一步应对全球投资的挑战，相信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仅是在全球经济发展方面，而且能进一步改善邻国经济的发展。   记者 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