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元青花梅瓶背后的文化交融

图为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资料图片

文物名称：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出土于长江下游地区）

青花瓷，源于唐宋、盛于元明，乃瓷器中的珍品，全国馆藏不过百件，绘有人物故事的更是难得。南京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就是一件举世无双的至宝。

梅瓶巧工妙丹青

“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由景德镇窑烧制，高44.1厘米，底部直径为13厘米，口径仅为5.5厘米。小口丰肩，斜腹平底，造型优美，线条圆润，雍容华贵，给人以凝重的美感。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幽雅，二者相互映衬。加之遒劲的拓抹绘瓷笔法，使画面有丹青之妙。

这件梅瓶的妙处在于瓶身腹部绘有的“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一故事：秦末农民战争中，韩信弃项羽奔刘邦。在与韩信的多次交谈中，刘邦重臣萧何十分赏识韩信。但一直不受重用的韩信渐生不满，在刘邦至南郑途中离去。萧何发现后连夜策马追赶，终于劝得韩信回心转意。随后萧何向刘邦举荐韩信，刘邦遂拜韩信为大将。

梅瓶从上到下描绘了6层疏密有致的青花纹饰，所饰的西番莲、杂宝覆莲纹、变形莲瓣纹、垂珠纹等都很好地为“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个主体纹饰服务，从而使得整个器物浑然一体，主题鲜明突出。这副图案创作的灵感来自于元杂剧中对这段历史故事的演绎。作为汉家史学经典《史记》中的典故，“萧何月下追韩信”被元杂剧的创作者进行艺术加工后搬上舞台，受到蒙古、契丹等各民族的喜爱，并被援引到诸如瓷艺等众多艺术门类中。

名瓶名将两相宜

“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于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长江下游城市南京。富有传奇色彩的是，这件梅瓶不是被文物专家考古所得，而是经盗墓贼之手，几经辗转才被收入南京市博物馆。

提起梅瓶的来历，就不能不提明朝开国功臣沐英。

沐英自幼父母双亡，8岁那年，流浪至濠州城，被当时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朱元璋收留。朱元璋见沐英机灵可爱，加之当时膝下无子，便认沐英为义子。沐英18岁时任帐前都尉，随朱元璋南征北战，被授镇国将军一衔。公元1392年，沐英病逝于云南，年仅48岁。朱元璋追封其为黔宁王，命令将其遗体运送回南京，赐葬南京牛首山，牛首山的别号“将军山”由此而来。

“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就是沐英的陪葬物品之一。韩信是著名的军事家，其成就被历代武将所敬仰推崇，而这件青花梅瓶所描绘的，正是军事天才被帝王发掘重用、最终成就一世荣光的故事。这样的际遇，正暗合了沐英的事迹。将如此宝物赐予沐英陪葬，足见朱元璋对这位义子的重视和哀思。

1950年，沐英墓被盗，多件文物流落民间，“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就是被盗文物之一。当时在南京文物公司工作的陈新民看到有人在南京市新街口附近兜售这件梅瓶，一眼认出此乃稀世珍宝，便出5根金条买下。后经文物专家鉴定，此瓶是一级国宝，由南京市博物馆保存。

文化交汇铸大器

作为中原大地上特有的艺术瑰宝，青花瓷缘何能在元朝达到鼎盛时期？

元代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战争的洗礼与王朝的更替，让唐宋延续的传统文化艺术趋于平淡。大批归隐的汉家文人，在历史夹缝中创作出新的文化形式，元杂剧就是其代表。北方蒙古人对元杂剧故事非常着迷，元人开始将故事凝固在厚重结实的瓷罐上，成就了元青花最具魅力的特色，“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就是典型的代表。

元青花普遍器型挺拔，带有“圆口葵口、大盘大罐”的工艺特色，大改传统瓷器含蓄内敛风格，彰显出大气豪迈的气魄，这和蒙古族的“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放习惯有直接联系。另外，元人还注重对青花原料、瓷坯的引进，根据社会背景，对青花器形、纹饰等进行调整创新，使其符合蒙古族和汉族的审美需求。可以说，元青花之所以能在唐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得益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二者的交融贯通。

公元12至13世纪，蒙古军多次西征，与此同时也打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通道，这也给元青花添上了一抹外域文化的色彩。例如波斯古代清真寺中的装饰花纹与金银器的装饰风格等，都直接影响了元代青花瓷的装饰风格。

从工艺纹饰到自由写意，从单纯的纹饰到选择中国古代历史题材作为器身图案，在汉蒙文化、中西文化大交融的背景下，元青花完成了蝶变。沧海桑田800余年，元青花依然闪耀着“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艺术光芒。